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張王二會」中，終於觸及了陸委會主委王郁琦首次訪問大陸的主要任務：與國台辦主任張志軍探討在今年於北京舉行的「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實現「習馬會」的可能性。結果是：張志軍明確地答復「並不適合」，這印證了國台辦過去曾多次強調的「兩岸事務無須藉助國際場合，台灣方面人士參與『APEC』應遵照有關『備忘錄』」的既定立場。

為何在「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場合進行「習馬會」不可行？關鍵原因是，其一，破壞了「APEC」的規矩。實際上，實際上，「APEC」在吸納中國、中國香港和中國台灣加入時，為了符合「一個中國」原則，除了是在「備忘錄」上明確台灣是以「中國台灣經濟體（台灣則譯為「中華台灣經濟體」）的非主權單位參與外，還規定在每年「外交、商務雙部長」會議舉行時，台灣「外交部長」不能參與，只能由商務部長出席；台灣也不能舉辦只可舉行其他領域的部長會議，及技術性會議。一九九三年「APEC」的「外交、商務雙部長」會議輪到美國在西雅圖舉行，克林頓建議從這一屆起，增加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並在各方之間形成了默契，為了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台灣的領導人只能派出部長級的商貿官員作為其代表，出席領導人非正式會議，而且每年「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主辦國在對台灣領導人的代表作出邀請之前，必須徵求中國的意見。因此，倘馬英九「親自」出席，就將破壞上述「備忘錄」和默契共識。其二，「APEC」

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是國際場合，盡管各會員體的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是以「經濟體領導人」的名義出席，但畢竟他們的身份還是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而其實際身份是「總統」的馬英九倘出席，就必須會造成以下的幾個問題：

一、馬英九與各會員體的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一起開會，而中國國家主席也出席同一場合，就必然會在事實上形成「兩個中國」。

二、按照慣例，「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結束後，包括美國、俄羅斯、日本、韓國、加拿大、澳洲、新加坡、印尼等的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將會被安排穿上當地的民族服裝，站成一排來個大合照。倘馬英九也在其中，他就必會被視為是「國際社會領導人群的一員」，並會造成「實質參與政府間國際活動」的事實，抵觸了「一個中國」的底線。

三、在「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過程中，馬英九有可能會尋求機會，與與會的各會員體領導人，如奧巴馬、普京、安倍、朴謹惠、李顯龍等會面，從而形成「實質外交」。實際上，即使只是作為「領導人代表」的連戰，籍著出席「APEC」的機會與奧巴馬等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會面，都已讓大陸方面頗為不爽，並將之視為「試探」。

而且，「APEC」領導人會議從明年起輪到在其他國家舉行時，馬英九本人，或是「二零一六」後倘是民進黨勝選的領導人，也將會以「北京模式」為例，「理直氣壯」地要求出席由其他由成員體舉行的「AO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這是北京所不願意見到的。

正因為「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會有此微妙之處，李登輝和陳水扁就曾千方百計地試圖進行「衝關」，並形成「既成事實」。比如，在二零零一年的「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輪到在中國上海舉行之前，陳水扁就意圖打破上述慣例，指派任「副總統」李元簇出席，但遭到北京反對。而致陳水扁來不及另行指派代表（也有說是陳水扁因氣壞了而拒絕另派代表），造成台灣首次沒有代表出席「APEC」的領導人非正式會議。

由此可見，北京對台灣「領導人代表」的身份的堅持。當然，在馬英九上臺後，既是為了肯定馬英九承認「一個中國」原則的態度，也是為了報償連戰搭建國共平臺的功勞，北京破例同意讓馬英九指派卸任「副總統」連戰，代表其出席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後來取代連戰的蕭萬長，也是卸任「副總統」），但也僅只是卸任「副總統」而已，而根本不可能是由現職的「總統」直接出席。

其實，還可以有其他的方案。雖然張志軍和王郁琦都尚未有提出，但其他方案肯定是會有的。本欄曾經認為，「博鰲論壇」也是一個適當的場合，因為「博鰲論壇」並不是國際場合，雖然確實是會有現任的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出席，但更多的卻是已經卸任的領導人，及商界領袖，而且該論壇是由中國主導，「國際場合」的色彩較為淡弱。但畢竟仍有現任的國際領導人出席，仍是擔心馬英九會藉機與他國國家領導人會面。

因此最佳的方案，還是由馬英九以「台灣領導人」的名義，進行單純的登陸訪問活動，不借助任何場合尤其是國際場合。

其實，對於進行「習馬會」的議題，北京的考量，除了是必須避開「國際場合」這個攸關原則的問題之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此時此刻，並非是就「習馬會」的適當時機。這是因為，馬英九老是強調要「對等尊嚴」，但偏偏就是在目前，馬英九與習近平處於極為「不對等」的狀況：其一，習近平目前的聲望如日中天，而且手上的權力高度集中，從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到「老虎和蒼蠅一起打」，從建立中國國家領導人的親民形象，到在國際事務上建立大國領袖的地位，都讓人刮目相看；而馬英九的民調則跌至個位數以下，施政受到種種掣肘，就連在執政黨內也擺不平各種反對聲音。

其二，在推動國家統一大業的議題上，習近平希望能在前人的基礎上有所突破，做到「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籍著兩岸領導人的會見，推動兩岸政治談判，爭取促進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建立軍事互信機制，達成和平協定，並在此基礎上促進協商臺灣民眾關心的參與國際活動的問題。但馬英九卻是在兩岸關係議題上，實行「只經不政」，連一個《兩岸貿易服務協議》送交「立法院」審議都無法搞掂，根本沒有魄力能夠幹出比連戰「和平之旅」更具突破性的事來，攜帶了「兩梳蕉」（兩手空空）地求見習近平，那還有甚麼意義？

何況，將「兩岸領導人會面」的定義縮窄為「習馬會」，可能也讓北京老大不爽。這是因為，馬英九餘下的任期只有兩年多一點，而習近平的任期還有九年，他要與台灣領導人見面，不一定就是馬英九，還有機會與「馬英九後」的其他領導人會面，相信無論是朱立倫還是吳敦義，都不會像馬英九這樣死板、固執，肯定會有靈活表現，並有可能會尋求突破，那才是不會「帶著兩梳蕉」去與習近平會面。即使是二零一六年由民進黨人上臺執政，只要能促成其對「台獨黨綱」作出突破，或是以靈活方式將之「處理」掉，實現兩岸領導人會面的政治意義就將會更為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