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說：“對孫中山講得是否太多了？不多。我們要善於引用他，這沒有害處，只有好處。”

9月15日，《東方的覺醒——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館藏珍貴歷史文獻展》（下稱“東方的覺醒”歷史文獻展）在中國國家圖書館開展，其前言寫道：“孫中山先生首先提出‘振興中華’的口號，以三民主義為綱領，為實現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積極投入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和封建統治的革命事業。在他的組織領導和精神感召下，1911年爆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統治，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制度，成立了亞洲的第一個共和國，翻開了中國歷史嶄新的一頁。”

如今，中國歷史這嶄新的一頁已翻過整整一百年，新中國以世界經濟總量第二的業績，回應了孫中山那一聲“振興中華”的宏願。“孫中山先生太可惜，他去世的時候，用實足年齡計算的話，只有58歲”，孫中山研究會會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金沖及，在國家圖書館的演講中憶及孫中山一生，唏噓感慨，“當然‘革命尚未成功’啊！”

這位推翻帝制的歷史巨人，每每以“失敗”二字來形容自己貢獻一生的事業。他在逝世前一年——1924年6月，在黃埔軍校開學典禮上說：“中國革命十三年，一直到今天，只得到一個空名。所以中國十三年的革命完全是失敗，就是到今天也還是失敗。”

為追求中國統一，“造成獨立自由之國家”，1924年11月，他應馮玉祥之邀，扶病北上共商國是，行前留言：“凡人總有一死，只要死得其所。若二三年前，餘即不能死；今有學生諸君，可完成吾未竟之志，則可以死矣！”抵達北京後，他終於病倒，彌留之際，不斷呼喊：“和平、奮鬥、救中國！”

他在“國事遺囑”中說，“革命尚未成功”；對這個革命，他有這樣的講述：“因不願少數滿洲人專利，故要民族革命；不願君主一人專利，故要政治革命；不願少數富人專利，故要社會革命。”他心中所系，是那一聲：“用人民來做皇帝，用四萬萬人來做皇帝！”這一聲呐喊穿越百年，依然振聾發聵，撼地震天。

“歷史潮流，浩浩蕩蕩”

宋慶齡生前曾這樣回憶：“孫中山是從民間來的。他對我講過許多早年的事情，他生於農民的家庭，他的父母種田，他縣裏的人民都是農民。孫中山很窮，到十五歲才有鞋子穿。他住在多山的地區，在那裏，小孩子赤足行路是件很苦的事。在他和他的兄弟沒有成人以前，他的家住在一間茅屋裏，幾乎僅僅不致挨餓。他幼年吃的是最賤的食物，他沒有米飯吃，因為米飯太貴了。他的主要食物是白薯。孫中山好幾次告訴我說，就在這早年還是貧農家裏的貧兒的時候，他變成為一個革命的人。他下了決心，認為中國農民的生活不該長此這樣困苦下去。中國的兒童應該有鞋穿，有米飯吃。就為這個理想，他獻出了他四十年的生命。”

一百年前的中國，與人民的困苦相伴的是外患頻仍。在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前，中國的GDP尚占世界總額的百分之三十多，列各國之首。第一次鴉片戰爭後，中國經濟一落千丈，至1900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時，中國的GDP僅占世界總額的百分之六。1900年，法國的一家畫報上刊登一幅石印彩畫《列強瓜分中國圖》，成為那個時代中國人揮之不去的夢魘。

“孫中山常常講他的革命的觀念就是在中法戰爭的時候形成的，那年他剛好又一次從夏威夷回來，準備到香港去。中法戰爭失敗，簽訂和約的消息傳來，對他是一個非常大的刺激，以後他這種思想是越為越強烈，感覺到我們國家今天怎麼落到了那麼一個地步。”金沖及說，“所以興中會成立的時候，他說就像一座大廈快要傾覆了，有志者應該趕快來挽救我們這個國家。他有那麼遠的眼光，有那麼高的境界。”

那時，孫中山已是一位很有名氣的醫生。他12歲到夏威夷，以第二名畢業於當地的意奧蘭尼學校，20歲到香港學醫，以第一名畢業于西醫書院，並獲行醫執照。這位中國最早接受近代醫學教育的西醫生，內科、外科、產科皆通，醫術精湛，就診者戶限為穿。他已過上體面、富足的生活，可是，國家的命運卻讓他寢食難安。他寫作《農功》，專論學習西方農業科技，主張“以農為經，以商為緯，本末備具，巨細畢賅，是即強兵富國之先聲，治國平天下之樞紐也。”他北上天津，上書李鴻章，提出富強治國四條綱要，包括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李鴻章沒有接見這位西學之士，孫中山心灰意冷，痛感“目前中國的制度以及現今的政府絕不可能有什麼改善，也絕不會搞什麼改革，只能加以推翻，無法進行改良”。

