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經國死得太早了。”1988年1月，緊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聽到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班同學蔣經國突然逝世的消息，鄧小平說，天若假年，蔣經國依然健在，“中國的統一就不會像現在這樣困難和複雜”。

鄧小平的判斷，並非只是歷史的假設。1979年1月1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發表的《告臺灣同胞書》，1982年7月25日，時任對台辦負責人廖承志發表的致蔣經國“老弟”、提議國共第三次合作的公開信，都表達了大陸和平統一的善念——廖家與蔣家恩怨糾葛多年，而廖承志與蔣經國既是兒時的好友，又是莫斯科中山大學同蓋一件大衣的同窗。公開信由廖來寫，恰合兩岸因政見分隔，卻仍血脈相連之意。

通過密使，蔣經國也對大陸做出了適當回應。

在那個尚在敵對的時代，兩岸領導人之間的私交以及秘密特使的斡旋，讓兩岸冰雪初融並可能走向暖春。

密使在兩岸交往中作用甚大。自1949年蔣介石敗退臺灣後，台海兩岸間建立了獨特的密使制度，持續至今。

李次白、曹聚仁、沈誠、南懷瑾……這些密使或用姻親、或用個人私交，奔波在兩岸之間，為兩岸之間的和談穿針引線，傳達心聲。而最早的兩岸密使，正是蔣經國促成。

1 首位密使：陳毅姻親

臺灣高雄市凱歌歸飯店的老闆李次白，本不是一個會被載入史冊的人物。他作為兩岸首位密使的經歷，在其逝世多年後才被公開。

1950年5月初，自家飯店裏，李次白接待了三位不速之客。他們都是時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蔣經國的心腹，為首的是蔣屬下廳長胡偉克。

“胡偉克是次白的黃埔同期同學。他對次白說，你是黃埔六期的，應該出來擔當一點。你跟陳毅是姻親，你到大陸去。”1998年，李夫人許念婉在臺灣《傳記文學》上發表了一篇回憶錄，談及當時情景：“蔣主任為什麼要派先夫李次白去大陸試探和平？因為陳毅的哥哥陳孟熙是次白的七妹婿，他早年與陳毅也有來往。”

在胡偉克家中，蔣經國秘密接見了李次白夫婦。蔣經國對李次白說：“現在談國共合作，我看希望不大……你和陳毅是至親，我看可以深談，最低限度，希望不進攻臺灣。”

1950年6月1日，李次白登上開往香港的輪船，並於幾天後抵達上海。

與陳毅的會面改變了李次白的一生，但其過程卻十分簡單，當時陪同的還有李次白的妹夫，也就是陳毅的大哥陳孟熙。對於國共和談，陳毅說了這樣一番話：“國共合作的話題，現在先不提，現在提為時尚早……孟熙兄和次白是要立即進革命大學學習，明天就去，你們的親友們都去，你們把名單開來，我明天就告訴市委統戰部……”

和談的計劃沒有成功，密使任務至此本應功成身退，但歷史跟李次白開了一次“玩笑”。幾天之後，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胡偉克向李次白髮出急信，指示他“國共合作之事不必說了”，並讓他留守上海相機行事。

有家不能歸的李次白，其後命運可謂一波三折。他先是以“特務”的罪名在青海監獄關押4年，之後被送回四川老家，借住在陳毅三弟陳季讓的家中，直到 1978年才得以離開大陸來到香港。

此時的李次白已年過七旬，垂垂老矣，只希望能回臺灣安度晚年，但他這最後的請求卻被臺灣拒之門外。“（臺灣當局）跟我們家說，能不能拿出來當時被派出的證明。一個被派出去做密使的怎麼可能開出證明？荒謬。”李次白的二子李文穀回憶說。

1987年，李次白在香港去世，終其一生都未能回到臺灣。

2 左派文人：“洩密”金門炮擊

相比李次白，另一位密使曹聚仁的工作則要“繁忙”許多。

曹本是中央通訊社的記者，抗戰時因報道台兒莊大捷一舉成名。1941年，蔣經國主政江西贛南，曹聚仁受邀改版《新贛南報》，並擔任總編輯。他與共產黨也頗有交情，抗戰時經常往來新四軍駐地，採訪過周恩來、陳毅，是第一個公開報道皖南事變的記者。

解放後，曹聚仁把家人安頓在上海，1950年7月隻身去了香港，為新加坡《南洋商報》擔任駐港記者。

“1956年，我媽媽曾經接到一封我父親的信，信裏面附了一封給邵力子先生的信，大意說為了兩黨的和好、祖國的統一，願做橋樑前去北京，請邵老向中央轉呈此意。不久邵老回復一簡函，大意是歡迎他回來。”曹聚仁女兒曹雷回憶說。

“國民黨和共產黨合作過兩次，為什麼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只要政權統一，其他都可以坐下來共同商量安排的。”

1956年7月13日到19日的一周內，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三次接見曹聚仁。其中7月16日夜晚周恩來、陳毅在頤和園宴請曹聚仁的情形被以《頤和園一夕談》為名，發表在一個月後的《南洋商報》上。

“國民黨和共產黨合作過兩次，為什麼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我們對臺灣決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談，只要政權統一，其他都可以坐下來共同商量安排的。”報道中引述的這段周恩來原話，被視為中共第一次提出國共第三次合作，完成祖國統一，立刻引起了華人世界震動。

