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地震預報40年真相揭秘

“3月19日夜晚,一場龍捲風襲擊湖南省永州市道縣。看著吧,在它消失的西北方陰天處,大約30天左右,會有一個不低於7級的地震;不見不散。”湖南一位農民“地震解密之祖”3月份發的這條微博自稱準確預測了雅安地震,一些人把他當成大神,更多人則對他滿是嘲笑:他曾預測過1500多次。

雅安地震後,和之前歷次地震發生後一樣,地震能否預報再次成為一個話題。兩個月前,網友@地球地震火山民間預測研究中心就與中國地質大學的學生發生了一場爭論,前者如其名字,代表一部分民間研究者,認為地震可預測,而後者以學界主流觀點自居,認為地震不可預報。

地震預報在中國不僅僅是個科學問題,在其誕生之初即被政治意識形態所裹挾。從要預報、能預報、預報了到不能預報,這個問題糾結了近半個世紀。

周恩來:地震有前兆,可以預測預報

中國有組織地開展地震預測預報工作,最早可以追溯到44年前的邢臺地震。1966年3月8日河北邢臺地震發生後,我國地震活動頻繁,10年內相繼發生了渤海、通海、爐霍、永善、海城、龍陵、唐山等一系列強烈地震。中國人對地震所進行的大規模的觀測、研究與預報探索工作,即由此展開。

邢臺地震發生後,初步總結表明,大震之前,有小震活動的“密集-平靜”現象、地下水位和水質的大幅度變化以及動物行為異常等前兆。3月26日,邢臺震區再次出現此類異常,專家經過會商,認為在巨鹿與南宮西北將發生一次強震。22時,當即向石家莊抗震指揮部報告了這個結論。果然,23時18分在預報地區發生了6.3級地震。

這是一次準確的強餘震預報,也是我國地震預報的首次實踐。基於這次成功預報,4月1日,周恩來總理在邢臺向科大地震專業的同學提出,“希望在你們這一代能解決地震預報問題”。

1970年1月5日,雲南通海發生7.8級地震,周恩來總理指示,要召開一次全國地震工作會議,討論地震工作的全局性問題。根據地震預測取得的重大進展,周恩來向地震工作者強調:“地震是有前兆的,可以預測的,可以預報的,要解決這個問題。”

根據總理指示,1970年1月17日到2月9日,第一次全國地震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建議:建立國家地震局,負責地震工作的具體組織實施;同時根據需要,建立一支適當數量的地方專業地震隊伍,並廣泛組織群眾業餘地震隊伍,開展地震預報和防震抗震工作。

中國地震預報國家隊和地方隊的組建,標誌著地震預報工作的正式開始。1972年,國務院確立中國地震工作方針:“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下,以預防為主,專群結合,土洋結合,依靠廣大群眾,做好預測預報工作”。從那以後,一直到80年代,地震預報差不多就是地震局的全部工作,“地震預報室”專門負責預報地震,是地震局內最重要的業務機構。

國家地震局也不負眾望,很快嶄露頭角,在海城地震預報打了勝利一仗。

海城預報:偶然還是必然?

海城地震的長期預報幾乎在震前10年就起動了。1966年邢臺地震後,華北地區強震活動逐漸北移,加強東北南部地區地震工作的建議遂被提出。1970年初,全國地震工作會議決定將遼寧省劃為全國重點地震監視區,並在遼寧省建立了地震辦公室。1971年,又成立了國家地震局瀋陽地震大隊,設立瀋陽、大連、營口等13個地震台,開展綜合性的野外探測及台站觀測工作。

1974年上半年,在遼寧省內及其鄰近地區出現了一些異常現象。當年6月,國家地震局召開華北及渤海地區地震形勢會商會議,提出了“遼寧南部或渤海北部,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可能發生強震”的看法。中國科學院根據會商會意見以《關於華北及渤海地區地震形勢的報告》為題,向國務院作了彙報。國務院立即以國發[1974]69號文件批轉這份報告,確定海城為可能發生5級~6級地震的地區。這是國務院唯一的有關地震預報的文件。

69號文下達後,遼寧省專門召開會議,對防震工作進行部署。一方面組織專業隊伍加強監測與研究,另一方面採取各種形式宣傳地震知識,組織群測群防工作。至當年11月,遼南地區已初步形成了專群結合的地震測報網。

1974年12月中旬,當地台站和群眾測報網點相繼發現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異常現象:地下水位大幅度升降,井水變渾變味;冬眠的蛇出洞,凍死在雪地;一些家畜、家禽行為異常;一些水氡、地傾斜觀測曲線出現突變等等。與此同時,以遼寧北部參窩水庫12月出現4.8級震群為標誌,全區地震活動進一步增強。

1975年1月末至2月初,各地反映的異常情況不斷增加。更為引人注目的是,營口石硼峪地震台自2月1日起觀測到數以百計的小地震。遼寧省地震部門於2月3日深夜寫出震情簡報上報省政府,提出:在營口、海城地區小震活動的後面,可能要發生一次大地震。