1894年11月，孫中山在檀香山成立興中會，高喊“振興中華”。“孫中山在這個時候喊出要‘振興中華’這個口號，確實是喊出了幾萬萬有愛國心的中國人共同的心聲。”金沖及說，“從1840年鴉片戰爭算起，中國就一步一步變成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這種狀況到了1894年至1895年的‘甲午戰爭’以後，更加急劇地惡化了，民族危機急劇地深化了。當時簽訂的《馬關條約》，把臺灣割給日本，賠款二萬萬輛銀子，不光是臺灣，還有澎湖列島、遼東半島割給日本，允許日本在中國的通商口岸自由地開設工廠。以後把遼東半島收回來了，但又增加了三千萬兩銀子，就是二萬萬三千萬兩銀子。當時中國政府每年的財政收入是八千萬兩銀子，我們這麼一個大國每年的財政收入是八千萬兩。當時要賠日本二萬萬三千萬兩，等於中國三年財政收入的總數。而日本得到了這筆賠款以後，許多重工業都是用這筆錢建起來。為什麼它在幾年後能夠打敗俄國？它的重工業有了較大的發展，這是一筆很重要的起家的本錢”，“八國聯軍簽訂的條約是《辛丑條約》，賠款四萬萬五千萬兩銀子，而且允許外國在中國駐軍。這一連串的事件使每一個中國人，每一個有點愛國心的中國人怎麼不感到痛心呢？”

而在那時，在中國，像孫中山這樣受過近代文明教育的知識分子為數甚少。國民黨元老吳稚暉說，他第一次聽說孫中山時，還以為他一定是紅眉毛、綠眼睛那樣的江洋大盜。甚至有人以為他是一個“洋鬼子”。可是，隨著越來越多的人漂洋過海，尋求救亡圖存之道，在孫中山周圍，迅速圍聚起一大批“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新式知識分子。在國家圖書館“東方的覺醒”歷史文獻展的展板上，書寫著黃花崗烈士林覺民的絕筆信《與妻書》：“吾充吾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顧汝也。汝體吾此心，於啼泣之餘，亦以天下人為念，當亦樂犧牲吾身與汝身之福利，為天下人謀永福也。汝其勿悲！”

中華民族正是因為擁有這樣的英雄兒女，五千年輝煌文明才不曾中斷。辛亥革命一聲槍響，兩千多年的皇權專制轟然倒塌，正是應驗了孫中山的那句豪邁誓言：“歷史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

“誰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

金沖及講述了兩則故事：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之後，吳稚暉到總統府去看他，見孫中山和胡漢民住一個房間，那裏是他的辦公室，也是他的臥室。因為吳稚暉年長，孫中山就請他一個人睡在一個房間裏。吳稚暉就要睡著了，看到一個人輕輕地走進來，在他的床底下放了一個東西。他一看，是孫中山親自給他放了一個便壺，大為感動，而那時孫中山是臨時大總統啊！揚州有個鹽商去看孫中山，一見面就跪下來，孫中山把他扶起來，鹽商說大總統就是皇帝呀！孫中山說，我們大總統是人民的公僕。

“從材料上看，可能孫中山是最早講‘人民公眾的僕人’的。”金沖及說，“到南京一走進總統府，有一個感覺，原來是兩江總督的衙門，後來太平天國洪秀全進去就是天王府，你說洪秀全他不也是個農民嗎？他一進天王府，就像做皇帝那樣，三宮六院都有了。比一比，就可以知道：孫中山真是平民總統，這一點他確實是當之無愧。”

孫中山認為，國家、國民和官吏的關係是：“民國如公司，國民如股東，官吏如公司之辦事者，故總統、官吏皆國民之公僕也。”官吏由自由國民所舉用，“當其才者則選”。而使國民真正成為一國之主，國家元首、百官變為國民之公僕，“此為政治之革命”。

孫中山在南京起草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上，堅持寫入“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這使1912年3月11日公佈的這部約法，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規定主權在民的國家約法，從根本上否定了主權在君的專制制度。這部約法，還規定“中華民國由中華人民組織之”，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財產、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信、遷徙、信教等自由，享有請願、陳訴、訴訟、考試、選舉、被選舉等權利。

“辛亥革命以後，誰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毛澤東在《關於辛亥革命的評價》一文中說。辛亥革命爆發時，毛澤東18歲，正就讀於湘鄉駐省中學。他後來回憶：“我本人也曾經參加了這次民主革命，當了一名戰士，吃七塊二。”他還說：“對孫中山講得是否太多了？不多。我們要善於引用他，這沒有害處，只有好處。”

孫中山將人類歷史分為四個階段，一是洪荒時代，二是神權時代，三是君權時代，四是民權時代。他認為，這四個時代是依據人類社會進化的定律循序演進的。“順乎世界的潮流，非用民權不可。”孫中山說，“世界潮流的趨勢，好比長江、黃河的流水一樣，水流的方向或者有許多曲折，向北流或向南流的，但是流到最後一定是向東的，無論是怎麼樣都阻止不住的。所以世界的潮流，由神權流到君權，由君權流到民權；現在流到了民權，便沒有方法可以抵抗。”他批判清朝君主專制的罪行，包括“侵犯我們不可讓與的生存權、自由權和財產權”，“壓制言論自由”，“不依照適當的法律程序而剝奪我們的各種權利”；認為“中國數千年都是君主專制政體，這種政體，不是平等自由的國民所堪受的”。他說，一部中國歷史，充滿了朝代的更替和戰爭，總是在一治一亂中循環，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就在於中國實行的是君主專制制度，人們爭做皇帝，唯一的辦法就是廢除這種專制制度，建立民主立憲政體。

他從不貪戀權力，是真正的民主追求者，為以和平方式獲得中國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