在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周恩來年譜》裏，又記述了1956年10月，曹聚仁再次領命北上時，周恩來與其詳談了臺灣回歸後的人事安排：“蔣介石當然不要做地方長官，將來總要在中央安排，臺灣還是他們管，如辭修（陳誠）願意做臺灣地方長官，經國只好讓一下……辭修如願到中央，職位當不在傅宜生（傅作義）之下，經國也可以到中央……他們的一切困難都可以提出，我們是誠意的，我們可以等待……”

1958年8月，曹聚仁再次赴京，並受到了毛澤東接見。緊接著，當年8月23日正午12點“炮擊金門”開始前，早上出版的《南洋商報》已經報道這個消息。10月5日，也就是原定金門停火日的前一天，曹聚仁再次化名郭宗羲，將停火計劃刊登在《南洋商報》上。

起初，大陸仍然沒有責怪曹聚仁的意思，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 《毛澤東傳》中，還記錄有10月13日，也就是停火報道刊登後的第八天，毛澤東在周恩來等人陪同下接見曹聚仁，並讓他向臺灣轉述“只要蔣介石不同美國搞在一起，台、澎、金、馬都可由蔣管”的意思。

“可是從國家保密這點來看，（周）總理就說怎麼可以這樣捅出去。”曹雷回憶，1959年10月24日，也就是炮擊金門後一年，周恩來在北京接見曹聚仁，批評他不應將解放軍停轟金門、馬祖的新聞賣給《南洋商報》。此後，曹聚仁就和兩岸和談脫離了關係，於1972年7月病逝於澳門。

3 青年軍幹部：秘聯兩岸

曹聚仁之後，中央在兩岸密使人選上頗費了一番周折。1973年，92歲高齡的無黨派民主人士章士釗帶著一群警衛、護士和家人從北京飛抵香港，外界紛紛猜測這位老者或許會撬動兩岸和談的新動向。卻未曾想，不到兩個月後，章士釗病逝於香港，新一輪密使行動戛然而止。

直到1981年，新的密使終於出現，他的名字叫沈誠。

出身黃埔軍校的沈誠，在青年軍中追隨蔣經國幾十年，官至少將，不過，1960年代被調配來香港後，已是“跳出三界外”的閒人。

但在1981年8月，沈誠突然收到一家國貨公司送來的請柬，邀請他去北京參加辛亥革命70周年紀念大會。“這個邀請跟賈亦斌的推薦有很大的關係。”沈誠的秘書宋小瑞後來回憶說。

推薦沈誠的賈亦斌本也是蔣經國的舊部。1946年，賈亦斌進入青年軍，後跟隨蔣經國在上海“打老虎”，得以與沈誠相識。1949年4月，賈亦斌在嘉興率部起義，後加入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在新中國成立後參與對台事務。

拿到請柬後的第三天，沈誠回到臺北，面見蔣經國。在後來的回憶錄裏，他記述了這次與蔣經國的會面：“經國先生對我此行既不鼓勵，亦不禁止，他說，按政策你去大陸是違法的，但依你目前的身份能去看看，也是未始不可……臨別時，經國卻例外地交代了我一個私人任務，便是希望我抽空能去一趟溪口，望望那邊情形，最好能拍攝一些現場片等。”

得到蔣經國批准，隨後幾年，沈誠多次以港商身份在兩岸之間穿梭，從鄧小平、葉劍英，到鄧穎超、廖承志，他都曾一一拜會。

“向鄧小平自我介紹的時候，沈老說，我是國民黨黨員，還是國民黨的中央顧問委員會的委員，完了他就講，我是反共的。”宋小瑞回憶：“鄧先生抽了一口煙，停了幾十秒，然後用非常濃的四川話講：反共不要緊，只要不反華就行。”

經過六年的溝通互動，1987年的春天，中央政府終於決定，由蔣經國在莫斯科時期的同窗楊尚昆具名簽署一封密函，請沈誠轉交蔣經國。密函中第一次明確提出，未來的談判應依國共兩黨對等的原則進行。

根據沈誠在回憶錄裏的記載，蔣經國在拿到密函後的第五天，曾召見過沈誠，表示函件中所體現的方針原則尚可接受，並授意由國民黨“陸工會”來籌備與大陸談判的工作。

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突然在臺北病逝。緊接著，1月21日，在繼任“總統”李登輝的授意下，臺灣高等法院檢察處以“叛國罪”對沈誠提出訴訟。儘管最終無罪釋放，但沈誠從此無法再為兩岸穿針引線，和談再次無果而終。

4 學者南懷瑾：兩岸新橋樑

不過，儘管多受阻撓，兩岸和談畢竟是大勢所趨。沈誠之後，一名學者運用他在國共兩黨廣泛的人脈，開通了兩岸秘密溝通的新管道。

1988年1月31日，南懷瑾從美國遷到香港還不到一個星期，他當年在成都軍官學校時的老同事，時任民革中央主席賈亦斌登門拜訪。和當年推薦沈誠一樣，賈亦斌此行，正是希望借助南懷瑾的影響力，在兩岸間搭建一個新的密使平臺。

彼時，隨著蔣家王朝的退場，在兩岸密使溝通過程中，此前講鄉情、講親情，甚至講民族感情的思路已經不再適用。兩岸的關係需要一個更加正式化、官方化的溝通機制。

為應對日益頻繁的大陸事務，1990年10月，臺灣成立半官方的民間機構海峽交流基金會，簡稱“海基會”，專職大陸接觸。同年12月31日，在南懷瑾的引薦下，中共中央對台辦主任楊斯德與李登輝辦公室主任蘇志誠在香港南懷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