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周恩來去世。春天遠未到來，週總理的去世更使這一年的冬天顯得格外寒冷漫長。此刻，“文化大革命”已經走到了第十個年頭，前路茫茫，中國政局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危機。周恩來留下的總理位子將由誰來填補？某種意義上，這正決定著國家前途和命運的走向。

逼真的假“遺言”

鄧小平在周總理的追悼會上出現並致悼詞。這個1975年1月臨危受命，在周總理病重期間主持國務院工作的小個子，短短一年，已經給予全國人民太多希望。然而，矛頭直指鄧小平的“反擊右傾翻案風”已經越刮越烈，“四人幫”一系列緊鑼密鼓的篡黨奪權活動也幾乎趨於公開。

正是在時局如此微妙的時刻，一封直接肯定鄧小平工作的“總理遺言”突然在全國各地被廣泛傳抄、傳誦，影響甚至波及國外，世界各國許多電台、通訊社播發了“遺言”內容。

當年被廣泛傳抄的“總理遺言”“總理遺言”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是給鄧穎超的，很短——

小超同志：

你我都是共產黨員，一起革命五十多年，我相信你一定經受得起。要向蔡大姐學習，要教育孩子當好普通一兵。

戰友周恩來

1975.12.28

另一部分較長，也就是當時轟動全國，震驚世界，幾乎被人人抄錄的著名的“總理遺言”（有刪節）——

主席、中央：

我自第二次手術以來，病情曾有短期穩定。從下半年開始，癌症已經廣泛擴散，雖然自覺尚好，但離開見馬克思的日子確實不太遠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及中央匯報一下近來的一些想法。

患病期間，主席對我親切關懷使我十分感動，主席年紀大了，要注意身體。有主席為我們黨和國家掌舵，是全國人民莫大的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這些日子，主席在遵義會議時和我的談話歷歷在目，百感交集。不能為主席分擔一些工作，我十分難過。為了我們祖國和人民的前途，主席一定要保重。

洪文同志幾年來，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解決問題上，提高都很快，對此我極為高興，我們黨後繼有人，洪文同志今後要多抓全面性的問題，處理還要果斷，為黨多做工作。

……

小平同志一年來幾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別是貫徹主席的三項指示抓得比較堅決，這充分證明瞭主席判斷的正確。要保持那麼一股勁，要多請示主席，多關心同志，多承擔責任。今後小平同志的壓力更大，但只要路線正確，什麼困難都會克服。

春橋同志能力強，國務院的工作，小平、春橋要多商量……

關於我的後事，我向中央請求：將我的病情發展告訴全國人民，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測。

追悼會主席不要參加，會應力求簡單，請洪文同志主持，小平同志致悼詞。

骨灰不要保存，撒掉。

永別了，同志們！

周恩來

1975.12.29

起初，完全沒有人懷疑這份“遺言”的真實性。全篇只有簡單、節制的一千餘字，無論是敘述口吻、對中國革命歷史的瞭解，還是對當時活躍在中國政治舞臺上的中央高層領導人評價的分寸把握，都像極了人們心目中周恩來為人處世的秉性和風格。

兩個多月後，中共中央發出了緊急電話通知。通知宣佈：“總理遺言”是偽造的，是一份蓄謀的“反革命謠言”，全國範圍內將展開徹底的追查。追查的結果，更加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那份冠以周恩來名字，筆法如此老練、逼真，造成轟動性政治影響的“總理遺言”，竟然出自杭州汽輪機廠一位年僅23歲的青年工人手筆！

他叫李君旭，外號“蛐蛐兒”，出身高級知識分子家庭，父母都是英國劍橋大學畢業歸國的醫學專家。英俊且才華橫溢的李君旭被他的很多同齡人看作1970年代真正的“青年才俊”。他曾是眾多女同學暗戀的對象，但那份炮製的“總理遺言”卻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如今，他已經變成一個腦部受重創、生活無法自理的病人，臥床整整二十載。

人民文學出版社新近出版的袁敏著作《重返1976：我所經歷的“總理遺言”案》（以下簡稱《重》），就是當年的事件親歷者袁敏，對所有“總理遺言”案健在當事人的採訪追述。她說，這是一場記憶對抗遺忘的博弈。

無辜的牽連者

儘管“總理遺言”完全是李君旭一個人的“虛構創作”，但這起重大政治案件卻前後牽連了近千人。全國各地都有人因為傳抄“遺言”而被通緝、監視、傳訊。而被真正實施抓捕、進行“保護性審查”的核心成員除了李君旭，還有十一人，他們是：李君旭最要好的朋友瓜子、阿斗、大耳朵、晨光（使用綽號是因為他們都不願被提及姓名）；中學體育老師毛寧；李君旭的父親；阿斗的父親，浙江省某廳局的一名領導；阿斗的母親，浙江大學的一名處長；李君旭前女友的父親，省委組織部的一名處長；瓜子的父親及姐姐。

這十一個人裡，沒有一個事前知道是李君旭炮製了“遺言”，但卻都被公安部門劃定為“總理遺言”案的同謀和幕後策劃指使者。他們無故遭受了數月或十數月的牢獄之災，有的人甚至差點丟了性命，卻至今都沒能真正弄清楚自己究竟為什麼被抓。

《重返1976：我所經歷的“總理遺言”案》作者袁敏，就是瓜子的親妹妹，同時也是李君旭小學時的同班同學。1976年春天，她的父親、哥哥、姐姐都被秘密抓捕，她和母親被軟禁家中，親眼目睹身著白色警服的辦案人員如何擁入自己的房門，滴水不漏地展開抄家行動。她們隔三差五被傳訊，那一段幾乎家破人亡的特殊歲月，刻骨銘心。

