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色大廳：大會堂第一廳

此廳的正式叫法，極其普通，“三樓中央大廳”。只是因為舉行總理記者會，有記者發現這裏雕樑畫棟，頗有皇家之氣，遂稱其“金色大廳”至今。

位於人民大會堂三樓的“金色大廳”，層高14.5米，共分兩層，總面積有3300余平方米，周圍分佈著河南廳、重慶廳、澳門廳、萬人大會堂、小禮堂等，是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外國政要以及各國大使遞交國書的重要場所。2009年11月17日，時任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這裏舉行宴會，宴請了美國總統奧巴馬。

但人們對“金色大廳”最深刻的記憶，在於這裏是黨和國家領導人舉行中國最高規格新聞發佈會的場地，是中國重大政經政策動向的“窗口”。從1993年起，全國兩會期間總理記者招待會常態化、制度化，通常安排在金色大廳舉行——2010年中國兩會期間，由於報名參訪的記者人數眾多，中國政協新聞發佈會也首次移師至此。

1998年3月，朱鎔基曾在這裏說：“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要赴湯蹈火，一往無前，鞠躬盡瘁，死而後已。”2012年溫家寶亦在此引用林則徐的名言，“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

如是諸多亮點，讓人大會議閉幕後的總理記者會，成為中外媒體“兩會新聞大戰”的最高潮，也順帶著使得金色大廳成為中外記者關注的焦點，得享人民大會堂“第一廳”之稱。

在沒有政治任務的時候，金色大廳也會對公眾開放，承辦文化演出、商業會務等社會活動。如2012年12月31日，德國廣播交響樂團“金色大廳”新年音樂會就在這裏舉行。這也是人民大會堂“金色大廳”對公眾開放的首場音樂會。

福建廳：留名最多

因為緊鄰舉行歡迎儀式的北大廳，中外領導人會談通常會選在福建廳，也使得福建廳成為人民大會堂地方廳在歷史中，出鏡率最高的一個廳室。

2011年11月17日上午，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福建廳與來訪的美國總統奧巴馬舉行小範圍會談

這裏也是個歷史沉澱頗深的地方。1971年9月，周恩來在福建廳度過多個不眠之夜，指揮處理林彪叛逃一事。

1982年9月24日，鄧小平在這裏會見時任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就香港前途問題進行討論。讓剛剛在新疆廳享受鄧穎超開門迎接的撒切爾出乎意料的是，在福建廳門前遲遲看不到鄧小平的身影。直到她快走到福建廳的門口時，大門才緩緩打開，鄧小平微笑著走過來與她握手。

會談中，鄧小平亦如迎接一樣，寸土不讓。他那句著名的“如果不收回香港，就意味著中國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國領導人是李鴻章”，至今猶不時為人提起。

胡錦濤、習近平等領導人則在這裏多次接見中國國民黨代表團，兩岸局勢也在同期趨於緩和。

常委會會議廳：屢次搬家

人民大會堂的初始設計中，南端主體部分設計為全國人大機關的辦公樓，但是由於地方狹小，辦公樓裏主要是領導辦公室，供其日常使用。而機關辦公人員則不得不在西交民巷23號、大會堂賓館、西黃城根北街等四五處分散辦公。

這在很多人想來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卻持續了幾十年——人民大會堂南門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這塊醒目的牌子，直到第七屆人大委員長萬裏提出全國人大制度化建設，才實現了掛牌。

而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廳，也是人民大會堂裏“搬家”次數最多的一個。

最早的常委會會議廳，現已改建為香港廳。當時因為廳內空間不夠，只能從會議室里拉出一根線到旁邊的塑料廳（現化學廳），做簡報的工作人員和記者們在這裏通過擴音器聽“現場直播”。即便如此，隨著委員人數增加、立法程序規範等發展變化，會議室還是顯得越來越小了。之後，常委會會議廳一度搬到稍大的山西廳。

據在全國人大系統工作的人士介紹，也有時出於保密目的，“會議不通知地點，臨開會前才通知”。

或許是開會條件不佳，讓人大常委會的日常工作也受到了影響。前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李鵬在日記裏寫道：“前幾屆人大常委會審議議程是分4個小組進行的，而且每組人員不固定……審議時不能緊扣議程，常常跑題，審議質量不高。參加會議的委員時多時少，缺席者大有人在。”

