近年來，關於瓷器的想像與官場的灰色經濟緊密相連。源起於請托、招標等名利之事，催生出來巨大的禮品需求，支撐了景德鎮歷史上空前繁榮、興旺的藝術陶瓷市場。但在浮躁、急功近利且失範的時期，這個看似已然勃興的市場正在被異化並走向畸形。

春節前後這段時間，因為嚴厲的反腐倡廉新政影響，馮駿的生意顯得有些蕭條，“風口浪尖上，大家都不敢出手。”

馮駿是景德鎮從事藝術陶瓷收藏的資深藏家。他的主要客戶是官員和富商。往年，春節前後是他生意最好的時候，“每到 10月份以後，市場一個月比一個月熱，熱到過完元宵為止。”但今年的情況有些不一樣了。

“十八大”之後，中央“八項規定”、“六項禁令”相繼出臺，公款吃喝得以遏制，以傳統高檔保健品和煙酒為主的禮品市場明顯回落。馮駿原以為因傳統高檔煙酒受限而溢出的需求會轉移到藝術陶瓷市場上來，現在看來，這個判斷有些樂觀了。

雖然整個市場受到了一定影響，但像李純林這樣真正大的藏家受到的影響還是不大。

在過去的10年，他們親歷了景德鎮藝術陶瓷市場的瘋狂增長。而支撐起這個興旺市場的是轉型期中國龐大的官場經濟。

馮駿和李純林們希望風頭趕緊過去，他們幾乎很難相信，會因為新政的影響這個市場就此蕭條。

官場“雅賄”與瓷器市場

這樣一個市場是真實存在的。例如，兒子要當兵，送一個瓷器給首長很順理成章；一家企業的項目卡在某個領導的手裏，這時候，老闆也許就需要送個百八十萬的瓶子過去。

馮駿說，工作升遷、求人辦事，都有需求。“你總得送一個體現價值的禮物以示尊重。送現金領導不一定敢要，但送個100萬甚至1000萬的瓷器，領導收了也不容易犯錯誤。它只是在特定市場環境下賣到了100萬或1000萬，但按正常的生產成本或價格則遠低於此。”

瓷器因為沒有明確的定價標準，一旦東窗事發，價格的模糊也可以成為很好的搪塞理由。

曾有紀委的辦案人員就某位官員受賄的瓷器專門到景德鎮找作者本人核實。根據這位大師的市場行情，那位官員收受的瓷器價格已經飆升到了500萬元。但那位大師回復紀委說，這瓷器也就值5000元吧。之後，只能不了了之，事實也無法求證。

這種不確定性，打破了傳統禮尚往來中的等價交換原則，也使得瓷器成為了“雅賄”媒介。它價格模糊、隱蔽安全，同時又附庸風雅，因而廣受灰色禮品市場的歡迎。

景德鎮的藝術陶瓷市場就這樣慢慢壯大。根據景德鎮的官方統計，2010年景德鎮市藝術陶瓷年產值達到50.9億元，2011年達63.75億元。

趙樹新在景德鎮經營一家官窯。歷代官窯本來就很貴，從生意角度沒法規模化經營。趙樹新說，他做官窯主要是為了交朋友，交那種“跟錢過不去”的朋友。一般有人來找他做官窯，他都會勸說，你跟錢過不去啊？“但有些人就是跟錢過不去。送領導的，買官窯的居多。”

這是中國式的消費，與其他高端藝術品類似，正常渠道根本無法消化景德鎮龐大的高端藝術陶瓷產量，雖然私人收藏這些年漸漸興起，但官場裏的生意仍然是這部分市場消費的主流。不同級別的官員分別對應著一個與之官銜要害程度相匹配的送禮價位。

高端藝術陶瓷的送禮人多是這十幾年富起來的商人，他們的業務往往與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例如房地產商、承包工程和爭取項目的老闆們。這些人來自北京、上海、浙江、廣東等發達地區的居多。

當地的另一位藏家李純林告訴《中國經濟週刊》，曾有一個開發商一次性買了一個億的瓷器。來找李純林的買家有很多也是房地產開發商。“這些人需要銀行的貸款，也需要與政府打交道，他們往往是瓷器最大的需求者。”

馮駿將來找他的人總結分類為這麼兩種：手裏有權的和口袋裏有錢的，一個是買家，一個是付錢的人。“大部分情況下，官員帶著買單的人一起來，而買單的人一般是企業老闆。” 領導帶著隨從，若看上某個瓷器便會詢問價格。“我經歷了這麼多，學都學會了，趕緊報個價給他，如果他說，這個不錯。也不現場買，第二天，那個買單的會回來找我想辦法搞定。”

