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3月，攝影集《聚焦生存——漂泊在都市邊緣的女孩》出版，在這本書中，趙鐵林用鏡頭講述了十幾個人的生存故事，其中大多數是坐台小姐。這是人們第一次在照片上目擊色情工作者的生活和精神世界，他們在紙上直視那些妓女的眼睛，而不是掃黃打非的戰果報告中抱著頭蹲在牆角的身影。

新中國成立之初，就通過一場雷厲風行的禁娼運動，刷新了城市面貌，並讓人們相信共產黨確實將給這個國家帶來前所未有的變化。

娼妓作為一種行業，在中國消失了幾乎一代人的時間，直到改革開放，古老的職業開始非法復興。此後，它與社會治理者陷入了長期的戰鬥，“敵”進我退，“敵”退我進。迄今為止，拉鋸不斷。

新中國不允許娼妓遍地

1949年11月22日，天剛亮，北京城裏的人一早起來，發現全城的妓院都被貼上了封條，這才明白昨晚一夜的喧鬧到底是因為什 麼。

北京的娼妓業自明清時代就已興盛，到晚清民國，雖屢次禁止，但毫無收效。在最為興旺的時代，北京城僅登記在冊的妓院就有391家，妓女3500人，而沒有登記的私娼，據估計則超過7000人。到解放前夕，北平妓院仍有270多家，登記妓女1268人。

在全城查封妓院半年前的某一天，一個小妓女從妓院裏逃出來，跑到胡同口就被老鴇帶人截住。他們開始在路邊毆打這個小女孩，圍觀者迅速聚攏過來，阻斷了交通。

一輛從西邊進城的吉普車正好被堵在路上，而車裏的人是毛澤東。此後，出任北平市委書記的彭真也在一天深夜到八大胡同、南城一帶的妓院調查。一個15歲的小妓女向他哭訴，說自己被拐賣到妓院，一天接客所得僅僅是4個窩頭。

“新中國決不允許娼妓遍地，黑道橫行！”在與彭真交流過娼妓問題之後，毛澤東說。

對新政權來說，掃除娼妓是革故鼎新的標誌之一。晚清以降，娼妓問題從身體和道德問題，提升到了民族存亡，國家復興的層面。王書奴在1933年出版的《中國娼妓史》中寫道，妓女傳播花柳病，而此病“毀滅人類之肢體，擾亂社會之治安，危害國家，滅絕種族……它比為洪水猛獸，實不為過”。而妓院裏對妓女的迫害，則是中國“淒涼慘酷野蠻黑暗的社會”之縮影，不僅是“女界之羞”，還是“人類之恥”。

娼妓，被視為腐朽中國自我革新時必須切除的毒瘤，而近代政府屢次禁娼無功，則是政治渙散無能的典範。對新政權而言，查封妓院則可以明白無誤地向市民昭示，他們跟從前的政權完全不同，從掃除娼妓開始，他們將徹底地改造中國，讓它變得強盛、健康而潔 淨。

羅瑞卿的突襲

自從北平和平解放之後，新政府將要查封妓院的消息就已經在這個行業裏蔓延。

有人說，共產黨查封妓院之後，就要把妓女送到東北給挖煤工人做老婆，或者配給傷兵、開墾荒地，甚至要送到蘇聯。

未知的恐慌一直在北京的妓女之間積聚，一直到它真正降臨時。

當年11月21日下午5點，在中山公園召開的北京市第二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上，大會執行主席、市婦聯籌委會主任張曉梅宣讀封閉妓院的議案：“……茲特根據全市人民之意志，決定立即封閉一切妓院，集中所有妓院老闆、領家、鴇兒等加以審查和處理，並集中妓女加以訓練，改造其思想，醫治其疾病……”

決議在大會上一致通過，市長聶榮臻當即宣佈，決議立即執行。幾乎在議案通過的同時，北京市公安局就開始行動了。6點鐘，各個妓院的老闆、領家們被召集到公安局開會，宣佈了封禁全部妓院的消息，他們目瞪口呆，其中一些人被當場逮捕。

晚上8點，查封所有妓院的行動全面展開。行動的總指揮是公安部長兼北京市公安總局局長羅瑞卿，率領第十九兵團進入北京的將軍。他用軍事化的辦法突襲了所有的妓院。兩千多名幹部軍警出動了，他們像攻克街壘一樣，熟練地攀上房頂，佔領制高點，同時封鎖大門、佔據街角。驚慌失措的妓女、嫖客、茶房和僕役們哭喊尖叫著，被集中到院子裏。雜役們被當即遣散，嫖客經過檢查身份和登記、教育之後，也當場釋放。

到22日淩晨5點，天空依然夜色深沉的時候，全北京的224家妓院全部封閉，門口貼上了“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封條。而1286名妓女則被一一消毒，集中安置到婦女生產教養院接受改造。

天亮之後，北京城的人們在《人民日報》上看到了封閉妓院的決議，也看到了封閉妓院的報道。同時刊登在報紙上的，還有《解放妓女》的短評。第二天，報紙上的顯著標題則是《千余妓女開始新生活，正組織學習改造思想》、《欣聞千余姐妹跳出火坑，首都各界婦女萬分奮興》。

嫁人、回家、進劇團或者當工人

事實上，事情並不像報紙上所說的那麼簡單。並不僅僅是上等妓女才抵觸新政權的改造，普通妓女也很難讓自己的思想和生活適應新的社會。

在北京市檔案館收藏的一份《北京市處理妓女工作總結》中，北京市婦女生產教養院的工作人員寫道：“一般妓女的特點，由於受淩辱受壓迫太深，終日在欺詐中討生，比較世故，善於隨機應變，認為一切都是假的，不輕易相信人，看不見自己的前途，並且普遍沾染了享受思想和遊民習氣。這是訓練妓女比其他更加困難的一點。”

