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從1946年7月蔡孝乾奉命抵台，組織中共華東局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算起，到1952年5月，陳福星等“台共”劫余幹部重建“省工委”計劃失敗，相對於“二二八事件”前的老“台共”，新“台共”存在了近六年。

這六年中，前三年和後三年的境遇，可謂雲泥之別。

前三年，“二二八事件”使得國民黨政府失去民心，“台共”黨員人數激增一倍，且組織布建大致完善，上有“臺灣省工作委員會”，下有條條塊塊的“臺北市工委會”、“臺灣省山地工委會”、“基隆市工委會”、“高雄市工委會”、“蘭陽地區工委會”、“北峰地區工委會”、“臺灣學生工委會”、“臺灣郵電職工工委會”等臺灣“省工委”接受中共華東局的領導和指令。

後三年，與大陸方面失去聯繫，幾成自生自滅狀態，各地“台共”組織、武裝基地，陸續遭到破壞與圍剿，大批黨員和外圍群眾被逮捕，劫餘幹部多轉入地下，或顛沛於逃亡途中。

倘若說，在前三年“台共”還能在宣傳革命、擴大組織上有所作為，在大陸對台情報工作上有所配合，後三年裏，它自顧不暇，生存難保，倘若還有自保其身外的餘力，也大約耗費在了如“小延安”、“小型萬裏長征”這樣一番壯麗的設想裏……

但不管前三年，後三年，新“台共”及其外圍組織裏，不乏信仰堅貞者。

他們多是尚未到過大陸的年輕知識分子。雖然不曾具備本土運動中真正的中國經驗，但他們從小受日語教育，在“皇民化”年代長大，由於異族統治下自發的民族感情，“二二八事件”後急速滋長的反國民黨情結，又有“台共”各層組織對於未來新社會的描繪，陳儀任省主席治下仍能由書店買到的琳琅滿目、包括部分馬列經典在內的社會科學啟蒙讀物的薰染，使他們的理想躍過了風濤翻卷的海峽，真情擁抱將要蕩滌去一切污泥濁水的紅日般鮮亮的新中國。

“台大醫院案”的涉案者、眼科醫生胡鑫麟，在20世紀90年代，對採訪者厘清了自己當時的心態：

“國民黨在大陸已遭到人民唾棄，‘二二八事件’以後，在臺灣更是完全失信於民。大勢所趨，人心所向，當然是主張民主改革的共產黨了。當時的潮流就是這樣。全中國標榜公正進步的報刊，幾乎都響應中共，學潮所示，青年知識分子都心向共產黨，連外國，包括美國，也看好中共。臺灣也差不多，想做官發財，就投靠國民黨，想為重建臺灣盡一點力，就要借重中共……”（《醫者之路》，轉引自藍博洲《這個人，國家不能讓他活下去了！——許強醫師》）

此外，蔡孝乾等人身上“中共長征幹部”的傳奇色彩，似乎也讓全無中國經驗的知識分子對紅色革命心生嚮往。也是台大醫院醫生、郭琇琮的革命伴侶林至潔曾如此表示：

“被白色祖國拋棄的臺灣人，當時只能帶著憤慨投靠蔡孝乾。當我們見到曾參加中共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蔡孝乾時，受到很深的感動。尤其看到蔡孝乾在長征時灼傷而紅腫的雙手時，更讓知識分子崇拜他。其實，當時知識分子並不瞭解中國共產黨的本質，對中共只是出於人道主義的同情……”（引自朱家慧《太陽下的兩個作家：龍瑛宗和呂赫若》，臺灣文學研究工作室網站）

這些青年知識分子的堅貞信仰，雖不足以讓他們深刻認識中國共產黨，以及天庭飽滿、膽魄非凡的毛澤東，卻足以讓他們相信中國共產黨在內戰中的勝利，形同為臺灣人民許諾了一個理想的天堂。為了這個天堂的降臨，他們不惜血臥青春，走上刑場。

顏世鴻，念台大時加入共產黨，1950年6月被捕，被判12年徒刑，其同案有十一人被判死刑。過了一甲子，他向採訪的記者回憶道：關在青島東路三號的“房客”多是知識分子，包括律師、外交官、醫師，大家身邊都有書，互相借書討教。他本人也整日坐在馬桶邊讀書，有時候風卷起青島東路上的樹葉，飛越那高高的牆，幾片、幾片的落葉就飄落到這永遠無樹的牢房裏，好似預告不久之後，一些生命亦將會如此地飄落。有獄友每天不到清晨便起床，換好乾淨的內衣、襯衫後靜坐。直到確定今天逃過一劫，他才脫下外衣，顏世鴻形容這是“臨死的典禮”。還有獄友，每天背英漢辭典，背一頁就撕一頁，仿佛這撕去的是生命的一頁又一頁……

藍博洲先生所主持的《50年代白色恐怖——臺北地區案件調查與研究》一書中，記錄了許多倖存者的回憶，其中林至潔說：

“當時幾乎每天都有人被抓去槍斃，有時15個，有時19個，這樣抓出去；這些人被抓出去時都很鎮定，他們不是呼口號就是唱歌，唱的歌就是《義勇軍進行曲》，呼的口號就是‘共產黨萬歲’，或‘毛澤東萬歲’、‘中國民族萬歲’。只要窗戶關了一半，不讓我們看，我們就知道當天有人要被槍斃了。郭琇琮槍斃當天，我爬到窗口，因為他是關在樓下，我關在樓上，我一直叫著他的名字，他也叫著我的名字……”

