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國成立，在一個從“馬上得天下”到“馬下治天下”的特殊階段，一些具有時代特色的機構應運而生：掃盲工作委員會、情報總署、物資管理部……

“工業化、農業化，沒有文化不能化”、“社會主義是天堂，沒有文化不能上”……來自那個時代的人們，至今都還多少記得這些傳遍了大江南北的口號。

然而，經過一段時間，因為不同的原因，這些機構也隨之消失，或是併入了其他職能部門之中。

從文化教員到副部級高官

“黑格隆冬天上，出呀出星星。黑板上寫字，放呀麼放光明。什麼字，放光明？學習，學習二字我認得清。”上世紀50年代，這首《夫妻識字》在大江南北風靡一時，無數人唱著這首歌，走進了掃盲班的課堂。當時全國5.5億人口中有4億多是文盲，文盲率高達80%，有的地方甚至十裏八村也找不出一個識字的人來。

1951年11月29日，重慶《新華日報》發表了一篇名為《速成識字教學過程概述》的文章，詳細介紹了西南軍區文化幹事祁建華發明的“速成識字法”，幫助戰士在短時間內脫盲的事蹟。1952年4月23日，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給祁建華髮了獎狀。三天后，《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號召各地“普遍推行‘速成識字法’”。

隨著“速成識字法”的推廣，一場轟轟烈烈的運動在全國展開，掃盲班遍佈工廠、農村、部隊、街道，與此同時，也把祁建華推向了人生的頂峰。他與空軍戰鬥英雄張積慧、作家高玉寶等10人被革命老人張文秋媽媽認為“義子”，毛澤東稱他是“名副其實”的識字專家，劉少奇則評價他為“我國繼倉頡以後第二大文人”。

1952年11月15日，總理周恩來宣佈成立全國掃盲工作委員會，為正部級建制，主任委員楚圖南，祁建華為副主任委員。其時祁建華年僅31歲，是中國最年輕的副主任委員。

不過祁建華這個副主任委員徒有其名，他並未走馬上任，而是被要求在原單位待命，隨後兩次被派到軍政大學學習，一學就是四年。

全國掃除文盲工作委員會成立後，各省、市、自治區以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都相應成立了掃盲工作組織。在全國各地陸續開辦的民校裏，老師們每天都從報紙和《時事手冊》上找些和國家大事有關的文章念給學生聽。據不完全統計，到1953年底，全國已有1880多萬人參加掃盲識字學習。

掃盲工作委員會存在的時間並不長，1954年，根據憲法規定，“政務院”改稱“國務院”，掃盲工作委員會併入教育部，從此退出了部委格局。

但掃盲工作仍在進行，1955年又掀起了第二次全國掃盲運動，並在1956年成立全國掃盲協會，由陳毅任會長。

到了1958年，中國掀起了一場“超英趕美”的大躍進，不意外的是，掃盲也捲入了這股洪流。2月，教育部、團中央、全國總工會、全國婦聯和全國掃除文盲協會召開會議，提出了一個響亮的口號：來一顆文化上的“原子爆炸”。據當時媒體的報道，僅1958年1月到9月，全國就掃除青壯年文盲1億人。

當時的祁建華正在四川冕寧“勞動改造”。從軍政大學畢業歸來的祁建華，很快在1958年的整風運動中被打為右派，直到1979年才被平反。

對於掃盲大躍進的浮誇現象，毛澤東終於有所察覺。1958年底，這場轟轟烈烈的“掃盲躍進”才降溫。雖然經歷了不少波折，掃盲運動畢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1964年，全國第二次人口普查時，15歲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經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有1億多人摘除了文盲的帽子。

祁建華平反之後只是被就地安置，生活困苦，1999年，原軍委副主席劉華清獲知此事，給當地官員寫信，希望予以照顧，祁建華的生活條件才有所改善。2000年5月，祁建華告別茅草屋，搬進了政府為其修建的新居，2001年8月因病去世。

改革開放之後，掃盲工作主要由教育部下屬的一個處級單位負責：基礎教育一司掃盲教育處。2009年，掃盲教育處被撤銷。有人問曾任掃盲處處長的王岱，是不是國家不重視掃盲工作了？王岱笑答：“這證明我們的文盲快掃完了啊。”

