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以務實理性的態度和手法來實施的「賀誼專案」，在過境紐約時，美國雖然給予了高規格接待，但馬英九卻保持了低調，而中國大陸也並沒有像幾年前那樣表示強烈反對，這個「零意外」的事實態勢，讓馬英九「試探」到了北京對他「參加國際活動空間」的真實「底線」之後，信心十足，趁著在巴拉圭與隨行媒體餐聚的方式，揭開了他對實施「習馬會」的「底牌」：一、馬英九願意藉著明年度「APEC」峰會在中國上海舉行的難得機會，以親自代表臺北出席的方式，實施「習馬會」；二、馬英九出席「APEC」峰會的身份，不再堅持是「中華民國總統」，而是「經濟體領袖」，但這個「經濟體」的冠名究竟是「中華臺北」還是「中華民國」，抑或是「台灣」，他尚未作清晰說明；三、但馬英九仍然不忘加上一句：到目前為止，條件還不夠（成熟），因為國際政治、兩岸關係使然。

馬英九前日對台灣隨行記者所提「今年會否爭取親自參加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問題所作回答的主要內容是，「APEC」的情況比較特殊，當初設立時，特別強調不是一般所謂峰會，而是亞太地區的經濟體，參與的單位不是國家而是經濟體，參與者也是經濟體領袖，目的希望變成形式上的非正式化，能讓「中華民國」台灣也能參加，「如果說我們要參加就參加，那又何必如此設計呢？」但馬英九又指出，這對台灣並不公平，「我既然是經濟體的領袖，但為什麼我不能參加呢，還要派領袖代表參加？」他會朝這個方向爭取，但到目前為止，條件還不夠。

消息傳回台灣後，「陸委會」當即作出呼應。「陸委會」發言人吳美紅在例行記者會上指出，馬英九過去曾說，若能得到人民支持、在不損及「國家」尊嚴與立場的情況下，不會完全排除與習近平在任何場合、包括國際會議上會面的可能。

吳美紅還指出，兩岸領導人會晤應在有利兩岸人民福祉及兩岸關係改善的情況下進行。

值得注意的是，過去「陸委會」主委王鬱琦在談到「習馬會」時，一再強調馬英九必須以「總統」身份；但今次吳美紅這個按程序必須經過王鬱琦核准的發言，不再堅持馬英九在「習馬會」中的身份必須是「總統」，並使用了「兩岸領導人」的詞彙，與北京的語言習慣完全相符。

因此可以說，臺北對馬英九實現「習馬會」的意願、標的及技術方式，都已經基本成型。至於「條件還不夠」之說，只不過是為了迷惑「台獨」勢力，防避節外生枝，而作出的緩衝姿態而已。

實際上，馬英九過去對實行「習馬會」所提的幾個條件，都已基本具備。其中最為著意的「得到人民支持」，由於幾家民調機構的調查數據都顯示，有七成或以上的民眾支持「習馬會」，這已超越了泛藍陣營的「基本盤」，而且也符合「大多數」的量化指標，因而已經是具有正當性和必要性。至於「不損及國家尊嚴」，現在已經由馬英九自己進行「解畫」，不是以「總統」身份，而是以「經濟體領袖」的名義，這本來就是「APEC」的定位決定及實施慣例，在「APEC」場域上的「國家尊嚴」之說，只是李登輝、陳水扁的「阿Q精神勝利法」而已，馬英九又何必「東施效顰」?還是實事求是地回到「APEC」的基本面為好。

實際上，「經濟體」，這是極為準確的定位。「APEC」在解決中國席位問題的處理方式，與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不同，是成功地處理國際組織代表權的案例，應該成為其他國際組織處理此類問題的可資借鑒的範例。「APEC」是僅有的幾個同時接受中國大陸、中國台灣和中國香港地區作為完全會員的國際組織之一。

一九九零年七月，在新加坡舉行的「APEC」第二次部長級會議的《聯合聲明》中，歡迎中國及香港、台灣地區盡早同時加入「APEC」。《聯合聲明》第二十七和二十八兩款是這樣的：「部長們注意到無論從當前的經濟活動還是對本地區未來繁榮的重要方面講，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和香港三個經濟體都對亞太地區具有特別重要的作用。他們重申一九八九年在堪培拉表示的意見，即希望三個經濟體參加「APEC」未來的磋商會議。」「部長們一致認為，應當與三個經濟體進行磋商，並考慮到所達成的同時接納所有三個經濟體參加『APEC』的安排，要能使三個經濟體以及『APEC』的現有成員均能接受，加入的時間或在漢城會議時，或在漢城會議之後盡可能早的時刻」。

一九九一年十月二日，中國同「APEC」組織就加入問題簽署了《諒解備忘錄MOU》，其中明確中國作為主權國家，台灣、香港地區作為區域經濟以「中國臺北」和「中國香港」的名稱同時加入。中國、中國臺北和中國香港同時加入，使「APEC」作為一個國際組織更具代表性，多樣性也更加突出，增加了同不社會制度和兩個區域性質的成員。由於三個實體在亞太經濟合作中具有相當重要性，為解決共同入會的問題，「APEC」將所有參與者稱為「成員」，首腦會議定位為「APEC經濟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以降低其政治規格，使三方能夠接受安排順利加入組織。

根據中國同「APEC」達成的有關《備忘錄》的規定，中國以主權國家加入「APEC」，中國香港和台灣地區則以「地區經濟」加入。這一定位規定中國台灣地區入會的正式稱謂是「中國臺北」，台灣與會人員級別受到嚴格的限制，只能由負責經濟事務的官員參會，其作為「地區經濟」也無權舉辦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等高級別活動。「APEC」在處理台灣參與國際活動問題上是有建樹的，至今某些國際組織可以同時容納中國及其台灣地區以不同身份參加，其中較為重要的只有亞洲開發銀行、國際刑警組織以及「APEC」。其中唯有「APEC」能夠做到在召開成員領導人會議的層次上保證全體出席。具體做法是，按照「西雅圖模式」，「APEC」邀請的是經濟領導人，台灣地區派遣的代表是得到東道國邀請並經濄中國政府同意的經濟界高層領導人，而其他成員則是國家元首與會。這些領導人自然也是本國或地區的最高經濟領導人，這樣就解決了領導人身份的爭議。

因此，正如本欄本月二日《乘搭「APEC號」登陸實現「習馬會」》所言，明年底「APEC」非正式領袖會議在上海舉行時，由於邀請函是由主辦國中國發出，北京有權自行破例直接邀請馬英九，以「中華臺北經濟體領袖」的名義出席上海「APEC」峰會，馬英九就可以與其他會員國的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身穿大會統一定制的民族服裝，「排排站」大合照，在「參與國際活動」方面實現重大突破。在「APEC」結束峰會後，馬英九再以中國國民黨主席身份與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會面，並就確定進行兩岸政治對話甚至是政治協商，洽簽兩岸和平協議達成共識，就能建立「歷史定位」。

既然目標已定，那就借用張大導作品《紅高粱》的歌詞，高唱：「馬哥你就大膽地向前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