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9日大會的幾個特別之處

自1966年6月1日毛澤東決定廣播北京大學哲學系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以後，全國的大學、中學，立即掀起造反風潮，許多學校的領導、教師被指責為搞“反革命修正主義”，並遭到造反學生的侵害，人格受到侮辱，教學秩序被破壞。為了維持秩序，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劉少奇，6月3日決定派出工作組。

7月18日返京的毛澤東，聽取了劉少奇等人及中央文革小組的彙報以後，決定撤銷工作組。

7月28日，根據毛澤東指示，以中共北京市委名義發出《關於撤銷各大專學校工作組的決定》（簡稱《決定》）。7月29日下午，北京市委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北京市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師生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宣佈這個《決定》。

這是劉少奇最後一次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出現在人民大會堂大禮堂，並向1萬多人講話。一周前，7月22日，他在天安門城樓上，面對百萬群眾，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身份發表了援越聲明。而到了11月12日，在人民大會堂大禮堂舉行紀念孫中山誕辰100周年大會的時候，劉少奇身為紀念籌備委員會主任，國家主席的職務也沒有被免除，但只有出席的資格，沒有了再向萬人發表講話的機會（國家副主席董必武致開幕詞）。

7月29日的大會有幾個特別之處：宣佈北京市委《決定》的會議，除了時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的李雪峰宣讀《決定》以外，還有三位中央領導人即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出來講話，中央政治局委員及中央文革小組正、副組長參加；以北京市委名義發出的這個《決定》，實際上也是針對全國工作組的；會議將近結束時，毛澤東突然露面、離去，沒有一句話，更沒有理睬劉少奇，學生們只知道歡呼雀躍，狂呼口號。一些黨政幹部則看出了問題，感到不解、憂慮。

《人民日報》當天發表的社論是《先當群眾的學生，後當群眾的先生》，看起來是為了配合當天的大會。文章指出：“各級黨組織和領導人只有自始至終當群眾的學生，才能永遠站在群眾運動的前面，領導運動朝著毛澤東同志指引的方向前進。”

會議的參加者絕大多數是中學生

在京的中央領導人朱德、董必武、陳毅、李富春、陳伯達、康生、薄一波，包括陶鑄在內的參加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的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以及江青等人，都出席了會議。廖漢生回憶：“我們一百來位委員只是坐在一個角落裏，旁聽和學習。”

參加會議的主體是北京市各大專院校和中學的“文革”積極分子，還有正參加團市委舉辦的“首都中學生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集訓班”的學員。中學生占絕大多數。

學生代表有些是當天來自附近縣城“夏收前線”的。時為北京四中的學生陳凱歌回憶那時情景：當天，參加夏收的數十萬大中學校的學生向北京城急急進發，在昌平至北京的公路上疾行幾十華里，“下午回到四中，我和一部分同學作為班組代表，穿著短褲背心，熱汗未洗，就被推上大轎車，運往人民大會堂，可見其倉促。到場之後，主席臺前已懸起標語。會場內萬頭攢動，儘是少年。這時才知道中央領導要講話”。

在學校被工作組關押了18天的清華大學學生蒯大富，被用小轎車送到人民大會堂。蒯大富回憶，他聽賀龍的兒子賀鵬飛講，毛澤東說了“明天召開北京市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持有不同意見的同學也可以參加，比如說清華大學的蒯大富”。“當時我連反革命的帽子還沒摘啊，興奮得不行，後來就去了人民大會堂，見到毛主席就表示不是反革命了。”

參加會議的總計1.5萬人，將大禮堂一、二、三層座席擠得滿滿的。

李雪峰宣讀《決定》，鄧小平、周恩來先後發表講話

大會由李雪峰主持。

首先，李雪峰宣讀了由中央文革小組起草、經毛澤東修改、以北京市委名義公佈的《關於撤銷各大專學校工作組的決定》。還宣佈了撤銷郭影秋（當時承擔派遣工作組的具體事務）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的決定。

上任北京市委文教書記才一個半月即被撤職的郭影秋後來回憶說：“當我聽到對我撤職的決定時，心頭湧起莫名的憤懣與蒼涼。”

之後，鄧小平、周恩來先後發表講話。

鄧小平說：必須說明，在黨的北京新市委建立以後，以新市委名義向各大中學派出工作組，這是根據中央的意見辦的。我們這個決定是比較倉促的。有的同志說老革命碰到新問題，的確是這樣。而工作組到各校，又是非常倉促的，沒有經過充分的研究和討論。我們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在市委工作的同志，自己搞這樣史無前例的運動，也沒有經驗，也沒有在一些方面給工作組作具體的交代。工作組的同志按老一套的工作方法去指導運動，有些不好的工作組還違背我們黨歷來對待群眾運動的方針，自己搞一套，瞎指揮，亂鬧一通。結果在一個多月中把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搞得冷冷清清，有的學校甚至弄得很糟糕。這是個很大的教訓。

