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７月以來，在社撫費信息公開領域展開了一場律師們的集體行動，從申請公開、行政复議再到行政訴訟，範圍正在從省部級延伸到縣區……

由下腹的肚臍兩側一直延伸到背後，疼痛已經纏繞了32歲的何月連6年。廣西梧州藤縣的一個偏遠山村，這個當年在深圳、東莞、廣州頗為強悍的打工妹如今一蹶不振。她的包裏隨時準備著止疼膠囊，“吃太多有副作用頭會疼，吃得不夠肚子會疼”。她小心拿捏著這個平衡，因一次計生結紮手術而引發的併發症，卷走了她的家庭本該是最重要的6年。

開始上訪和使用微博之後，何月連接觸了更多的計生創傷患者。這些喪失了勞動能力、忍受著難以啟齒的病痛的個體，還要承擔身體維權的精神煎熬，“強制結紮”的噩夢還在延續……

已上環仍被強制結紮

2007年4月20日，何月連的第二個兒子出生剛兩個多月，藤縣和天平鎮的計生幹部在鎮長吳鑑來的帶領下，團團圍住了他們在滿村新平組的家。在此之前，為了自行落實計生節育，何月連曾於二兒子剛剛出世後的3月29日，到廣州番禺區的靈山醫院自費做了上環手術。但這張“計劃生育手術證明”無力成為抵擋家鄉計生幹部等“強制結紮”的武器。

到了縣人民醫院，何月連被推上了手術臺，“手腳都用黑膠帶綁在手術床上，動彈不得，進來的一個女醫生穿了手術服，戴了口罩和綠色的手術帽，除了眼睛什麼都看不見”。當時沒有任何親人在身邊，結紮手術需要本人簽名，何月連最後拒絕簽字。

手術從上午進去，下午四五點才出來。何月連能感覺到有人撐開了她的肚皮，用鐵絲鉤一樣的東西將她的輸卵管剪斷、結紮。她忍受著劇烈的疼痛，“後來就暈過去了，直到被人扶出去急救”。醒過來的時候，她的上身都被急救的人扭青了。

忍受著腹部的疼痛，何月連打針開藥之後回了家。隨後這個曾經一次能挑上百斤柴的健壯女人，就連燒火煮飯都困難了。術後半個月，她坐在家門口，鎮計生辦的幹部上門來收超生的社會撫養費，“要交8000到一萬元”，虛弱的何月連氣得一把將通知書撕得粉碎。伴隨著疼痛，她的肚子一點點又鼓起來，“到2009年看上去已經像是有8個月身孕的女人了”。她蹲不下身，連坐著也難受。後來她才知道，那是因為手術導致的黏連、積液。

何月連說，她多次去找當時的縣計生局局長許景強，都沒有找到；再找當時的縣計生局書記麥永傳，卻被調笑“你是不是又有了啊？”母親看她痛苦，又做不了事，勸她，“你去找，去追吧，孩子我來幫你帶”。就這樣她踏上了上訪的道路。

男子結紮後引發併發症

藤縣鄰近，岑溪市波塘鎮合水村的黃佐強，2009年也因為計生的輸精管結紮手術而落下後遺症。如今他和何月連一樣每天靠吃止疼藥度日，早上起床時腰都難以直起，更別提像過去那樣外出打工。手術後難以啟齒的陰囊脹痛，最後漸漸演變為“左側的睾丸、附睾完全壞死缺失”。

黃佐強夫婦2002年和2003年先後育有一女一子，按政策並未超生。2004年，在縣城紡織廠做工的黃妻主動放環節育。2009年，黃佐強準備與人合夥在縣城開飯店，回到老家波塘鎮合水村。一個多星期後的4月8日清晨，躲在二樓的黃佐強被計生幹部搜出要送去結紮。

“曾拍著胸脯說 出了事情我負責 的計生站長也躲起來了”，術後創傷無人問津，黃佐強就帶著請願牌去政府和計生站門口控訴，這年12月23日還拿到了廣西計生委開出的“三等節育手術併發症”的鑒定結論。

在南寧做鑒定時，黃佐強遇見了何月連等，他們共同到北京上訪等經歷，將計生創傷這個群體的命運聯結在一起。

漫漫維權路

縣裏每月20日是接訪日，何月連幾乎每次都去。去年梧州市的市長接訪日，何月連和唐恒連去登記卻滿員了。何月連計劃和唐恒連等在門外攔市長，卻因為“身體有傷走不快，眼睜睜看著市長走掉了”。

何月連後來通過QQ認識了民間女權工作室的創始人葉海燕，葉教會了她使用微博。這個新工具讓何月連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她比過去更關注時事，尤其是跟計生有關的話題和各地的案例。

去年底，河南、北京、深圳等9地13名女律師聯名上書公安部和國家計生委，抗議用“上戶先上環”等手段強制女性上環避孕。何月連也與其中的律師取得了聯繫聲援。“此後見到這樣的事情都會幫一下。”

除了自己身體的病痛和向政府追討的賠償金，何月連現在最希望能廢除強制的上環和結紮，進而終止計劃生育和繳納社會撫養費。“但願我們的孩子未來不會再受到這樣的傷害！”

80後夫妻“負擔”11位老人

這是一對“80後”組合的典型“倒金字塔”家庭。也是計生政策推行30多年後，正在身邊成批孵化的未來中國主流家庭的普通樣本。

滯後的“擠壓效應”已經在困擾年輕的父母：向下，來自家族的傳統觀念和年輕家庭的脆弱常將他們置於傳承和撫養的兩難境地；向上，“倒金字塔”的家庭結構又讓他們難荷重負，甚至將來一對夫婦最多要面對12個老人的贍養壓力。