根據袁敏的採訪、記述，1976年5月，中央的追查通知發出不到一周，“遺言”製造者李君旭就被公安局抓捕，然而以“四人幫”為代表的一方堅決不相信一個青年工人可以獨自製造出如此的驚天大案。李君旭的知識分子家庭背景顯然不符合他們的推論，因此他們下令繼續深入追查，一定要把隱藏在幕後的策劃者揪出來。

輪番的疲勞審訊終於徹底瓦解了李君旭的意志，他說出了出身乾部家庭的好朋友、袁敏哥哥的名字。“從這條線順藤摸瓜，案子就漸漸納入了上面希望的軌道。接下來被拖進這樁案子的人都是符合上面暗示的幹部階層要求的”（引自《重》書第33頁）。

不久，包括李君旭在內的十二個被捕者，又被公安局分為了兩類。其中七個“要犯”被秘密送出杭州、押往北京。另外的五個人，被以同樣隱秘的方式押往臨安的天目山。

命運的大逆轉

袁敏的三個親人，都和李君旭一樣屬於被押送北京的“要犯”。他們並沒有被送往監獄，而是關在專門關押政治犯的地方。據袁敏的哥哥和父親回憶，那個牢房就在長安街沿線、白雲路附近，原先是中央政法幹校（今中央公安大學）的校舍。

他們二十四小時不見天日，房間裡一盞一百瓦的電燈泡也不分晝夜地照著，不少人連續失眠，以致神經錯亂，最後胡亂交代以求過關。直到唐山大地震發生的7月28日，關在北京已經兩個月的他們才第一次走出房間，看到天與地。

據說，他們原本都要被判處死刑。但1976年10月以後，戲劇性的變化發生了。原本重權在握、下令對“總理遺言”案深入追查的“四人幫”被打倒、粉碎，李君旭偽造的“總理遺言”也被看作一篇勇敢表達全國人民心聲的反“四人幫”戰鬥檄文，只不過所採用的方式欠妥。四個多月後，大部分無辜牽連者都被釋放回家—唯獨袁敏的哥哥瓜子，依然跟李君旭一起又被關了大半年。

當時的辦案人員曾得出一個結論，認為“總理遺言”是“瓜子的腦袋，蛐蛐兒的筆”。而現實中這兩個人又的確是關係最為密切、命運相互糾結的生死朋友。

“遺言”催人淚下

不能說辦案人員的推論全無道理。因為李君旭寫的“總理遺言”中，很多內容的確受到了瓜子及其他朋友的啟發。那是1976年2月上旬飄雪的一天，蛐蛐兒、瓜子、阿斗、大耳朵等一群好朋友在一起聚會，在農村插隊的大耳朵帶回來一大塊新鮮的狗肉，這些密切關注時局、擔憂國家命運的熱血青年，圍爐而坐烹狗肉議時政，他們談到剛剛下發的中央文件，議論說文件宣佈的高層人事變動裡怎麼沒有了鄧小平同志的名字，又不知怎麼聊到了總理逝世後會不會留下遺言。大家對這個話題都很感興趣，紛紛設想、猜測如果有遺言總理會說些什麼。這原本是朋友間隨意的談話，沒想到蛐蛐兒卻默默記在了心裡。回家後他經過消化、過濾、融合，又翻箱倒櫃找出胡志明遺言，參考斯大林、列寧遺言等資料，精心“創作”出了那篇足以亂真的假遺言。

1976年春節過後，當大家再次聚會時，他不動聲色拿出了兩張薄薄的紙，他說這是他從別處抄來的“總理遺言”，請大家一起看看究竟是真是假。

現在回頭來看，一切似乎不可思議：所有人在看過“遺言”之後的反應，都是興奮地埋頭就抄，然後再傳播給周圍的親人、朋友。雖然也議論了一番“和我們猜測的挺像”，但是沒有一個人懷疑它的真實性。在袁敏看來，那是因為在那個特定的年代、特定的時期，老百姓心頭對現狀的強烈不滿已壓抑了太久，善良而無奈的中國人不知道該怎樣表達自己內心的真實意願，而這份“總理遺言”恰好迎合了人們內心無處寄託的渴望。尤其是“遺言”中那句真誠向國人道歉的話，令許多人熱淚盈眶，唏噓不已：“回憶先烈的遺言，對照我國人民的生活條件，我為自己未能多做一點工作而感到內疚。 ”

大家都從心底裏希望“遺言”是真的。

青春仍然延續

粉碎“四人幫”之後，他們重獲自由，但很多人的命運已無法復歸原位。最令人感慨的是蛐蛐兒和瓜子。他們此後的人生時時構成一種對照，一個張揚，一個低調，卻幾乎同時生起了大病，各自到鬼門關走了一遭。

1977年年底兩人同時出獄，此後蛐蛐兒一度走了一段直線升遷的光明道路。回到原單位杭州汽輪機廠，由於公安部最後的複查材料肯定了李君旭“積極反對’四人幫’”，他成了人們心目中的英雄、偶像、青年領袖，很快在當時的杭州城裡名聲大震。隨後他先後被提升為杭州大學宣傳部副部長、《浙江日報》文教部副主任、《東方青年》總編輯，才華引人注目。他和省市的領導都有很好的關係，有一段時間甚至傳言他是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的後備人選。

但是這時候已經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