周恩來說：6月上旬，北京新市委成立，因此群眾一方面敲鑼打鼓慶賀，一方面要求派工作組。我們匆忙作出決定派工作組。對學校我們過去沒有經驗，特別是政府派去的工作組。很多工作組工作方式就是老一套，小平同志剛才講了，也就是大家所說的老革命遇到新問題。絕大多數工作組主觀要求是好的，但方法不對，效果不好。

周恩來說：運動之所以出現由開始時的轟轟烈烈轉為中間的冷冷清清，一是因為我們做領導的對形勢的估計有錯誤，有時對人民群眾的革命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還估計不足，就是怕亂，因為青年人批評起來，辯論和鬥爭的界限就很難定。二是因為對解決問題的認識上的錯誤，倉促地就決定了到處派工作組。但工作組絕大多數的同志是好的，主觀願望上是要搞好的。就是因為工作方法老一套，老革命遇到新問題嘛！不是主觀上一定要做得不好。

劉少奇：怎樣進行“文化大革命”，我老實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

劉少奇說：我同意剛才鄧小平、周恩來同志他們兩位的講話。黨中央包括我在內，熱烈支持北京高等、中等各學校革命的同學、革命的教師、革命的員工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是我們黨中央的總方針，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在談到對“文化大革命”的理解時，劉少奇說：至於怎樣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太清楚，不大知道，你們問我怎麼辦，我老實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我想，黨中央的其他工作人員也不曉得。主要的靠你們各個學校廣大的師生員工在革命實際中間來學會革命。……你們要學習，我們也要重新學習。

他說：怎麼革命？只能講一句話，放手發動群眾，依靠廣大的群眾，依靠革命的同學們、革命的教師、革命的員工，團結廣大群眾，放手發動他們進行革命。只能講這個辦法，更具體的辦法你們同學不知道，我們也不知道，現在你們知道的比我們多，我們向你們學習。……我相信，廣大的革命師生員工在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一定能夠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好！特別是遇到具體問題的時候，向毛主席著作請教，希望你們真正地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希望你們在這次運動中更多地熟悉、更多地掌握毛澤東思想，更努力地學習。

他接著說：剛才鄧小平講，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標是什麼？第一個鬥爭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當權派，這只是一小撮，不是很多的，有一些人犯了錯誤是可以改正的。第二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第三個，進行教育革命，改革教育制度，改革教學方法、教學方針。這三件事我們都不熟悉，我們都不能做，更主要的是靠我們廣大的革命師生員工團結廣大的群眾，你們來做才能搞好，請你們做。

劉少奇就派工作組問題代表中共中央承擔了責任。他說：剛才李雪峰、鄧小平、周恩來同志已經講了，派工作組是中央決定、中央同意的。現在看來，工作組這個方式不適合於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需要，中央決定撤退工作組。

他還說：今天我可以向你們提點建議，請你們考慮、斟酌，由你們決定。

他強調了“要保護少數”：你們運動中要保護少數，意見不同的要保護，因為以後有各種不同的意見，要討論，有時候要辯論，大字報、大鳴大放、大辯論。剛才周恩來同志講了，辯論會和鬥爭會很難分，不要把辯論會變成鬥爭會，辯論會上發生各種可能，那麼你今天是多數，明天可能變成少數，你在這個問題上是多數，在另外問題上可能是少數，不正確的意見是少數，正確的意見也可能是少數。

他說：我已有這樣的經驗，有些意見我講的並不錯嘛，也是少數，毛主席也是這樣，很長的時間是少數，保護少數這個問題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運動才能正常。……為什麼要保護少數？目的主要是為了保護好人，當然也可能保護少數壞人，少數的壞人貼大字報，寫反革命大字報，寫反動標語，發表反動言論，也要保護，也只是寫了幾張大字報，貼了些標語，說錯了幾句話，做了些錯事，和右派、反革命不一樣，要多教育、保護一些時候，讓他多搞些活動再作結論。清華大學有個學生，寫了這麼個口號——“擁護黨中央，反對毛主席”。同學們就揍他。這是反革命標語，一揍他，揍垮他了，只好拿去拘留，這是保護性拘留，如果你們保護他，自由讓他活動，不揍他，讓他多寫點反動標語，多發表點反動言論，不妨礙大局嘛！過後再作結論。……也可能保護壞人，保護一下，保護一個月不要緊。我們無產階級天下是不會垮臺的。……我就是一點建議，是否同意你們考慮，請你們作決定。

與會者的感受

李雪峰回憶：“我當時主持大會，十分緊張，有些話我都沒有聽清。”

他的妻子翟英，對劉少奇的一些講話，留下了深刻印象。

李雪峰記述，翟英當時坐在台下，聽得比較清楚。她聽到劉少奇講：“反對毛主席也不一定是反革命。”

翟英還聽到鄧小平講：“我們跟了毛主席幾十年，難道現在就不跟了？”

清華附中學生宋柏林的日記，則反映了與會學生的激動心情：

“會議開始，李雪峰講話，宣讀了北京市委關於撤銷工作組的決定。然後宣佈：‘現在請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同志講話。’

“我們不禁大喜，真是太幸福了，能聽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