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麗君

2.富商派實力增大，但基礎如浮沙

富商派得票率已經連續兩屆保持在38％左右，所得議席也維持在5席的高水準。如果不是選前兩日被廉署搜查競選分部，以及與黑道關系密切，“同力建設聯盟”也有機會取得1席，可見富商派差點取得直選議席半壁江山。無論如何，富商派已經成為澳門最有實力的政治派別。在其他國家與地區，商人參與直選通常沒有優勢，澳門卻完全不同。之所以如此，在於澳門地小人少，人情味濃厚，以及賄選屢禁不絕。富商派主要依靠鄉情、博彩從業人員以及賄選取得選票。但通過鄉情、賄選得來的選票並不穩固，尤其是通過賄選而得到的選票最靠不住。富商派真正較穩固的群眾基礎主要是博彩業相關的從業人員，其餘均屬虛浮票源，隨時可能流失。因此富商派38％的得票率並不能表明他們具有38％的群眾基礎。

(1)利用同鄉會等聯誼性質社團動員鄉親投票很有效，但效用已經呈下跌趨勢。具有不同內地籍貫的澳門居民在參與立法會選舉過程中，直接利用同鄉會等原本屬於聯誼性質的組織進行拉票，成效顯著並逐漸成為立法會選舉有效而特殊的方式。從2005年與2009年立法會直選活動看，同鄉會力量均聲勢浩大，陳明金、吳在權、麥瑞權便主要是依靠這獲得選票。但是從投票結果看，這屆與上屆相比較，主要依靠同鄉會獲得選票的兩組別“澳粵同盟”與“澳門民聯協進會”，得票已經呈現下降趨勢，所占比例也由上屆的22.7％下降為19.2％。可見，雖然同鄉會仍將持續成為選舉動員的有效途徑，但隨著社會發展導致的利益分化加深，同鄉會動員的有效性會逐漸減弱。

(2)博彩業從業人員是立法會直選的最大票倉。自從2002年博彩經營權開放後，博彩勢力以積極態度參與立法會選舉，另外，博彩業的蓬勃發展使投身該行業的從業人員大增，幾乎佔據澳門勞動人口的1/3，僅莊荷等文員性質的從業人員就有3萬－4萬人。正是受惠於龐大的博彩從業人員的選票，即使是以雇主身份出現的候選人，只要與博彩業相關，就可以輕易地取得雇員選票，這是任何其他行業候選人所難以企及的。梁安琪及陳美儀均主要依靠此而取得選票，陳明金與吳在權也一定程度上受惠於此。因此，如何加強與博彩從業人員的利益聯系，從而取得競爭優勢，擴大政治影響範圍，是各參選組別(力量)的選舉新課題。

(3)賄選是富商爭取選票的有效方式，但所得選票並非自己的群眾基礎。2009年賄選情況仍然較嚴重，因此富商派能取得5個議席，與賄選仍然關系密切，而這些選票是最靠不住的。

3.民主派選民隱形但立場堅定，因此民主派有堅固基本盤，但存在致命弱點

2009年參選的民主派陣營包括“新澳門學社”的兩個團隊“民主昌澳門”與“民主新澳門”、“新希望”、“公民監察”、“親民愛群協會”、“民主起動”、“社會民主陣線”。從表3可見，隨著選民的增加，民主派的選民也不斷增加，但是上屆與這屆都維持在34％的水準，因此估計目前民主派的選民基礎在35％左右。由於民主派選舉方面最大弱項是組織方面，2009年“新澳門學社”分兩組參選時擔心配票問題，結果其支持者自發配票並取得成功，可見民主派的選民素質較高且較為堅定。民主派的選民或支持者不是靠賄選、鄉情、職業等因素而得來，其選民多數隱形、不願公開，是理念一致或對政府不滿而使這些人成為民主派的支持者，因此其穩固性較強，且以知識分子為主。知識分子是民主派或反對派的基本票源。

這屆大學助理教授林玉鳳領軍的“公民監察”首度參戰，在沒有社團力量支持及霓選資源匱乏下，取得5396票。“公民監察”在競選期間積極推動改變澳門選舉文化，依託文化人之助，宣傳手法新穎，屢次運用具創意的新賣點創下澳門先河。作為新興政治勢力，其人才濟濟，都是精兵銳卒。只是受港大法學院院長陳文敏被拒入境事件、澳大迂校事件中其立場不鮮明等因素影響，最終未能當選。但是其代表的是新興政治力量，開拓了部分中產階層和年輕選民新票源，將民主陣營的票源擴大了，也為自己今後的發展打下基礎。

但民主派存在致命弱點:澳門人願意在無記名投票中支持民主派，但不願意加入其組織(因不利於到內地交流及加人政府)，因此其組織難以發展壯大。例如，“新澳門學社”經過近20年發展，其組織並沒有壯大，這屆選舉他們要分拆成兩組人參選，在人力分配上就捉襟見肘。“民主新澳門”組別排在名單第二的候選人是22歲的大學生周庭希，一審被判決詐騙及偽造文書罪名成立的吳成芳及因醉駕而留有刑事案底的陳華強均成為參選組別成員，濫竽充數。這凸顯其組織規模過小和人才匱乏，要找到願意加入他們團隊並成為合適參選人的人選很困難，這對其發展可說是致命傷。民主派的激進勢力則更沒有前途，自稱要做堅定或始終如一反對派的“民主起動”與“社會民主陣線”平時以抗爭性街頭運動而令社會側目，但在立法會選舉中所得選票甚少。澳門社會缺乏類似香港“社民連”那樣激進勢力存在的民眾基礎與政治土壤，因此激進民主派即使持續參選，也難以獲得認同，更難以當選。