馮駿說，那些從他手裏買了東西的官員都很感謝他，因為那些東西後來可不只是漲了一點點而已。“8年前，廣東省一位官員從我手裏買了一塊瓷板，當時的價格是13萬，現在238萬都不止。買對了人的作品，就跟中簽一樣，一直往上飆，漲得比房價還要快得多。”

不少官員會拿一些別人送來的瓷器，請相熟且值得信任的行家幫忙鑒定。行家們發現，不少真正的好東西在官員手中，“尤其是熱門領導手中。”而幫忙轉手兌現似乎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馮駿說：“一般會以低於市場價20%的價格給我，這些東西放在他們手裏也沒用，還不如變現。”

但急於出手賣掉的畢竟是少數。李純林分析：“一方面，知道賣不了預期的高價；另一方面，事情總會敗露出去的，怕傳出去人家說這個人全賣掉了。”

官員是大師們的上帝

經常會有官員找馮駿、李純林這樣的藏家，打聽某位大師作品的價格。官員也喜歡借藏家的眼光幫他們推薦一些好東西。

李純林告訴《中國經濟週刊》，現在送給領導的東西必須遵循兩個原則：第一，講名氣，大師名氣越大越好；第二，講價格，價格越高越好。“因為領導們之間也愛比較，自己擁有哪位大師的作品。”

事實上，沒有一定的鑒賞水準，一般人很難判斷一件瓷器的價值，因此，大師效應成為簡單迅速的衡量標準，大師的名氣而非作品本身的藝術價值成為了市場的定價標準。國家級大師的作品動輒幾十萬、上百萬，職稱成為了瓷器價格的放大器。這也使得景德鎮的藝術家對評職稱趨之若鶩。

大師們很樂意與官員們交往。他們甚至會想盡辦法吸引官員到來，因為這些人會帶來買單的人。

景德鎮瓷器的興旺與龐大的官場需求之間的關係緊密而微妙。“沒有官場生意，怎麼養得起這麼多大師？某種程度上，盛世的大師們就是由整個官場裏的生意滋養起來的。”一位河南籍的省級大師向《中國經濟週刊》坦言。

如果說顧客是上帝，那麼，官員群體便是大師們的上帝。大師們很喜歡說，哪位大領導或大領導的老婆喜歡他們的作品。

在一個區域範圍內，高級別官員，尤其是處於塔尖上的那部分官員的興趣喜好，對該區域的官場興趣喜好風潮，有很強的導向作用，官銜從低往高，紛紛效仿跟隨，以求跟上級領導產生共同的話題，甚至“情感上的親近”。

如果哪一件作品能獲得某位高級別領導的中意，那麼這位大師的其他作品很快也會水漲船高。

李純林手裏有一個本子，詳細記錄了哪個領導喜歡什麼樣的東西，他因此很清楚領導們的喜好，領導們也喜歡找他。

畸形的“大師時代”

若干生產“大師”的評選機制的背後，是一大批等待成為“大師”的參評人、幫買“大師”的中介人、大師背後的槍手群，還有等待“大師”出爐後炒作、送禮的買家和賣家們。

“許多大師要拼命應酬拉關係，不然，誰來買他的作品？聽說哪里來了一個客戶，哪里來了一個老闆，哪里來了一個領導，那得趕緊過去接觸。如果他那裏正好來了買家，那他就得想盡辦法把人留住。這樣哪里還有時間畫畫？”熊晉生的講述很是激動。

於是，代筆這一職業產生了。

不僅是熊晉生，幾乎所有接受採訪的藏家和玩家們都說，“現在景德鎮稍微有點名氣的，90%以上都有‘槍手’，從國家級大師到省級大師甚至高工，絕大多數都有代筆。”

90%是業內的一個普遍估算。根據熊晉生的總結，那些不會畫的大師、畫不動的大師、沒時間畫的大師、著急掙錢還債的大師，都是“槍手”在代筆。

替大師代筆的大部分都是自己的弟子，操作過程很簡單，一張瓷畫的大多數由弟子完成，師傅只要點兩筆再署上自己的名字即可。

而代筆的弟子除了跟著大師學習調色等，每個月能拿到2萬~3萬元不等，出師後還能掛上某某大師弟子的名號，對他們而言也是一筆划算的買賣。

就在記者採訪某位大師時，這位大師的畫作還被一個內行玩家當場指出是代筆之作。場面頗為尷尬。

但這也只有真正內行的人才能分辨出來，大多數人仍然無法辨別。“若干年後，當市場歸於理性，很多玩家會猛然發現，自己手裏一堆贗品。”

何為“雅賄”

“雅賄”是賄賂返回時的新變種，行賄人不再送官員真金白銀、香車豪宅和有價證券，改而送名家字畫、珍奇古玩等，由於“雅賄”需求的不斷膨脹，現在社會上已形成一個產業鏈。

（郭芳　簡文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