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夏末，由陳毅市長提議，決定開始在上海市尋找中國共產党第一次代表大會會址，迎接即將到來的1951年7月1日，即建黨三十周年紀念日。

上海市委討論後決定由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姚溱直接領導這項工作。姚溱叫來軍事管制委員會文藝處幹部沈之瑜，讓沈之瑜與楊重光負責具體工作。

姚溱說:“聽說：一大’是在法租界開的會。 ”

沈之瑜聽後雙眉緊鎖:“法租界範圍也太大了，洋涇以南，城隍廟以北，這一大片地方原先都是法租界，悠長的淮海路就橫貫法租界。怎麼找法？”姚溱忙笑著安慰說:“你別著急，我給你提供一把‘鑰匙’。我讓市公安局局長揚帆把周佛海的老婆從監獄中放出來，地能幫助你們尋找! ”

姚溱說:“因為周佛海是中共‘一大’的代表。”揚帆手下，有一員來歷不凡的公安驍將，名叫周之友，就是周佛海的兒子周幼海。

周幼海向揚帆提供了一條線索:他的父親周佛海生前寫過不少記史性的文章，在他的《往矣集》一書中，提及過他出席中共“一大”時的真實情形。

在《扶桑笈影溯當年》一文中，周佛海記述了他1921年7月從日本來上海參加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情景，並提到了開會地點:“我和毛澤東等三四人，住在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樓上。當時學生放了暑假，所以我們租住。沒有床。我們都在樓板上打地鋪。伙食，當然是吃包飯。在貝勒路李漢俊家，每晚開會。”

貝勒路位於法租界，1943年，上海撤銷了租界，貝勒路也隨之以湖北省黃陂縣縣名命名，改稱“黃陂南路”。

第二天，周佛海的太太楊淑慧來找沈之瑜。楊淑慧說道:“李漢俊先生的家，我去過幾次，印象不很深了。不過，當年陳獨秀先生的家，也就是《新青年》編輯部，我在那裏住過，記得很清楚，能不能先去找那個地方？我記得，在法租界環龍路老漁陽裏二號。 ”

熟悉上海馬路變遷的沈之瑜忙說:“環龍路，就是現在的南昌路。 ”

第二天，沈之瑜、楊重光和楊淑慧三人來到南昌路。因為南昌路基本保持了當年的模樣，楊淑慧很快就找到了漁陽裏二號的位置。

根據查到的線索，楊重光來到太倉路，在老居民的幫助下，找到了一幢鑲嵌著紅磚的青磚二層樓房。後經各方驗証，証實這裏便是毛澤東、周佛海等9名外地代表當年下榻的博文女校。

最緊要、最難找的是中共“一大”會址。

在黃陂南路與興業路的交叉口，楊淑慧看著一家掛著“恒昌福面坊”大字招牌的房子，覺得就是當年李漢俊家。可是，讓楊淑慧不解的是:當年李漢俊家的房子是青磚中鑲著紅磚，可現在卻是白粉牆上面寫著一個四塊床板大的“醬”字。

最後，掛著“萬象源”招牌的醬園老闆董正昌告訴沈之瑜說:“1920年夏，一位姓陳的老太太出資在那裏建造了一排五幢房子，專門用於出租。房子坐落在望志路上，自東向西，門牌分別為100號、102號、104號，106號、108號。”

李漢俊的哥哥李書城租下106號、108號兩幢房子。為了居住方便，李書城把兩幢房子的隔牆打通了。

李書城搬走後，1924年，董正昌把這五幢房子全部租了下來，租給了他的親戚居住。他的親戚在106號開起了當鋪，後又改開“恒昌福面坊”生產掛麵。 中共上海市委派人把興業路的“一大”會址、《新青年》編輯部、博文女校拍了照片。 1951年5月，楊重光帶著照片專程赴京請示。

當年的“一大”代表毛主席和董必武看了照片。他們証實:博文女校是“一大”召開期間外地代表們住宿的地方，開會地點是在“一大”代表李漢俊的哥哥李書城的家裏。

於是，那一排石庫門房子，被確定為中共“一大”會址。

（苗體君 竇春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