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理的怒火朝哪兒發?

有句古話,治大國如烹小鮮。在中國,國務院總理就是這個直接“掌勺人”,上至國家大政方針,下到百姓衣食住行,件件都須關心,還得跟成千上萬阻力相博弈。教育部原副部長張保慶曾有名言:“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傳遍天下,足見總理行事之難。

於是,諸位共和國總理,有時也不得不當場發火拍桌子。

李克強拍桌子

從不發脾氣,這是李克強做總理之前,與其共事過的人對他的最深印象。但新一屆政府上任一年間,僅媒體公開報道裏,李克強就已經兩次發火拍桌子了。

據上海市委副書記、市長楊雄透露,2013年初李克強總理在外高橋保稅區調研時,對於上海自貿區試點方案表示支持,並明確這是重要的促進改革的一個措施。“當時他(總理)一再問我,上海是不是要改革,我說是,態度是表達得非常堅決,我說我們沒要政策,我們要改革。”

李克強總理很高興上海“不要政策,要改革”,他強調一定要把改革放在第一位,制度創新放在第一位。

但是,任何改革都是有阻力的。

有媒體披露,當李克強總理推動上海自貿區時,“銀監會和證監會曾公開反對上海建立自貿區,財政部和保監部也持保留意見。在得知自貿區計劃招致集體反對時,李克強在一次國務院閉門會議上,曾拍桌子發火。經過一番力排眾議,才最終使計劃被搬上議事日程。”——報道還稱,為了讓方案通過,李克強總理不得不對方案逐一解讀,有理有據以理服人。

其實,建立自由貿易試驗區,是新政府在金融改革領域一項“看得見”的重大舉措。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裏首次提到,要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而自貿區當然是市場作用的直接體現,由是總理不可不推,再難也要推。

民生,或者說保障更多人能享有改革紅利,是另一個讓李克強不得不操心的問題。

在去年的一次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李克強談到,有一位副部級官員,村幹部為了“討好”他,一直給他父親發放低保。“這用得著嗎?難道一個副部長級幹部沒錢供養自己的老子?說白了這就是送人情嘛,這堅決不行!”說到這裏,李克強重重拍了下桌子,“所以,一定要把信息披露制度嚴格建立起來,防止暗箱操作,低保金的發放要像劃分土地那樣,讓老百姓監督。”

也是在這次常務會上,李克強還講起,自己有一次去農村調研,遇到一個考上大學卻上不起學的孩子,原因是父親重病,她為給父親治病不得不輟學打工。

“我們不能讓任何一個大學生因為家庭貧困而失學。”李克強說。後來省裏給他打報告,說孩子上大學的事情安排好了,但他心裏還是不踏實。“她遇到了我,解決了困難,要是沒遇上呢?對這些特殊情況,不能只用特殊辦法解決。必須要有一個制度。”

事實上,去年10月30日,國務院常務會議的主要內容就是研究建立健全社會救助制度,推進以法治方式織牢保障困難群眾基本生活的安全網。而在12月25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李克強再次強調,要把救助制度普遍建立起來。

“孔子講,君子周急不濟富,這就是說,百姓真有緊急的事,政府就得救。民政部要統籌救助制度的實施,把底線保住。”

溫家寶掛電話

和李克強相同,前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也是給人以儒雅、溫和的印象,當眾動怒這種行為,似乎離他很遠。即便是2009年2月2日在英國劍橋大學演講時遭遇“鞋襲”,他也只是冷靜地觀察著事態的發展,直到鬧事者離開現場,才平靜地說:“老師們,同學們,這種卑鄙伎倆阻擋不了中英兩國的友誼。”

溫家寶任總理的十年,中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與世界、與時代接軌。變局中,中國政府領導人在學習、調整應對,把正前行方向。

