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崔世安在澳門中聯辦舉行的全國「兩會」傳達學習會上，談到了他對學習全國「兩會」精神的幾點體會，並希望澳門各界尤其是政府部門高度重視國家深化改革過程，把握當中機遇亦即國家穩定發展和深化改革為澳門發展帶來的可靠保障和持久動力。崔世安還鄭重承諾，特區政府重視中央的要求和領導人的指導意見，並在施政中全面落實執行，加快經濟適度多元，深化區域合作及推進特區人才培養。

在這裡，崔世安提出了中央與特區的關係。這充分體現了崔世安高度重視中央與特區關係，及在心底裏建立尊重和服從中央領導的掌政思路的精神。記得，在四年前的特首選舉中，崔世安在一個與選委會委員對話的場合中說，他與時任特首的何厚鏵相比，缺乏何厚鏵那樣的個人魅力和魄力，因而未來在當選特首之後，為了管治更為順利，為了強化自己的管治正當性及權威，他將會加強特區與中央的關係，爭取中央政府對他的支持。

這個思路無疑是正確的。尤其是隨著近年香港政制改革的深入發展，中央與特區關係的命題更形突出，強調特區的一切權力是由中央授予，特區實行的是高度自治而不是完全自治，特區不存在所謂「剩餘權力」的問題。基本法對於在「一國兩制」下中央享有的權力作了明確規定。依照基本法的規定，中央的權力並不限於通常所強調的外交權、防務權，還包括：任命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審查和發回特別行政區制定的法律；決定部分全國性法律在特別行政區實施；對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及其修改的最終決定權；決定特別行政區進入緊急狀態；解釋基本法；修改基本法等等。因此，由中央政府任命的特首，必須尊重和服從中央的領導，這是應有意義，而不是一句口頭上的「愛國愛港／愛國愛澳」就可能涵蓋得了，而是必須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執行《澳門基本法》所賦予的權力的同時，事事處處執行中央的指示，落實國家領導人的要求。

應當說，崔世安就任特首四年多來，是十分注意兌現自己在這方面的諾言的，因而澳門特區與中央的關係就較為和諧，並無任何衝突。尤其是在政制發展一役，從向全國人大常委會申請釋法，到嚴格按照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的「五部曲」程序，都一絲不苟地依照基本法中有關中央與特區關係的規定，順利地完成任務。因而中央也對澳門特區給予較好的回報，包括由溫家寶總理出席「中國——葡語國家經貿論壇」，也包括在澳門並非是「APEC」會員體的情況下，委託澳門特區承辦「APEC」的旅遊部長會議等。

但仍有若干不足之處。那就是中央針對澳門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多次提出要「居安思危」，並要求澳門特區要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建設「發展旅遊休閑中心」，及辦好「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平臺」，而最後一項，又派生出三個「中心」。這三大任務，由於「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平臺」是屬於國家行為，由國家商務部和外交部主導，因而執行得很好，各項議題都能有計劃、有步驟地開展推進。但在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和建設「世界旅遊休閑中心」方面，雖然也作出了許多努力，但無論是進度還是品質上似乎都並不理想。尤其是受到澳門土地資源和人才資源都相當緊缺，而國家為瞭解決澳門土地問題批准橫琴實施特殊優惠措施，卻因橫琴「炒地皮」提高「門檻」而令澳門中小企業無法享受得到等客觀因素的限制，而進展不大。

但主觀因素也不能忽略。這就是這幾年來，澳門特區政府一直未能就落實執行「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建設「世界旅遊休閑中心」這兩大任務，提出「路線圖」和「時間表」，因而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陷於事務主義。而且，由於體制和領導藝術問題，特區政府內的各個政務領域，都是分工如分家，「雞犬之聲相聞」，雖尚不至於「老死不相來往」，卻也是「五龍治水」，「水牛過河各顧各」。甚至是在每年底向立法會作「施政報告」時，都可發覺各位司長所管轄的政務領域的「施政方針」，其中的一些措施提法，與特首在「施政報告」中的表述存在著口徑不統一甚至是相矛盾的情況。

這就導致在落實執行「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建設「世界旅遊休閑中心」這兩大任務上，存在著一是進度不理想，二是淩亂不統一的情況，各政務領域各說各話，甚至是與之相悖。比如中央要求限制博彩業發展規模，增加非博彩元素，但做法上卻不完全按照中央的指示，還為賭台的增長而爭論不休。

因此，應當參考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所確定的「預層架構設計」，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模式，設立由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和建設「世界旅遊休閑中心」這兩個專案的統籌協調機構，由特首崔世安親自擔任召集人，特區政府政務領域的司長及各相關部門的負責人參與，統一事權，高度集權，統攬全局，集中資源，高效快捷地實現這兩大任務。這兩個統籌協調機構，並非如目前的經濟委員會等的諮詢機構，而是實權機構，定期開會，負責制訂落實「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及「世界旅遊休閑中心」的「路線圖」及「時間表」，並跟進監督。

在這方面，前澳葡政府的一些做法還是值得借鑑的，就是定下雷打不動的制度，在每星期四舉行由澳督主持、各政務司參加，並視每次會議議題需要邀請相關官員或社會人士列席的政務會議，集中討論施政中的重大事項，並作出決策。而不是像現在那樣的各政務領域「五龍治水」，或「水牛過河各顧各」。因此，除了行政會之外，還應成立比當年政務會議更高規格、更高度集權，而又能統籌協調的「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委員會」和「建設世界旅遊休閑中心委員會」，並制定及執行落實這兩大任務的「路線圖」及「時間表」，就是重視中央要求及領導意見的實際行動。

而且，倘能趕得及在今年底特區政府換屆之前成立這兩大「頂層設計結構」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在崔世安再次當選特首，並獲得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後，向中央人民政府提名並報請任命主要官員的人選時，可以避免未能獲得再次提名的主要官員，雖其任期尚未完結，但卻由於存在著「棚尾拉箱」心態而無心工作；而獲中央任命的主要官員又未能宣誓就職，從而形成「跛腳鴨」的現象。尤其是正在此一「青黃不接」期間，可能就正是「APEC」旅遊部長會議在澳門特區舉行之際，倘發生「跛腳鴨」現象，將會嚴重影響會議的成功舉辦，以至是「中國澳門」加入「APEC」的時程。因此，成立這兩個統籌協調「頂層設計機構」，也是有利於特區政府換屆時的銜接以至是政務運作的穩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