作為“80後”的獨生家庭，他們已經來到承載歷史的下一站臺；我們能看到，他們中的一部分正在現實和未來的夾縫中左右焦慮、上下為難。這是個案的現實困境，也是可以預見的普遍危機。

80後夫妻的二胎糾結

在剛過去的這個七天長假，29歲的鄒向陽和27歲的梁雪吵了一架：當著3歲半女兒的面，孩子的爸被孩子的媽甩了一耳光，隨後是三天的冷戰。

對租住在武漢徐家棚，同為80後的這對年輕夫婦來說，近一年來，類似的冷戰幾乎每隔一段日子都會爆發。雖然每次他們又很快和好如初。

這一次，和家裏的兩位老人“被氣走”有關。國慶節前夕，鄒向陽的父母從湖北荊州趕到武漢，本打算多住些日子，但只住幾天便被兒媳婦“氣跑了”。

一到武漢，從鄉下趕來的兩位老人便把兒子兒媳拉到一處，認真地和他們談起此行的主要目的：讓兩人趕緊的，再生個孩子。

但孝順的鄒向陽卻左右為難，他想達成父母的願望，但也認同和妻子溝通後的觀點：並不是不想再生，兩人也都很想為女兒再添一個玩伴，“但壓力實在是太大了”。

上有老下有小“亞歷山大”

壓力來自於雙方面：一是心理上，他們都知道，雙方父母都希望能再生個男孩，但這不是他們能夠決定的，萬一又是女孩怎麼辦？更為現實的，是這個80後家庭“難以承受的經濟壓力”。

學設計的鄒向陽畢業後到一家裝修公司打工，幾年後出來單幹，對外雖也稱公司，其實就是個臨時的裝修隊，有活就幹沒活就歇。一年的收入10多萬元，前年貸款買了輛車，再加上每月3000多元的房租和雜費，每月下來都成了“月光族”。梁雪從懷孩子後就沒上班，今年應聘一家房地產公司做銷售，工作剛有起色。這也是她“不敢再懷(孕)”的原因之一。

“你們只管生，孩子我們來養。”這是鄒向陽的父母為打消二人疑慮曾說過的話。但從這對80後小兩口的角度看，這僅是長輩對迫切願望的一種即興表述。相反，這個位於“倒金字塔”“塔底”的年輕家庭，除了“傳宗接代”的向下壓力，向上也已經開始感受到來自於“塔頂”——眾多長輩的贍養壓力。

獨生家庭的贍養難題

這也是計劃生育政策施行30多年來，從80後開始的幾代人將共同面對的贍養難題。

鄒向陽掰著指頭計算，他是家裏的獨子，爸媽都不到60歲，爺爺奶奶、外公外婆也都還健在，光他家老人就有6個；妻子梁雪那邊，姐姐自8年前嫁到新疆後，幾乎和家裏斷了來往，長輩中除了離世的外公，老人也有5個。“以前是他們養我們，以後這些老人都要我們養；他們養我們很輕鬆，我們養他們壓力就大多了。”

來自長輩的壓力，尤其在他對外稱“開公司”後愈為明顯。“像我們沒有背景，現在創業很難，充其量只是混口飯吃，能養家糊口就不錯了。但成家立業後，很多以前沒有的負擔就都來了。”鄒向陽說，前年梁雪的奶奶到武漢看病，去年自己的父親又在老家做手術，“都伸手向我們要錢，沒有辦法我們只有去借”。

每年春節兩人回鄉拜年，“每個老人都要買禮品，都要孝敬紅包”。鄒向陽說，現在雙方父母都還能做事，等以後老了負擔會更重。想到這些，他也會替自己的女兒擔憂，“等以後女兒長大了，也成了家，如果對方也是個獨生子，那兩個人要面對的也會是一大家子老人，那個負擔該有多重？”

(因涉及隱私，鄒向陽夫婦及他們的女兒均使用化名)

民間“清算”社撫費

10月9日，北京房山的單親媽媽劉女士，因無法繳納33萬元的高額社會撫養費而無法給8歲的兒子上戶口，無奈之下向房山區法院起訴了該區公安局。北京女律師黃溢智建議和代理了此案。

起訴“上戶先繳費”

劉女士是北京房山人，農村戶口。她在河南鄭州工作期間，與北京城市戶籍的王某結識，並於2005年婚外生育了兒子小傑（化名）。劉女士與王某結識前，各自都有過一個孩子，離婚時孩子的撫養權都判給了前任。2008年二人經法院判決解除同居關係後，兒子由劉女士撫養。

劉女士準備好了所有的手續去房山公安局辦理小傑的上戶，被告知“需要計生委出具的繳納社會撫養費的證明”。劉女士去找計生委，“在小傑出生7年之後，計生委終於認定了小傑是‘超生’”。雖然劉女士與王某實際身邊並沒有孩子，但房山計生委認定，“因當事人原有兩個子女，不符合照顧再生育條件，又於2005年10月2日非婚生育一男孩，屬於違法生育第三個子女。”房山計生委於是決定對劉女士徵收社會撫養費３３３４６６元。

劉女士沒有穩定工作，平時靠打零工過日子。而王某生活不能自理，僅靠微薄的病退工資生活。“如果是幾萬塊錢，我拼命打工也許能慢慢交上。但計生委一下讓我交33萬多，這讓我幾乎絕望了。”劉女士說。2013年初王某因病死亡，劉女士曾多次向房山區計生委要求減免社撫費徵收額，並出示了王某的死亡證明和減免申請。“房山計生委一直說研究考慮，但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