於是,所能見到的,溫家寶的“火氣”常常流於筆端。2006年5月19日,黑龍江省齊齊哈爾第二制藥有限公司生產的假藥在廣東奪命5人。溫家寶作出的3點批示裏,“徹底調查”、“必須下決心整頓”等詞,後來被媒體稱為“非常嚴厲”。

即便是2011年被媒體冠名為“點名痛斥染色饅頭瘦肉精”的講話裏,溫家寶說的也只是“這些惡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誠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經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國民素質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絕不可能成為一個真正強大的國家、一個受人尊敬的國家”。

但在2008年汶川搶險指揮時,溫家寶把電話摔了。

《廣州日報》文章稱,同行的一名記者目睹了溫總理罕有的發怒:“當溫總理接到電話,聽說由於橋樑倒塌,彭州市10萬群眾被堵在山中,救災人員和物資無法運入時,總理在電話裏大喊,‘我不管你們怎麼樣,我只要這10萬群眾脫險,這是命令!’之後他把電話掛了……總理向前往汶川的登機部隊領導下達指示說:‘我就一句話,是人民在養你們,你們自己看著辦。’”

從上任總理伊始的SARS,到隨後的宏觀調控,再到汶川大地震與全球金融危機,十年間,溫家寶總理應對著眾多之前鮮有發生的難關、大事。他那句“請人民把我忘記”的名言中似有謙虛,也有些許歷史的無奈。

朱鎔基做“惡人”

“我性情很急躁,缺乏領導者的涵養,幹工作急於求成,對下面幹部要求過急、批評過嚴。”這是1988年4月25日上海人大九屆一次會議上,朱鎔基對自己的評價。這一天,他當選為上海市長,其後歷任國務院副總理、總理。

較之兩位後任,朱鎔基如他自己所說,要“急躁”得多,發起火來,毫不留情,原本不苟言笑的面容也會變得更加嚴肅。

鄧小平曾經多次提到,朱鎔基是一個“懂經濟”的人。朱鎔基總理任期內,也確實吸取了上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治理整頓的經驗教訓,把控住經濟大局,壓住了經濟的“大起”卻沒有出現“大落”;壓住了通貨膨脹,卻未見市場蕭條。但付出的,是調任中央之後,媒體報道裏朱鎔基不勝枚舉的發怒片段,這些片段都在整個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激烈轉型的關鍵點上。

1993年,時任副總理的他,為抑制金融失序,接連7次發文要求各銀行收縮銀根,卻被無視。於是在其後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他伸出手來,點著與會銀行官員的鼻子厲聲說道,“自己不勤政,又不廉政,吃吃喝喝,亂批條子,任人唯親,到處搞關係,把國家財產不當一回事,你還坐在講臺上面作報告,下面能不罵你?……如果你們發現我有不廉政、不勤政的問題,你們可以檢舉、揭發。但是我也要求大家,你們自己一定要以身作則。”——結果是,短時間內,金融市場迅速穩定,引得媒體歡呼“宏觀調控初見成效”。

其後,在九江堤壩決口現場,他怒斥“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在查出時任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的貪污案件時,他更是留下一句名言:“反腐敗就是要先打老虎後打狼,對老虎決不姑息手軟。我這裏準備了100口棺材,99口留給貪官,一口留給我自己,無非是一個同歸於盡。”

對下屬工作情況,朱鎔基更是要求嚴格。一位前省長回憶:某年國務院召開的全國民政工作會議上,有位副省長照著發言稿念到他們省“配套撥了1.5億低保資金”。

朱鎔基馬上打斷道,“你真的拿了1.5個億嗎?”其後他問在場的財政部一位副部長:“他真的投了1.5個億?你們財政部有沒有個說法?”該部長說:“據他們彙報,確實是1.5個億。”朱鎔基說,“你講話還很有藝術,還‘據他們彙報’!到底有沒有這回事你不能查嗎?”

用朱鎔基自己的話說,他之所以發怒,就是要恪盡職守,敢於說真話。“如果本屆政府都是‘好好先生’,我們就對不起人民,要做‘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