(二)立法會內政治生態基本不變，社團政治會延續下去

這屆立法會與上屆立法會一樣，總議席29席，除了12位直選議席，還有10位間接選舉議席和7位委任議席。10位間接選舉議席仍然是在主要社團協商下產生，7名委任議員在直選結束後由特首委任。間選議席與委任議席多數是商界與專業界人士，且全部是傳統愛國派與富商派，或其他建制派。因此，這屆立法會的政治生態與上屆立法會基本一樣，即建制派或親政府派是立法會內的絕大多數，反對派或民主派雖然增加1席，即由上屆的3席增加為現在的4席，比例由10.3％增加為14％，但在立法會中仍然是絕對少數，所起作用不可能大。因此，澳門立法會仍然不會有多少政治爭拗，更不可能出現像香港、台灣那樣的議會政治。

而且，因澳門政治團體活動空間只有12個立法會直選議席，活動空間狹小，加上澳門人口素質不高，中產階級未成為一股政治力量，因此憑借鄉親、人情、博彩利益甚至賄選，便足以取得足夠當選的選票。這種條件下，澳門社團政治仍具有發展空間。因此，澳門社團政治形態在可見的將來仍會延續下去，政黨政治則難有生存空間。

(三)要求增加立法會直選議席的訴求會加強

立法會間接選舉，由原來的社團選舉變為現在的由既得利益集團高度操控的協商產生，且基本為黑箱作業操作，被認為“連社團理監事會選舉都不如”，這種落後於時代的間選方式已經被社會普遍詬病。委任議席更遭詬病，且根據過去在立法會的表現，委任議員普遍表現差，這更使委任立法會議員的形式遭到攻擊。

目前澳門立法會真正意義上的選舉只有直選。但是，因這屆與上屆立法會直選議席完全一樣，結果2009年選票分配及得票率均與上屆基本一致，這是2009年選舉的重要特點。這是因為，經過多年的立法會選舉經營與歷練，參與直選的各大勢力已經按自己的地域、階層、理念，聚集了一批選民，有了一批相對固定的鐵票。只要立法會的直選議席沒有增加，而選民人數卻增加，要取得一個席位所需選票將水漲船高，即當選門檻會一屆比一屆高，沒有“鐵票”的新興政團很難積蓄到跨過這道門檻所需要的能量。因此，如果立法會直選議席保持為12席，就只能是已有政治力量的天下，新興社團與人士基本失去機會，這已經被指為“超穩定”、“無法帶來新氣象”、“與現代社會人們求變心態格格不人”。

因此，只有增加直選議席，才能帶來直選議席結果的變化，新力量才有機會通過直選進入立法會，從而為立法會注入新元素和新變化。因此，立法會內與社會中，無論是民主派還是建制派，都在呼籲增加立法會直選議席，且呼聲日趨強烈。

(四)社會渴求立法會肩負監督政府的角色

1.勇於為民發聲和勇於監督政府者高票當選，預示要求監督政府呼聲提高

這次立法會直接選舉，得票排名第一位的是關翠杏領軍的“同心”，第二位是陳明金領軍的“澳門民聯協進會”，第三位是吳國昌領軍的“民主昌澳門”，關翠杏、陳明金與吳國昌這三位議員均是勇於為民發聲和監督政府的議員。關翠杏以工聯總會為基礎，強調維護勞工權益；陳明金在立法會的4年中塑造了抱打不平的形象；吳國昌更是典型的政府反對派。這三個組別共取得56783票，占有效票38.56％。另外，監察政府“不遺餘力”的區錦新(“民主新澳門”)與高天賜(“新希望”)也分別取得11303票與13159票，連同前三組的得票，合共81245票，占有效票的55％強。盡管“民主新澳門”被揭“醜聞”，但仍能獲得支持而當選，且勇於監督政府的人士均高票當選，這反映政府施政不力、貪風未除情況下，社會要求立法會對政府監督的訴求強烈。

2.這次選舉再次暴露政府管治問題

9月20日投票結束後，先是個別票站人員以環境惡劣為由曾要求將點票工作從原來投票點改到別處進行而引發爭議；接著票站人員要求有權在站內監票的組別駐站代表和市民離開，惹出政府為友好組別“造票”傳聞；然後選管會遲遲無法公佈總投票人數，官方初步點票結果也推遲3小時才公佈，結果還出現6000多張廢票。之後，因廢票太多，選管會決定先交總核算委員會統一核算後再公佈各組別所取得議席，總核算委員會在原來訂定有效票的標准上加入補充規定，重新界定廢票，結果80％多廢票“復活”，廢票由原來的6539張大減至1072張。總核算委員會主席引用《立法會選舉制度》第一百二十條第二款“即使未能完整地填劃或有關標記超越方格範圍，但毫無疑問能表達出選民的意向者，均不視為廢票”的條文作為放寬有效票標准的依據，而《立法會選舉制度》第六十五條第三款規定，在空白方格以外的地方蓋章，應一律以廢票論。最後，終審法院裁定立法會直選第五參選組“改革創新同盟”受託人葉榮發提出的司法上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