大學時代，郭琇琮在讀過一本《腦神經解剖生理》的書後，鬼使神差，提筆在扉頁上寫下一段文字，為自己的命運作了預言：如此緻密銳利的大腦，也敵不過一粒子彈。

《光明報》一案發生後，一天入睡前，郭琇琮忽然對妻子說：“你要有心理準備，我們將來可能要犧牲的！”懷抱初生嬰兒的妻子，纖手撩動著孩子紅撲撲的臉龐上那一片細細的茸毛，對生命之春的美好憧憬，卻對一個總是將歷史的胎動死死壓於腹中的政治的殘虐渾然無知：“別說了，即使日據時代，也沒聽過誰因思想而被殺頭的。”郭琇琮去書房拿了一本書來，是美國作家賽珍珠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發表的第一本小說《愛國者》，小說時代背景從1926年直至1938年的中國大陸軍閥混戰時期及其後的抗日戰爭。他翻到其中一頁給妻子看，這是描寫一百多個愛國青年在長江畔被槍決的文字……

“台大醫院案”的涉案者，年紀小郭琇琮幾歲的蘇友鵬醫生，近四十年後回憶道：

那時候，老蔡（即蔡孝乾）就關在我們的斜對面押房裏。當他被提出押房受審，走過各個牢房前面時，幾乎每個牢房的人都對他唾。彼時彼地，郭大哥卻似乎能深一層地看待一個“轉向者”的複雜處境吧！他一直不曾流露出對老蔡的一絲怨恨。郭大哥不但不咒老蔡，有一次還跟我說，他這一生，在做人處事上最欽佩的人，便是老蔡了。然而，郭大哥眼看著老蔡每次出去受審，回來沒幾天，就會送進來一批同志，也開始有點不能忍受了。有一天，就在老蔡再度被提出外受審，經過我們牢房時，郭大哥才走向前說：“蔡大哥，不要再說了，不要再擴大下去了……”一直到現在，我還是無法理解，郭大哥對人人恨之入骨的老蔡所抱持的諒解與尊敬。後來，“國府”當局也想說服郭大哥向全省人民廣播，以換取個人自新的機會，他們以高官厚祿利誘他，並且舉陳獨秀為例說，像你這樣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在共產黨裏終有一天也會被批鬥的。然而，郭大哥卻始終為那純粹的信仰堅持不渝。這是怎樣的一種恢弘的人格啊！ 　　——藍博洲著《消失的臺灣醫界良心》，臺灣INK印刻出版公司2005年5月版

說郭琇琮是堅貞不屈的紅色革命者，似乎都狹隘了。他身上有著中國人少有的貴族精神與理性精神。即便面對招致今日自己和許多同志鋃鐺入獄的“轉向者”，亦有足夠的諒解、悲憫的目光；即便知道了以自身這樣一副自尊、清潔的情懷，投身到外部剿滅比起內部格殺來總不會更劇烈的紅色革命之中，真可能如敵人所料——重蹈陳獨秀的悲涼命運，也決不會後悔，因為自踏上這條充滿風險的崎嶇之路，他就不曾一天、一小時地為著自己，而是為著三百餘年來總是孤懸海外漂泊煎熬、與祖國大陸血肉分離的寶島……

在電影《泰坦尼克號》裏，在大船開始沉沒時，船長請船上的小樂隊到甲板上來演奏。演奏完畢之後，首席樂手向大家鞠了一躬，樂手們匆匆離去，船上一片混亂，大船即將傾覆，首席樂手又回到原來的位置，架起小提琴，拉起了一支新的曲子，已經走遠的樂手，聽到音樂聲，不約而同地又回到了首席樂手身邊，再次開始演奏。輪船漸漸被冰冷的海水淹沒，大家相互握手，互道珍重，首席樂手說：“今天晚上，能和大家一起合作，是我終身的榮幸。”

我以為，這位只活了32歲的年輕人，就是臺灣50年代紅色革命這條大船傾覆之前的首席樂手。

郭琇琮寫給妻子的遺書是這樣的：

雪嬌，請交代爸爸、媽媽，把我的屍身用火燒了，灑在我所熱愛的這片土地上，也許可以對人們種空心菜有些幫助呢！請勇敢地生活下去……

郭琇琮即將押解刑場前，身上穿的就是同囚的劉明送他的白襯衫：“臺灣人的鮮血，應該流在清白的襯衫上。”

看來看去，哪個年代都是如此——青春，總是容易被理想點燃的歲月，而“理想”在現代中國，卻有著太多的欲言又止，太多的語焉不詳，太多的前恭後倨。因此，在20世紀中國歷史行進的道路上，總是流著太多青年人的鮮血……

二

與此同時，在新“台共”及其外圍組織逐漸走向全面瓦解的過程裏，上從高層領導人，下至基層成員，變節者、自首者的大量湧現，也是觸目驚心的，大概在中國革命的歷史上，還罕有其匹。

其中，不太為大陸讀者所知的，便是李登輝了。

李登輝，1923年生，臺北縣三芝鄉人。父親李金龍任職刑事警察，職務調動頻繁，雖隨父親不斷地搬家和轉學，但李登輝有機會接受了完整的教育。在淡水中學，他幾乎各科成績都排名第一。隨後考上臺北高等學校。1943年9月，從該校畢業，同年10月，他進入日本京都帝國大學農學部農業經濟系就讀。他日後在自己的著作中這樣回憶：“大學時期，我遍讀馬克思及恩格斯的著作，對馬克思的主要著作《資本論》也曾深加鑽研，反復讀過好幾遍。”（《臺灣的主張》，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9年版）

三年後，他回到故土，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時，他正是臺灣大學二年級的學生。

“二二八事件”中，李登輝一度參加謝雪紅組織的反政府活動，當他的同學、“二二八”活躍分子陳炳基遭學校開除又被通緝，他將其帶到自己三芝鄉的老家源興居躲起來。“或許有人會問，當時我在哪里？事實上，當時我也是被鎮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