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監察院”在2013年初宣佈，防務部門已經同意將二二八事件前後臺灣共產黨相關人物的379件檔案解密。近日，檔案已經進入檔案管理局，並對所有民眾開放。

臺灣學術界及“監察院”認為，當前各方研究中對於共產黨在此事件中究竟扮演了何種角色，未見到有整體系統性的發掘論述。因此，“監察委員”周陽山和李炳南負責主持這批檔案的解密工作。兩人花費了一年時間，在2012年12月完成調查。2013年1月，檢察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對此審查通過。

檔案自會說話

台“國防部”發言人羅紹和指出，經過重新審認蔡孝乾和謝雪紅等419件檔案，同意降密和解密的有379件，餘下40件因涉及情報來源和渠道，現階段不宜開放。

此次新公開的檔案皆來自軍情局，同本案相關的檔案一共8卷419件，其中蔡孝乾（台共元老，後任中共臺灣省工委書記）有6卷169件，謝雪紅（台共和臺盟創始領導）有2卷250件。蔡孝乾的6卷內容為偵查報告、訊問筆錄、自白書、回憶錄、住院報告、申請生活物品、戶口簿等相關檔案資料。謝雪紅的2卷內容為她的行動和活動、人民協會組織調查報告及血魂同盟動態、台中婦女會內幕。具體舉例，如《謝雪紅勾結林獻堂案》《大華酒家與謝奸之關係》《蔡孝乾返裏探親跟監》等等。

臺灣共產黨於1928年在上海法租界成立，根據共產國際的規定，由日本共產黨來指導台共。但日共自身不保，只好讓中共來代替指導，台共的正式名稱是“日本共產黨臺灣民族支部”。在日本的嚴厲打擊下，台共骨幹多被判刑，組織瓦解。

蔡孝乾於1928年即去江西蘇區工作，並參加過長征。二戰一結束，他回台組建了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召集謝雪紅在內的台共舊部。他們參與了1947年爆發的二二八事件，謝雪紅組建了二七部隊以開展武裝鬥爭，在失敗後逃亡大陸。蔡孝乾在1950年被捕，他很快就宣佈合作，其口供使臺灣省工作委員會被連根拔起。蔡孝乾隨後在政府內任職，曾出任“國家安全局”少將參議副主任。飽受反“右”和“文革”衝擊的謝雪紅則終老於北京。

檔案包括他倆的個人行蹤言論信息，也有相關組織的信息。另外，包括不少地圖。周陽山和李炳南兩位“監察委員”告訴本刊記者：“歷經六十餘年風霜，有些檔案已顯斑駁不清，有些檔案則有蛀洞，急待檔案管理單位緊急修復搶救。”他們為此深感惋惜。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朱浤源長期研究二二八和台共，他在接受採訪時表示，檔案管理局在幾天前通知他檔案已進場。不過，他去看檔案的那天正好遇見李炳南也在取閱，他便沒有看成。朱浤源認為新檔案的學術價值很大，他說：“我對它們有很大期待，否則不會壓箱底這麼久，它們應該能解答很多疑問。我一直認為七八十個地下党成員在二二八事件中發揮作用不小，共產黨的組織能力特別強。這些大陸來的青年滲透了三青團，導致三青團被撤銷。”

臺灣作家武之璋自稱業餘史學研究者，曾著書《二二八真相解密》。他認為公佈新檔案不會在社會上引起多少反響，因為“無論是國民黨還是民進黨，大家認為二二八已經定調了。”武之璋在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說。

武之璋預測準確，與學術界的期待相反，臺灣社會對於新檔案公佈事件並沒有予以很大的關注。臉書頁面上沒有什麼動靜，各大報紙也就刊登一條不超過500字的新聞。

周陽山和李炳南只負責檔案公佈，不介入之後的學術爭議。他們對記者表示：“具體檔案之詳細內容究竟如何，有助於那些歷史真相的厘清，則仍有待相關領域專家學者仔細閱讀、研究後，才能對外進一步公佈其專業意見。不過，我們相信檔案材料自會說話。”

從軍情局到檔案管理局

“本案系根據彰化縣民蔣先生之陳述，指出關於二二八之歷史研究，其中關鍵人物之一彰化人蔡孝乾及相關中共與台共地下黨人（如謝雪紅等）之資料未能公諸於世，導致研究信息不足，歷史真相未明。”李炳南和周陽山談起調查的緣由，“在陳水扁任內，二二八檔案雖然號稱全面開放，但並未觸及共產黨在該事件中的角色。”

調查案以“促進歷史檔案依法公開”為宗旨，以公佈為原則。他倆邀請“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臺灣圖書館、“檔案管理局”等典藏與研究機關參與；“國防部”和“軍事情報局”等機關說明事宜；訪視臺北二二八紀念館，還咨詢“中研院”、各大學及民間文史研究相關學者專家以瞭解檔案、史料搜藏及研究概況。

