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絲不苟的髮髻，紅色上衣搭配黑色長褲，整齊劃一到主席臺端茶倒水，微笑利落地給人大代表指示方向……每年“兩會”期間，這些人民大會堂的服務員們算得上人大代表之外，出鏡率最高的一群人了。

伴隨著“兩會”的閉幕，她們又會“消失”在公眾視野，繼續自己在外界看來不平凡的工作。對她們來說，在人民大會堂當服務員和在一個普通的單位沒有差別，只不過食堂裏掌勺的師傅可能才做完“國宴”，而她們若要在大會堂內部放映室看電影，也不用經過外人那樣比機場還嚴格的安檢……

入選比例“百裏挑一”

侯桂珍是人民大會堂第一批服務員之一，在1960年初來到北京。

她至今記得入職後的那場誓師動員大會，那是在小禮堂舉行的。“服從命令聽指揮，不能和外面的人接觸，星期天誰有事出去，回來時要銷假，而且歸隊時間不能超過下午四點。”多年後，她在紀錄片《人民大會堂》中回憶說。

1980年代開始，與實行軍事化管理的中南海不同，人民大會堂對服務員等工作人員的生活管控慢慢放寬不少。但工作上的嚴格要求一直保留了下來。

雖說大會堂服務員的薪酬與五星級酒店服務員差不多，但比後者要累一些。全國人大系統內部知情人士林如（化名）說，在酒店如果乾得不順心，可以跟領導要求換班，但在人民大會堂，所有人必須服從命令。

如今，人民大會堂服務組編制有300多人，他們來自各省市。由於大會堂服務員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國家形象，男性身高在1.77米以上，女性則要在1.67米以上。相貌端正、身體健康、沒有文身、體味等要求也需要滿足。除了相貌，他們本人及直系親屬必須沒有違法違紀記錄。一旦入選服務組，服務員還須由各地公安廳進行政審，方能入京。一般來說，地方上三四百候選人中，大概只有兩到三個能夠入選。

和侯桂珍時期的服務員不同，“近年來，大家的心思活絡起來，有的在這裏工作上三四年，就回到地方常接待省委領導的酒店工作。”林如說，“畢竟他們受過系統化培訓，見過世面，不會慌張。我們天天在這裏上班，跟國家領導握個手也是常有的事。”

倒不倒水是個大問題

每年全國“兩會”召開前夕，是服務員最忙碌的一段時間。在電器尚未普及的那個年代，光是各式各樣的燈全部拆下來擦洗一遍，就要花費一個月。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擔任電工組組長的徐榮財回憶說，當時，除了每天晚上要值班的人，其餘所有人都在擦燈。

如今，在精密儀器的幫助下，這類工作有專門團隊進行日常維護。但在“兩會”前，準備工作依舊繁重。除了對電路、投票器、安檢等設施做一次詳細的檢查。服務員還要根據各個代表團的“準備方案”佈置各省廳。

“兩會”進程中的各種瑣細服務同樣對服務員們的要求極高。“要先放茶壺後部，再放茶壺前部，放喝水杯子也一樣，這樣才能保證倒水的整個過程不發出一絲聲音。平時茶壺時刻在手中端著，不能讓首長受到任何影響。削鉛筆，不能有一點響聲。進會場，輕盈無聲。削蘋果，一刀下去一條線，蘋果皮不能斷，一盤5個蘋果整齊放著，削皮後蘋果皮貼在蘋果上，讓人看不出是削了皮的蘋果，一提蘋果把，蘋果皮自動脫落。”宋仙娥是侯桂珍的同事，70多歲的她還記得當年的那些規定。

而在近年來的“兩會”召開期間，在萬人大禮堂舉行的開閉幕式上，除了定時到主席臺倒水，服務員不用再為台下的代表服務。“一是坐地比較擠，如果無限量供水，代表出來上廁所會影響會場秩序。”林如說。“最早期每個代表面前還是有茶杯的，後來，變成了一人一瓶礦泉水。現在，乾脆沒有了。”據其稱，這一細節的改變，每次都通過了層層審批。

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服務員也曾是歷史的見證人。

1971年，人民大會堂服務員王穎在一場國際招待會後按照慣例開始收拾餐桌，臺布一兜，把所有東西扔到了垃圾桶裏。時任人民大會堂黨委書記的劉劍招待會後不久突然找到了服務組，詢問桌上的台簽去哪兒了。王穎回憶說，當時劉劍的表情很緊張，把大家都嚇壞了。她於是跑到位於大會堂西北小院的垃圾房，扒著垃圾一個一個找了回來，交給了劉劍。後者仔細核對完名單，確定沒有一個丟失後，才松了一口氣。

王穎說其中一張台簽上的名字是“Henry Alfred Kissinger”，後來才知道這位是何等人物——這次國際招待會，乃是為迎接時任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秘密訪華所辦。這在當時，是尚處於對立的中美兩國之間的最高機密。“如果名單被洩露出去，後果將難以預料。”王穎回憶說。而這一次秘密外交行動及其後續，現在已是歷史中國際關係大變革繞不開的一幕。

內部電影院也放《阿凡達》《變形金剛》

就像對服務員的要求一樣，在人民大會堂，一切服務都被量化。

據公開資料，1949年，中共建政後的開國第一宴中有八道熱菜，四道冷菜。此後為厲行節約，時任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定下國宴新標準——四菜一湯。不過，這裏的菜是熱菜，冷菜和點心水果並未包括在內。

到了1984年，相關宴會規定再次修改：“總宴請時，中餐四菜一湯，西餐一般兩菜一湯，最多為三菜一湯；國宴一律不再使用茅臺等烈性白酒。”這一修改一直延續至今。

林如曾參與了上百次國宴內賓接待，他解釋這一變遷過程時說，以前“搞接待是不計成本的，來的外賓都是貴客，恨不得把最好的東西端出來”。如今，則“節儉多了”，“尤其是2012年底的‘八項規定’出臺後”。

他介紹，現在一頓普通國宴的規則，一般是先上一個粵菜系的例湯，然後是硬菜，煎牛排或鱈魚，然後是蔬菜，白灼芥蘭之類，最後是水果甜品，冰激淩之類。“有時候可能有人吃不飽，就會上好幾種主食。魚翅是堅決不上的，相對奢侈的就是海參了。”

雖說外界對國宴菜系頗多讚譽，但同一撥人在食堂做的菜卻讓林如痛不欲生。“菜式死板，多少年了，就那幾種。有時我們參加外事活動，覺得他們做的菜真的好吃，但一回到食堂，我真不能相信是同樣的廚師做的菜。”

與國宴菜單同步“縮水”的還有人民大會堂內部花房培養的植物。“八項規定”之後，人民大會堂幾乎去掉了一大半可有可無的綠植，只在一些必要位置上做了保留。比如遮擋電線、話筒、閉路電視，或者是記者拍攝用的架子等。

人民大會堂三樓的小禮堂也在悄悄發生變化。此前，這裏常放映新上映的電影，不過因為偶有職工沒時間，就把贈票轉手給了朋友，朋友再轉給朋友，黃牛党就此在人民大會堂門口出現。“這影響很差，小禮堂就乾脆就不對外放映了，改成對內，在中午午休時放電 影。”

和外界猜測的放電影會多少具備些政治意味不同，真實的狀況是“最近什麼火就放什麼”。“《阿凡達》上映三天我們這兒就放了，《變形金剛》也是。不要以為這是一個很政治化的屋子裏裝著一群不近人情的人。”林如說。

（王灑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