曇花一現的情報總署

新中國成立之後，情報組織需要由黨的方式轉為政權方式，但政務院下屬情報總署卻只存在了很短時間。

中國共產黨的情報部門最早可以追溯到1927年5月成立的特務工作處，隨後經過中央特別行動科、國家政治保衛局……一路演變至1938年成立的中央社會部（對內稱“中央情報部”，對外稱“中央敵區工作委員會”）集其大成。

1949年，中央社會部被撤銷，下轄的保衛職能歸入了公安部，情報職能則分別由新組建情報總署和中央軍委聯絡部承擔。

1949年11月1日，情報總署正式成立，正部級建制，直屬政務院管理，由總理直接“指導”，首任署長鄒大鵬。鄒大鵬此前為中央社會部秘書長，除了擔任情報總署署長之外，還兼任中央軍委聯絡部部長。原中央社會部部長李克農則在建國後任中央軍委總情報部部長。

情報總署時期最重要的情報工作無疑是抗美援朝戰爭。早在全國解放前，鄒大鵬就開始協助李克農，充分利用沿海和沿邊地區的有利條件，先後建立了各地情報機構，全面推動了國外情報工作的開展。這一部署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就發揮了重要作用，對在朝美軍的番號、駐地、部署等都獲得過重要情報。

1950年7月，鄒大鵬向蘇聯駐華全權大使尼古拉•瓦西裏耶維奇•羅申講述了如何通過山東半島將北朝鮮軍隊運往南朝鮮，以及如何將中國軍事專家送到南朝鮮協助作戰的具體設想。這一構想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

1951年，因為日、美當局對日共進行整肅，日共領袖崗野進和德田球一的人身安全處於危險之中。中共中央承擔國際主義義務，決定幫助兩位日共領袖經秘密途徑來華，加以保護。由於日美的嚴密封鎖、他們又是經常拋頭露面的公開活動的著名人物，使偷渡的難度非常大。但事關重大，為萬無一失，經鄒大鵬與下屬情報人員多次精心研究、周密佈置，克服許多困難，迂回曲折，經過秘密交通線各個環節的巧妙掩護和對接，終於完成了這項特別重大的任務。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17次會議決定，撤銷了情報總署，職責併入中央軍委聯絡部（鄒大鵬繼續擔任該部部長）。至此，屬於政務院的情報總署只存在了三年。

1955年，中央軍委聯絡部整體改組為中央調查部，李克農任部長，鄒大鵬任常務副部長。據《楊尚昆日記》記載，1955年2月23日，時任聯絡部副部長的羅青長、馬次青和秘書長毛誠等到楊尚昆處談“聯絡部的‘歸宿’問題”。2月28日，楊尚昆約李克農“談政情部放在哪里的問題”。李克農的意見是：“以完全放在黨的組織內為好，可成立一部。”此後二十多年，中央調查部是中國級別最高、能力最強的情報機構。

不幸的是，在後來的“文化大革命”中，鄒大鵬被打成“大特務”，以自殺身亡告終。據國家安全部原副部長王君講述，文革期間，曾任中央社會部部長的康生擔任“中央文革小組”顧問，聲勢顯赫，極力利用職權，插手中央調查部事務。時任部長孔原作為“走資派”被揪出來後，周恩來總理指定鄒大鵬任部業務領導組負責人。康生認為必須首先排除這個“障礙”，說他是“東北反革命叛黨集團”重要成員，一面開大會批鬥，同時於1967年4月28日的深夜，康生親自打電話給鄒大鵬，追問他的歷史問題和“反革命叛黨集團”關係，長達一個多鐘頭，逼得鄒大鵬夫妻雙雙自殺身亡。1979年2月，黨中央為鄒大鵬平反昭雪，恢復名譽。1979年8月27日在北京市政協禮堂，為鄒大鵬召開了追悼會，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

1983年7月，由中央調查部整體、公安部政治保衛局、中央統戰部部分單位、國防科工委部分單位合併組建國家安全部。由此，中國最高情報部門再次回歸國務院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