有相當多的妓女認為，新政權在砸她們的飯碗，並準備像處理垃圾一樣拋棄她們。她們一度策劃暴動、“越獄”，甚至想要殺死看守保護她們的士兵逃跑。經過長達一年多的安撫、思想改造，她們才終於被認為可以回歸社 會。

大部分改造後的妓女選擇嫁人或者回家，有60多人被吸收進劇團和醫院，還有209人無處可去，於是國家出資購置紡織機，興辦了一個棉紡廠。

在北京突襲全城妓院前後，石家莊、吉林、南京、蘇州等城市都幾乎在一夜之間取締了娼妓業。在此情況下，上海的突襲行動是在北京之後的第4天，而蘭州則是在1950年6月23日。

在各地完成對妓院的掃蕩和妓女改造之後，中國的娼妓業基本消失了。接踵而來的是新政府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計劃經濟體制建立，再也沒有公開的賣淫行業存在。

妓院沒了，性交易並未被消滅

然而色情交易並沒有在那之後的20多年裏徹底消失。

在北京清除妓院時擔任北京市婦聯聯絡部副部長的張潔珣曾在半個世紀後，對前來採訪的記者感慨，有一個叫張金香的妓女學員，年輕貌美，嗓音很好，被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招去當演員。但是在劇院中，她被人排擠，最後跟嫖客跑了，淪為野妓。

而在整個改革開放之前的時代，暗娼也並未禁絕。1957年，中共中央批准《公安部黨組關於處理盜竊、流氓、詐騙、兇殺、搶劫等犯罪分子政策界限的規定》中，還明確規定了勞動教養的對象包括“以賣淫為生，屢教不改或無家可歸、必須收容改造的暗娼”。

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的潘綏銘教授也曾在文章中提到，1974年，某中等城市一次就抓獲數十個暗娼嫖客。而在民間，則衍生出對暗娼的各種隱晦稱呼，比如“破鞋”、“拉三”。

當然，大多數時候這一切在公開場合人們都避而不談。但隨著改革開放，人們的正常欲望得到承認和默許，當金錢能夠在市場上自由地購買食物和自行車、電視機之後，色情服務也自然而然地滋生。

上世紀70年代末，賣淫嫖娼現象在沿海地區重新滋長，並迅速向全國各大中城市滲透。後來馳名全國的東莞色情業，正是在那個時候，隨著大批港商北上投資辦廠而興起。

“一般妓女的特點，由於受淩辱受壓迫太深，終日在欺詐中討生，比較世故，善於隨機應變，認為一切都是假的，不輕易相信人，看不見自己的前途，並且普遍沾染了享受思想和遊民習氣。”

1983年，嚴打在全國展開，賣淫嫖娼成為嚴打的重點目標之一。一場新的禁娼運動開始了，但是由於此前中國已經宣佈禁絕了娼妓現象，打擊賣淫嫖娼和打擊傳播淫穢物品被歸到一起，更加籠統地成為“掃黃”。

有數字顯示，在開展嚴打的第二年，全國就查處賣淫嫖娼人員12281人次。當時的主流觀點是，國門打開之後，資本主義的毒素也隨之進入中國，並引起封建餘毒沉渣泛起，威脅純潔的社會主義政權，一場肅清社會風氣、展現對國家控制能力的嚴厲專政勢在必行。

掃黃打非節節勝利

1989年，一個專司“掃黃”的機構誕生——這一年8月，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李瑞環對“掃黃”問題要“下決心、下力氣抓出成效、決不手軟”的指示，全國整頓清理書報刊和音像市場工作小組成立，之後調整為全國“掃黃打非”工作小組。其成員單位包括中宣部、中央政法委、中編辦、外宣辦、國務院辦公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教育部、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國家安全部、交通部等28個部門。

“掃黃”在這裏更加傾向於掃除“精神毒品”，清掃垃圾，“用健康的、優秀的文藝作品和文化活動佔領陣地”。

“掃黃打非”捷報頻傳。1991年，全國公安機關查處賣淫嫖娼案件10.3萬餘起，查獲賣淫嫖娼人員20.1萬余人；1992年，查獲賣淫嫖娼案件12.2萬餘起，查獲不法分子24.2萬余人……

但是色情產業在不斷的打擊下，依然頑強地向各個城市擴張勢力，對它的打擊，再沒有取得像1949年冬天北京那樣徹底的勝利。大陸從香港、臺灣複製的會所、桑拿和酒店模式，逐漸從沿海傳播到全國各地，娼妓的稱呼，也從“破鞋”、“妓女”變成了“小姐”。而隨著性工作者越來越成為無法掩蓋的問題，人們對待她們和他們的態度也正發生與官方不盡相同的變化。

就在人們一面拼命賺錢一面感歎世風日下的時候，1998年，趙鐵林成為一名自由攝影師的第三年，他在海南十廟村遇到了貴州姑娘阿V，一個16歲的坐台小姐。他開始給這個女孩拍攝日常生活的照片，充溢在畫面裏的，是一個少女漂泊在邊緣的茫然和無助。

1999年3月，攝影集《聚焦生存——漂泊在都市邊緣的女孩》出版，在這本書中，趙鐵林用鏡頭講述了十幾個人的生存故事，其中大多數是坐台小姐。這是人們第一次在照片上目擊色情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