備受外界關注的“習吳會”6月13日圓滿落下帷幕，島內外輿論在會前會後都對這場新形勢下國共高層交往的重要活動，予以連篇累牘的報道和各種各樣的猜測。“習吳會”究竟釋放出什麼樣的信號？對於繼往開來的兩岸關系會帶來怎樣的影響？在馬英九餘下不到3年的任期中，兩岸能開啟政治對話協商、實現外界期待的“習馬會”嗎？在紛繁的輿論平靜下來的時候，我們有機會對此進行一次冷思考。
一、外界關注“習吳會”的兩大原因
一方面，這是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中共新一屆領導集體上任後，首度透過國共平臺安排的具有“兩岸高層對話性質”的會面。有別於今年2月和4月連戰和蕭萬長的來訪，台灣當局領導人馬英九在吳行前專門在官邸會見代表團“交付任務”，可以說，吳伯雄此行獲得了馬英九的正式委託與授權。因此，輿論普遍認為這次“習吳會”的意義非比尋常，會面所達成的共識對未來的兩黨關系乃至兩岸關系具有權威性和指導意義。另一方面，兩岸關系經過5年的快速發展後正面臨新的機遇和挑戰，在兩岸關系邁向“深水區”的新形勢下，如何增進互信、鞏固擴大成果、確保下一步兩岸關系發展的正確方向和良好勢頭，如何開啟政治對話協商破解政治難題，為未來的西岸關系注入新鮮的話力和充足的動力，對於這些攸關兩岸關系發展的重大問題，外界都期待國共兩黨領導人能夠與時俱進地作出規劃，尋求克服障礙、解決難題的路線圖。
二、習提“四點意見”發揮指南針作用
此次“習吳會”向外界發出一個清晰的信號:就是兩岸兩個執政黨在兩岸關系進入新的歷史征程中將繼續攜手合作，克難前行。國共兩党達成的繼續“朝前看、向前走”的共識是此次“習吳會”的最大意義所在，它為未來的兩岸關系發展帶來新的更積極的能量。習總書記在會談中就兩岸關系發展提出“四點意見”:堅持從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高度把握兩岸關系大局；堅持在認清歷史發展趨勢中把握兩岸關系前途；堅持增進互信、良性互動、求同存異、務實進取；堅持穩步推進兩岸關系全面發展。這“四點意見”是中共新一屆領導集體在兩岸關系處于歷史新起點上，主動因應形勢變化推動對台工作的基本方略，為兩岸關系未來發展指明了方向，發揮了“指南針”的作用，也提出了兩岸關系邁向“深水區”發展的路線圖，即希望兩黨和兩岸雙方繼續增強互信、保持良性互動，穩步推進兩岸關系全面發展，鞏固深化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各項基礎，團結兩岸同胞，共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而努力。“習四點”高屋建瓴、合情合理、務實可行，精闢地回答了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由開創期進入鞏固深化期這一新的歷史條件下，兩岸關系向何處去以及如何推進等一系列重大問題，是對新形勢下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思想的充實和發展。
三、吳呼應“一中框架”，扮演發動機角色
國民党榮譽主席吳伯雄在此次‘習吳會”上也代表馬英九闡明瞭國民党對發展兩岸關系的基本主張。除繼續強調“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是國共兩黨一致的立場，是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基礎”;更首次提出“兩岸各自的法律、體制都實行一個中國原則，都用一個中國框架定位兩岸關系，而不是‘國與國’的關系。”稱馬英九主席最近重申不推動“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及“台灣獨立”，堅持了中國國民黨的一貫路線。吳並表示，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都是炎黃子孫。兩岸關系面臨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新形勢，國共兩黨要有共同振興中華民族的使命感。吳代表馬英九所作的政治表態，特別是首度呼應大陸提出的“一中框架”表述，是對過去國民黨所表明的“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立場的繼承和發展，值得重視和肯定。這種較以前更為清晰明確的宣示，將有助於鞏固和增進兩黨乃至兩岸的政治互信，對下一步的兩岸關系發展提供了關鍵的動力。經驗表明，兩岸政治互信的程度越高，越容易克服幹擾、抵禦風險，越有利於擴大共識、解決問題。吳伯雄的積極表述顯示，“一中框架”的概念正在成為兩岸關系發展的新引擎。此外，吳在會見中也轉達了馬主席對習總書記的問候，習也請吳轉達對馬英九的問候。會面氣氛融洽，雖然二人未能見面握手，但彼此互致問候的做法，也有助於建立和累積領導人個人之間的信任，對兩岸關系的良性發展是十分重要的一環。
四、國共高層平臺不可替代