2月4日上午8時,遼寧省政府召開防震緊急會議,研究防震措施的具體安排。上午10時30分,省政府又向各市、地(盟)及有關部門發出了電話通知,指示各地要提高警惕,發動群眾認真做好防震抗震工作。電話通知下達後,各界群眾緊急動員起來。機關、學校、廠礦、醫院、商店等組織了抗震搶險、救護隊伍,準備了救災車輛和物資,有的電影院還貼出了“因地震改為露天放映”的佈告。

1975年2月4日19時36分,遼寧海城發生7.3級大地震,震中地處人口密集地區,人員傷亡僅占人口總數的0.32%。死亡人數為1328人,是無地震警報和疏散居民情況下預期死亡人數的10%。

海城地震預報是國際上承認的、具有科學意義和社會效益的成功預報。當年《美國地震協會公告》曾評價說,海城地震的預測,是結合了經驗主義分析、直覺判斷和好運氣,這是預報地震的一次嘗試。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審,中國作為唯一對地震做出過成功短臨預報的國家,被載入史冊。

汶川地震後,一些人大力宣傳“地震不可預測”論。為了自圓其說,他們完全抹殺1975年2月4日中午,海城地震台群測群防點依靠“土地電”所做的“三要素”相當準確的預測,宣稱海城地震預報是“偶然的”。但事實俱在,從預報的全過程來看,長期、中期、短期和臨震預報齊備,挽救了至少10萬人的寶貴生命,後人決不可為掩蓋自己的失職而隨意、傲慢、輕蔑地斥之為“偶然”。

唐山大地震前的準確預測

海城地震預報的成功經驗後來被片面總結為“小震鬧、大震到”,這讓中國地震學家相信,地震預報並不是難事。但僅相隔一年五個月,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沒有出現任何前震,造成“漏報”,導致24.2萬人死亡,地震學界的主流專家一下子找不到方向了。

唐山地震漏報後,顧功敘等5名科學家聯名向中央寫信,建議撤銷地震局。專家們的理由是:地震預測還處於科學研究階段,遠遠沒有到可以實用的程度。1980年,地震局機構改革,地震預報室變為地震分析預報中心,從政府部門降格為事業單位。1998年,地震局再次機構改革。地震分析預報中心一分為二:國家地震台網中心預報部和地震預測研究所,前者負責日常的監測預報工作,後者負責科研。而且其英文名有意隱去了“預測”二字,翻譯成“instituteofearthquakescience(地震科學研究所)”。至此,預報功能已經嚴重弱化。

但是,追究唐山“漏報”的責任,真的是地震預測技術方面的原因嗎?張慶洲的紀實作品《唐山警示錄》可以幫我們揭開真相。

根據張慶洲整理的《唐山大地震預測時間表》,早在1967年10月20日(距唐山地震9年),李四光在國家科委地震辦公室一次會上指出:“應向灤縣、遷安(均屬唐山地區)做些觀測工作。如果這些地區活動的話,那就很難排除大地震的發生。”

這是對唐山地震的第一次長期預警,接下來的中期、短期和臨震預報也相當精彩:

1972年11月,北京市地震隊耿慶國在全國地震中期預報科研工作會議上提出:河北、山西、遼寧和內蒙古四省旱區範圍內,將發生7.5級以上大地震。

1975年12月,地震地質大隊1976年地震趨勢意見上報國家地震局:河北樂亭至遼寧錦州一帶及其東南渤海海域,可能發生大於6級地震。

1976年初,唐山市地震辦公室負責人楊友宸,綜合唐山市四十多個地震台站的觀測情況,在唐山防震工作會議上作出中短期預測:唐山市方圓50公里內,1976年7、8月份或下半年的其他月份將有5—7級強震發生。

1976年5月,楊友宸在國家地震局濟南地震工作會議上鄭重提出:唐山在近兩三個月內有可能發生強烈地震!

7月6日,開灤馬家溝礦地震台馬希融正式向國家地震局、河北省地震局作了短期將發生強震的緊急預報。

7月7日,山海關一中地震科研小組向河北省、天津市和唐山地區地震部門發出書面預報意見:7月中下旬,渤海及其沿岸陸地有6級左右地震。

7月14日,國家地震局查志遠副局長主持在唐山召開京津唐張渤群測群防經驗交流會,唐山二中田金武鄭重發出地震警報:1976年7月底8月初,唐山地區將發生7級以上地震,有可能達到8級。

7月16日,樂亭紅衛中學向河北省地震局唐山監測中心台發出書面地震預報意見:7月23日前後,我區附近西南方向將有大於5級的破壞性地震發生。

7月22日,山海關一中地震科研小組再次向河北省、天津市和唐山地區地震部門發出了書面預報意見:7月中下旬,渤海及其沿岸陸地有6級左右地震。

7月26日,國家地震局汪成民一行15人到北京市地震隊聽取彙報。北京市地震隊提出七大異常。

7月27日10時,國家地震局副局長查志遠等人聽取了汪成民的彙報。副局長查志遠決定,讓汪成民明天去廊坊落實水氡。

27日16時,呂家坨礦地震辦公室趙聲和王守信向開灤礦務局地震辦電告緊急震情:第二個峰還在上升,上升……

27日18時,馬家溝礦地震台馬希融向開灤礦務局地震辦和上級作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