李鵬提出了新的分組方案，對常委會議加以規範：“分6個組，人員固定……在第一次小組會議通過後，召集人就固定下來，在本屆任期內有效。以後的實踐證明，這種方案是好的，有力地提高了審議的質量。”

審議質量提高的一個“副作用”是，諸如會議“討論氣氛比較熱烈”、“有些爭論，民主氣氛不錯”之類的記錄，在李鵬的日記裏漸漸增多。關於人大常委會議上的爭論，李鵬之外，亦有其他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前任領導人在採訪中透露過，比如王漢斌就曾提到，1996年刑訴法修改的時候，“公檢法、中央政法委、安全部都一起參與討論，我特別列出不同意見，讓大家一條一條討論。開了將近兩個月的會，每天都討論，把爭論的意見都列舉出來”。

“刑訴法通過之後，公檢法各自出瞭解釋，加起來比刑訴法的條文都多。各家打架、爭奪權力。我又讓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安全部、司法部和全國人大法工委聯名發表對刑訴法的統一解釋，以文件形式下發，很長的一個文件，不讓他們各自解釋。”

“爭吵”中，憲法修正案、刑法修正案、物權法草案等一項項為全國人大常委會所完善、制定。而山西廳也漸漸不能滿足常委會議的需求，於是，常委會議廳又搬到了江西廳的過廳。

由於原是過廳，與其他廳室大多方方正正的造型相比，新常委會會議廳顯得瘦長，南北長、東西短的佈局獨具特色。經過精心設計，各個功能區的劃分較前更為合理，電子錶決器、同步視頻等先進設備也一應俱全……

2010年11月，全國人大新機關辦公樓建成，全國人大機關各個委、局的上千名工作人員“喜遷新居”。緊接著2012年5月，總面積約兩萬平方米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新會議廳，在人民大會堂南樓建設完畢。人大常委開會終於不用四處“搬”了。

河北廳：文革起點

河北廳歷來是國家級對外會談的貴賓休息廳，因此在人民大會堂中被譽為“國門第一廳”。

但讓河北廳得以在歷史留名的，則是1966年5月16日在這裏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全體（擴大）會議。

這次會議的主要議程，是表決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

由於《通知》點名批判了彭真，所以在正式通過之前，主持會議的劉少奇特意詢問彭真，對文件有什麼意見？彭真回答沒有意見。當劉少奇問他到底是贊成還是反對時，彭真低頭看著材料，沒有說話。

於是，在劉少奇的主持下，《通知》被全體通過了。

因為這個《通知》通過日期是5月16日，所以史上簡稱其為《五一六通知》，後成為指導“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

118廳：毛澤東最喜歡使用的廳室

118廳是大會堂唯一用原始號碼命名的廳室。因為距離大會堂西南門口和大禮堂的主席臺都很近，所以118廳成為當年毛澤東最喜歡使用的廳室，常年在這裏辦公、開會、接見外賓及休息。毛澤東住在118廳時，廳裏佈置得很簡單，沒有任何奢侈的傢具：大廳內掛了四幅畫，擺了一圈沙發，臥室裏一張床，床頭擺了一張三屜桌，室內一張不大的辦公桌，一把椅子。

1971年9月13日，118廳成了毛澤東的“避難室”。當天清晨，原本在中南海游泳池暫住的毛澤東，接到了周恩來彙報的林彪出逃的消息。其後，在周恩來的建議下，他轉移到118廳暫住——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回憶：“總理說，先轉移到大會堂，那裏條件好一些，以後看情況再定。”這一住就是十幾天。

1973年，也是靠著118廳，已經行走不便並且供氧不足的毛澤東，才得以出席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式。為了保證毛澤東出席大會開幕式不出任何問題，周恩來在征得毛澤東的同意後，親自佈置將118廳辟為毛澤東的臨時住地，然後安排醫護人員們在該廳地下室設立一個隨時可應急的供氧中心，在118廳至大會堂主席臺之間搭設了一條供氧管路。

正是由於周恩來周全的安排，毛澤東才安然無恙地坐在主席臺上，開完了他最後一次黨代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