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北京出席全國人大會議的澳門中聯辦主任李剛昨日指出，澳門現在已不允許再繼續違反規定地發展博彩業，故而應將解決民生問題放在首位。但由於橫琴可以發展的土地有限，粵澳合作主要是高端商業，暫時未談到在橫琴拓地建住房讓澳門人居住，因而解決公屋問題應當首先在澳門本地進行。

李剛主任的這番話，內涵頗為深刻雋永，含有高度的政治意義，是過去鮮見的。結合到他在中聯辦新春酒會上接受記者採訪的談話，對於一些提出繼續擴大開放更多內地城市居民來澳門「個人遊」，增加批出賭牌，及在橫琴興建公屋等訴求的人士，應是一帖清醒劑。

其一，李剛主任指出，澳門現在已不允許再繼續違反規定地發展博彩業。他所指的「違反規定」，指的是甚麼？未有明說。究竟指的是當初中央批准澳門開放三個賭牌，後來卻變成了六個賭牌，明顯違反中央批令，還是不理中央限制賭台增長的指示，繼續滿足博企商人的要求，不斷地批出新的賭台數額？抑或是兩者並存？無論指的是哪一條，都是值得關注的，都具有警醒作用。

實際上，賭牌「三開六」，本來就是違背中央批示的，是對中央批示陽奉陰違的作派。而且，對於在參與賭牌競投時，在評比條件比較好，但因只有三個中標標的成為「梗頸四」、「梗頸五」等而獲選，後來又卻未能在「三開六」中依序遞補分到一杯羹的投標者來說，也不公平。何況，後來個別獲得「副牌」的博企，竟然是未有參與競投者，這就更為凸顯這種做法的嚴重不公平，違背中國澳門特區參與的「WTO」所揭櫫的公平原則。

在過去，中央對此種現像是「隻眼開隻眼閉」；現在，李剛主任作為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委員，對內負有肅貪嚴紀的責任，對外也有監察澳門特區是否有嚴格執行中央指令的任務。現在習近平主席嚴厲整頓紀律作風，因而是「睜眼開聲」的時候了。當然，可以「既往不咎」；但現在仍有要求特區政府加發賭牌的訴求，也就應該「收聲」了，特區政府更不能自把自為，自作主張地加批賭牌。實際上，十二年前開放博彩業的行為，並不是澳門特區政府可以自行作主，而是源自於中央的批准；因而現在特區政府面對「增批賭牌」的訴求，甚或是自己本身就有意增批賭牌，就得比照十二年前的模式，也應取得中央批准。既然現在李剛主任代表中央政府叫「停」，也就應當一律「收聲」，無論是博彩商人還是特區政府官員，均是如此。否則，就有與中央「對著幹」之嫌。

同樣道理，對增加賭台的訴求的問題，也應予以深思。前一段時間，市面上瀰漫著一片「增加賭台」之聲，發聲者既有博企商人，也有特區政府的主責官員。賭台是澳門特區全體市民的共有財產資源，絕對不宜由博企商人與政府官員之間進行交易，也應聽取作為「澳人治澳」主體的廣大市民的意見。尤其是要防杜將賭台作為尋租工具，謀取不當利益的行為出現。如果把持不住，隨時又將會發生一起更「勁爆」的「歐文龍事件」。澳門特區及特區政府再也經受不起這樣的折騰。

中央多次要求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建設世界旅遊休閑中心，其中一個要件就是增加非博彩元素。因而即使是有必要增批賭台，也必須適量亦即適度限制，與增加非博彩元素形成適當的比例，雙管齊下，不能採取「單邊主義」。尤其是在中央發動反貪行動，老虎蒼蠅一起打之時，更不要整日價老是把「增加賭桌」掛在咀邊，令人產生「對抗中央」，至少也是不把中央指示當作「一回事」的感覺。

其二、李剛昨日指出應將解決民生放在首位，這是對澳門特區及特區政府的忠告。當然，經濟發展還應繼續推動，但並非是單靠博彩業，而應是適度多元發展，及建設好世界旅遊休閑中心。這個「世界」的概念，不應只是將之理解為「世界級」的旅遊設施，而且更應將之解讀為來自「世界各地」的高端遊客，不要把遊客來源集中在內地遊客這個「籃子」上。

但是，更應將主要精力擺放在解決民生的問題上。為何回歸十四年多，特區政府在民生問題上也採取了不少措施，仍然存在不少民怨，並被反對派所利用？就是因為「欠賬」甚多。現在最大的矛盾，是經濟發展成績亮麗與居民未能分享其成果的矛盾。盡管經濟發展的指數驚艷周邊國家和地區，但居民生活水準未能隨之水漲船高。更嚴重的是，由於回歸的頭十年，為了幫助地產發展商消化所積壓的空置樓宇單位，不但停建了公屋，而且還推出「置業移民」政策，並把門檻設得過低，結果推高了樓價，而且首當其衝的正是中低收入階層首選目標的中下價樓宇，導致民間怨氣甚大。

另外，這種「置業移民」政策，也抵觸了《澳門基本法》關於內地居民到澳門特區定居必須由內地政府相關部門批准的規定，形成了澳門特區與內地甚至是與中央的矛盾。

誠然，「萬九公屋計劃」償還了部份「 欠賬」，但仍有未能完全償還，還須繼續推動公屋計劃。但由於特區政府此前採取向博彩業傾斜的政策，最優質的土地已經全部優先照顧並批出給博彩業，因而嚴重擠迫了興建公屋的用地。。因此，在確定新城填海區的規劃時，應對上述傾斜政策予以逆向實施，優先考慮公屋用地，並將回歸以來的「欠賬」，全部償還完畢。

其三、李剛主任指出，解決公屋問題應當首先在澳門本地進行。這很明顯是回應那些在橫琴興建公屋的訴求，而提出此類訴求者，也包括與李剛主任一道出席全國「兩會」的澳區代表和委員，因而他在全國「兩會」的場合提出這個嚴肅的話題，也就更別具意義。

實際上，這個訴求，首先就與橫琴新區發展高端商業的規劃有嚴重抵觸，不管這個規劃是否符合《粵澳合作框架協議》或國務院批復橫琴實施優惠政策的規定，畢竟主導權不在澳門特區的手中，也就只能是望「琴」興嘆。其次即使是《粵澳合作框架協議》或國務院批復橫琴實施優惠政策的規定，也只是照顧澳門特區的中小企業，因而有粵澳產業園之設，而沒有專門提到公屋用地。再次更重要的是，根據《粵澳合作框架協議》和國務院批復橫琴實施優惠政策的規定，橫琴實施特殊政策，海關管理「放開一線，管好二線」，但這只是指單純的物資，而而不包括意識形態，橫琴仍然實行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而公屋住的是懷有各種價值觀的人，是有意識形態的，不要說是在橫琴居住，在互網網、圖書報刊等方面不方便，就是國家的政治管理，也有問題，是否允許澳門的反對派及海外的敵對勢力在此活動？如果未能像澳門大學橫琴校區那樣，獲得全國人大常委會專門頒發實施澳門特區法律的決定，並以特別通道與澳門特區連接，那就「一切免談」。同樣道理，意識形態色彩更為濃厚的「澳廣視」，更不可能在橫琴興建新大樓。這也就難怪，有部分新聞工作者會作出將會削弱「澳廣視」新聞自由的判斷。

（發自臺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