此次“習吳會”進一步凸顯國共兩黨都非常重視國共高層平臺，都願意繼續發揮這個平臺機制的作用，推進兩岸關系發展。該機制肇始於2005年4月胡錦濤總書記與國民党連戰主席共同發布的“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中有關“建立黨對黨定期溝通平臺”的共識。國共高層平臺建立以來，特別是2008年國民党成為執政黨以後，兩黨領導人的定期會晤實際上已具有兩岸領導人會晤的意涵，因而其作用十分獨特而重要。從過去“胡連會”、“胡吳會”的效果看，它所達成的共識、所營造的氛圍、所導引的趨勢，不論是在推動兩會複談、包機直航、陸客訪台，還是在經貿、農業、教育和文化交流上，都對兩岸關系發展做出了實質性的重大貢獻，獲得了兩岸民眾的普遍肯定。實際上，目前的國共高層定期會晤正扮演著兩岸關系和平發展開路先鋒的角色，成為兩岸關系往前邁進的“推進器”。此次“習吳會”的角色與作用亦是如此，既有戰略層面對兩岸關系前進方向、原則的把握，又有戰術層面對下一步發展路徑、方式的規劃，體現出很強的權威性和指導性，發揮了“關鍵的帶動引導作用”。正如隨團的國民黨大陸事務部主任高輝評價那樣，這次“習吳會”有助於並確保未來兩岸關系能有良好發展。
五、政治對話醞釀中，“二軌機制”作用大
此次“習吳會”能否為兩岸政治對話商談破題備受外界關注。這是因為，越來越多的民眾已經認識和感受到，隨著兩岸關系“由易到難”進入深水區，不可避免地要碰到許多疑難雜症，這些過去從未碰到或者暫時擱置的政治障礙，已越來越制約著兩岸經濟、教育、文化等諸多領域的發展。從現實的需要看，兩岸進行有關政治性議題的對話商談已是大勢所趨，無可回避。但另一方面，台灣方面卻對開啟兩岸政治對話商談持回避拖延的消極態度。其原因是多方面，不可否認，這其中確有民進黨強力反對、島內民意擔心疑懼和美日暗中阻撓等客觀環境並不太成熟的原因，但更有台當局不擅把握趨勢，顧慮重重，缺乏信心和決心的主觀因素。大陸方面充分考慮到這一點，在此次“習吳會”上並未直接提到兩岸政治談判問題，而是強調“堅持穩步推進兩岸關系全面發展”，這己然包括了政治發展。而吳也坦承，兩岸關系發展“先易後難”、“先經後政”原則中的“易與難”、“經與政”之間，有些問題難以劃分。“目前有些敏感議題，尚不具備政府跟政府會談的條件，但對民間先行對話的做法，馬英九從來都沒有反對，也沒有加以限制”。這一明確態度有別於過去強調“不必急”等模糊拖延的做法，對大陸方面提出的兩岸政治對話民間先行的倡議給予了正面回應，這對下一步兩岸民間智庫學者開展有針對性的政治對話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事實上，廣義的民間政治對話早已開始，甚至“習吳會”又何嘗不是一次兩岸高層政治對話？但目前外界關注期待的是狹義的兩岸政治對話，即能否開啟兩岸具有官方背景的智庫學者所進行的具有官方授意或授權的“二軌對話”，通過“二軌機制”交換意見，為一軌商談創造條件、提供參考。個人認為，目前雖然兩岸公權力部門之間圍繞政治議題的“一軌”商談，還有諸如身份、議題、法律等方面的難題需要克服，但當下開啟政治對話的條件已經成熟，“二軌對話”先行，由民間對話逐漸發展到官方授意的對話，直至官方授權的政治對話，把兩岸下一步容易達成共識、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列一個清單，先易後難，先急後緩，逐步加以處理和解決。對話的議題由雙方協商設定，應立足於討論那些關系重大、針對性強的“能做、可做、必做”的議題，避免那種好高 遠、不切實際的空泛之談，特別是要充分利用好“一個中國框架”的創意、包容和韌性，積極交換意見、良性互動。
“二軌機制”的好處是立足於實質溝通，有助於雙方全面準確地掌握實情，理解和照顧彼此的合理關切，分清輕重緩急，找准切入點和突破口，以達到盡快尋求共識、完善方案的目的。從根本上講，“二軌機制’有助於強化彼此的戰略互信，是處理和解決問題必不可少的步驟和環節，也是行之有效的路徑。“二軌對話”討論的本身也向外界表明，政治對話不等於政治談判，更不存在什麼“矮化賣台”問題，而是一種前奏和鋪墊，目的是要為兩岸關系健康發展創造條件、排除障礙、增添動力。這類的討論多了，台灣民眾會漸漸瞭解理解和認同，政治瓶頸也會慢慢被突破。總之，雖然目前一些消極因素正影響幹擾著兩岸政治對話談判，但事在人為，既然政治問題繞不過去、回避不了，何不盡早為處理和解決這些障礙創造氛圍、環境和條件。那種瞻前顧後、自縛手腳、無所作為的消極等待，只會喪失時機，使問題變得更加困難複雜。當然，即使是進行政治對話協商，兩岸仍宜本著先易後難、循序漸進的原則，在正確的時候做正確的事。
六、“習馬會”順其自然、樂觀其成
何時能夠展開兩岸領導人之間的直接對話是此次“習吳會”前外界關注的熱點話題，一些輿論甚至期待明年上海APEC會議期間能夠實現習馬握手。對此，吳伯雄稱“習吳會”並未討論這個問題，但未來若條件成熟，確實不排除這樣的可能。
理論上講，兩岸領導人見面互訪對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具有高度的象徵意義和巨大的推動作用，它本身既是兩岸政治互信和兩岸關系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成果標志，也是新的發展起點。綜合各種因素發展的趨勢看，目前“習馬會”的條件和時機仍不成熟。依筆者觀察，主要原因在於，兩岸政治互信和兩岸關系發展的水準尚未達到領導人見面的程度。
客觀上，習馬握手有一些難題諸如身份名義、見面議題和會晤成果等問題需要克服，特別是身份問題。身份頭銜稱謂本身就折射出兩岸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只有雙方政治互信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