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昨日接受媒體訪問時，談到了特區政府對「賭牌續約」的問題，但沒有任何具體傾向，只是說二零一五及二零一六年會是進行檢討的適當的時機，及政府對此持開放態度，並希望是次檢討能為澳門未來經濟及博彩業的發展方向把脈，定出一個社會各界都能接受的方案。

記者們提出的「短期續約」話題，是源自於香港《信報》和《經濟日報》等香港平面媒體昨日報導的內容。相關報導援引權威消息人士透露，澳門六個正副賭牌的持有人將分別在二零二零年和二零二二年續牌。由於其中三個賭牌與美資有關係，中央政府在續牌問題上將較多從中美關係方面著眼，或傾向發出年期較短的牌照，未必可批出一次過十年期或以上的賭牌，而每五年續牌一次或較適合。

無論此消息是香港財經界的邏輯推理，還是澳門特區政府「出口轉內銷」式的放出試探氣球，關於續期五年之說，都有其合理之處。因為正如財經界所言，若一次續牌十年，中央便不能以賭牌來制約美國。對於近年奧巴馬政府大力推動重返亞洲政策，加上仍有少數美國議員常以洗黑錢來批評澳門和中國，中央認為有需要持續以賭牌利益作為抗衡。當然，這也打破了一些人「加發賭牌」或「全民開賭」的幻想。既然是以「短期續約」處理，就不會重新開投，更不會「節外生枝」地加插效期為二十年的新賭牌－－倘新賭牌的效期是二十年，與獲得續約五年的現有賭牌不成正比；但倘是新賭牌的效期與現有賭約看齊，也是以五年為期，新持牌者建好的賭場酒店，剛開張就告賭約屆滿，就將是「血本無收」。

其實，只以短期續期方式處理效期屆滿的賭牌，而不是重新開投，是穩妥的做法。否則，將會使博彩市場混亂，從而直接影響特區政府的經濟命脈及政府財政收入的穩定。而且，按照博彩合約規定，約滿後生財工具應無償繳交給特區政府，倘不是以續約方式處理（哪怕是短期的），而是重新開投，也可能會出現部分的「真空狀態」。實際上，二零零一年進行賭牌開投時，儘管「澳博」的綜合得分並不高，但為了博彩業新舊合約的順利交接，避免出現青黃不接的「真空」，就讓「澳娛」的專營合約延長三個月，以利於與「澳博」的無縫接軌。當然，倘是續約的效期較長，也不好控制，尤其是面對美資博企及其後面的「山姆大叔」。而且，採取每次續約的效期為五年，且可連續多次續約的做法，也可在續約談判磋商中，向各博企提出合理訴求，包括增加社會公益建設投入等。

其實，每次續約的效期為五年，且可連續多次續約的做法，也是源自於「澳娛」數度續約，而不是重新開投的先例。實際上，「澳娛」所持有的專營博彩合約，於一九六二年一月一日起生效，期間曾於一九六四年進行修訂，規定專營權延長為二十五年，到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滿。由此，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許多商人為了在「澳娛」博彩專營合約屆滿前參與開投新賭約，而紛紛投資興建酒店，祈求在重新開投賭約中，以酒店為參與競投的「籌碼」，以求分一杯羹，此為「十大酒店」計劃。今天的總統酒店、皇都酒店等，其投資興建的本意，就是為了參與新賭牌的競投。

也正在此時，前澳葡政府計劃興建綜藝館，工程費用預算為四千萬元。但當時政府財政手緊，財政同樣緊張的葡國也自顧不暇，無法撥款。何鴻燊抓緊了這個「難得機遇」，提出捐贈工程預算的一半即二千萬元，換取了前澳葡政府於一九八二年與之簽署了為期五年的續約協議，延期還至一九九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粉碎了「十大酒店」投資者的「開賭夢」。《市民日報》社長龔文在其《文戈專欄》中，以「何鴻燊一記掃堂腿，掃掉眾人開賭夢」來形容之。

後來，前澳葡政府又與「澳娛」續約兩次，每次都是為期五年，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一次續約，當時中葡關於澳門問題的談判正在進行，而澳門政權要歸還中國已成為不可改變的事實，中葡談判過程中還發生了「年期之爭」，中方主張在二十世紀內收回澳門。後一次續約，是在一九九七年底，當時《中葡聯合聲明》已經簽署，明確澳門回歸的日期是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但護督孟智豪將原合約的有效期從到一九九六年止，延長到跨越「九九」的二零零一年，引起了當時中方駐澳門機構的極大反感，認為他無權把屬于跨越葡方管治期限的事務和本該屬於未來澳門特區政府權限的簽約權利濫用，提出這個越權部分要經過中葡雙方磋商。由此，中方人員拒絕出席於一九九八年元旦舉行的「澳娛」成立二十五周年的慶祝酒會（馬萬祺等工商領袖也呼應拒絕出席），以示抗議。

孟智豪在最後一份合約中，還加塞了一個東方基金會，規定將博彩毛收入的百分之一點六，撥歸東方基金會。並在回到葡國幾個月就任新成立的東方基金會主席。當時一些澳門的中文報章批評他「監守自盜」，將本屬於澳門政府的財政收入的一部分，通過博彩專營合約和東方基金會，轉到了自己手裏，是個精心策劃的、強加給澳門的政治產物，影響極為惡劣。東方基金會成立後，馬上利用澳葡執政者的優勢，將風景優美、建築極富特色的賈梅士博物館低價購人，作為澳門基金會在澳門的資產；同時將澳門的峰景酒店收購成為葡國駐澳門總領事館的官邸；澳門白馬行醫院被東方基金會購買作為澳門政權回歸後的葡國總領事館。真正用在澳門本地的文化、教育、慈善方面的支出並不多，而是用了不少資金資助葡萄牙的政黨政治。後來更是爆發了東方基金會撥款資助葡國里斯本文物百貨公司和安哥拉古堡，違背東方基金會支持澳門文化事業的宗旨。為此，中方提出將東方基金會問題納入中葡聯合聯絡小組的議程，經過多年鬥爭，終在一九九七年六月就解決東方基金會問題達成共識：由「澳娛」給予東方基金會一次性的補償約十七億澳門元後停止給東方基金會的撥款。而新成立的半官方的公權法人「澳門發展與合作基金會」，取代原來的東方基金會，以推動澳門的教育、科技、文化、社會發展及慈善、學術活動為宗旨。基金會的主要活動在澳門開展，亦可與葡中兩國的機構進行交流與合作。

除了發生此節外生枝事件之外，其實當時對「澳娛」每五年續約一次的做法，是較為穩妥的。因此，在六家博企所分別持有的正副賭牌到期前，分別與其進行談判，在答允一些條件，如支持公益建設、增加旅遊休閑設施等之後，給予續期五年處理，還是較為穩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