受訪者包括“中研院”的王曉波、朱浤源、張力、黃富三和戚嘉林，作家藍博洲和媒體人何來美先生。受訪者的貢獻在於被委員們分別請去發表看法。“大約在兩個月前，兩委員找我聊了兩個小時”，朱源說。

到2008年為止，“國史館”出版了《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18冊，這是“中央”級別的檔案出版。“國史館”主任秘書陳立文說，他們與“監察院”的合作，僅是兩位“監委”在做調查時用了這套書。“他們用了書中的哪些資料，並沒有回饋我們。”

二二八紀念館相關人士告訴記者，他們也沒有具體參與調查。“調查組只是來我們這裏參觀，我們不清楚檔案的具體處理。”

調查報告完成後，經“國防部”等相關單位清查相關檔案，並逐卷逐件嚴予檢討是否涉及情報來源或管道，是否該永久保密。最終，419件中有370件獲准解密。

“對學者、專家之各種不同意見，調查委員基於對學術專業之尊重，並無任何置喙餘地，亦未就內容作任何刪改。調查委員獨立辦案，政府相關機關亦依法配合，並無任何外力幹預。”周陽山和李炳南在《檢察院“二二八與台共”調查案之說明》中強調調查的獨立性。

獲准公開的檔案轉交給了“檔案管理局”。“檔案管理局”應用組的吳女士在接受採訪時說，這批檔案在4月中旬進入“檔案管理局”，尚需要經過負責檔案保存的典藏組處理，如全面電子化。待完成各項程序後，民眾可以按照“檔案法”第17條，事先提出書面申請，核准後可以閱覽、抄錄或複製。

細密的二二八檔案

二二八事件平息後，“國民政府監察院”閩台監察使楊亮功先生及監察委員何漢文，於1947年4月完成了《調查“二二八事件”報告》。報告對事發原因歸於10點，“共產黨乘機煽動”是其中之一，算是國民黨官方對事件的定調。

由於防務形勢的嚴峻，以及“台獨”勢力將二二八作為最重要政治符號，在1980年代之前，任何主張重新調查二二八的主張和行為都被視為為“台獨”翻案，為共產黨張目。但依然有很多身居海外的“台獨”人士的作品秘密流入島內，如台共成員蘇新的《憤怒的臺灣》和楊克煌的《臺灣二月革命》等。這些書都嚴重誇大死亡人數，並忽略鬧事者趕殺外省人的事實。

早在1980年代，島內就掀起了二二八研究熱，學術界起初的用意是為了跟“台獨”者爭奪二二八的解釋權，雙方隨後產生論戰。1990年，臺灣廢除刑法第100條，此變動意味著可以宣傳“台獨”，只要不用暴力。“台獨”言論一時抬頭，加速了社會上對二二八的關注度。

1991年，“行政院”成立“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翌年公佈了由賴澤涵任總主筆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1994年，經過多次補充的該報告出版成書。此外，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在90年代初編輯出版了《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二二八事件文獻續錄》和《二二八事件文獻補錄》，共計2310頁的這三大本資料，成為研究者的必備書。

“檔案管理局”在2001年成立，其職責是依據“檔案法”規定，健全政府機關檔案管理，促進檔案開放與運用。2002年，新成立的“檔案管理局”執行了“國家安全、美麗島事件與重大政治事件檔案訪查徵集計劃”。

民進黨視二二八為反抗威權的光榮歷史開端，故千方百計追溯歷史來為自己增加道德資源。在陳水扁任內，政府大力宣傳二二八。陳水扁上任第一個2月28日，尚在籌建中的“檔案局”就發佈了“第一道重大指令”，即“二二八檔案搜集整理工作計劃”。當時，政府委派19名學者分6組，分別到“國家安全局”、“軍事情報局”、司法警政、各公營機關、各縣市政府等54個機關單位去尋覓二二八檔案。

“二二八的檔案細密到連鄉鎮公署和地方警察局的檔案都有，算上從南京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複製所得，將地方檔案加中央檔案一對證，清楚得不得了。”武之璋說，“大量檔案公佈是在李登輝時期，再經歷陳水扁時代後，很少有未公佈的檔案了。”

朱宏源說，學術界人士目前都不敢對新檔案發表看法，因為藍營綠營糾紛之大會讓任何言論都成為攻擊對方的把柄。

儘管全省的戰報統計只有42人死於軍隊的清鄉，但面對陳文茜將其與納粹大屠殺相提並論，無法得罪選民的馬英九依然沿襲陳水扁的定論。二二八已經是“政治正確”的禁區，國民黨有理也不敢說。事件中存在很多打砸搶燒殺行為，這使得許多研究者感到困惑。他們擔心，政客們罔顧檔案的信口開河以及由此形成的輿論風氣，只會加深族群的縫隙。

（陳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