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仁是一位聞名遐邇的新聞記者、文學家，與國共雙方高層領導人的關系非同一般。

釋放第三次國共合作的試探性氣球

自1949年蔣介石集團敗退到台灣以後，大陸曾經嘗試解放台灣，也探索和平統一的途徑。

1956年，經香港《大公報》社長費彝民介紹，曹聚仁以新聞人員身份訪問大陸。6月28日，周恩來在全國人大一屆三次會議上，代表政府正式表示:“我們願意同台灣當局協商和平解決台灣的具體步驟和條件。”中國政府發出和平談判的呼籲。

當天，曹聚仁寫子一封別有風趣的致友人的公開信，在新加坡《南洋商報》上發表。信中說:“國共這一雙政治冤家，既曾‘結婚同居’也曾‘婚變反目’，但‘夫妻’總是‘夫妻’，床頭打架，床尾和好。乃勢所必至。為什麼不可以重新回到圓桌邊去和談呢。”他一面聲稱此次北行“絕無政治上的作用”，一面坦然承認“主張國共重開和談”。

7月1日，中聯部的徐淡廬主任到羅湖橋迎接曹聚仁，抵達北京後，安排他住在新僑飯店。周恩來先後於1956年7,913、16、19日，由召肋子、張治中、屈武、陳毅元帥等人陪同，三次接見曹聚仁。日理萬機的周恩來在一周內三次接見曹聚仁，可見對於兩岸溝通及和談的重視。

玥16日下午4點左右，曹聚仁與夫人鄧珂雲、兒子曹景行，乘一輛藍色的華沙牌轎車，來到頤和園。當晚，周恩來總理、陳毅、召叻子夫婦、張治中等與曹聚仁在昆明湖上泛舟3個小時。他們的談話不知不覺地拉近了距離，把話題油然轉到台灣問題。

曹聚仁就周恩來在6月28日全國人大一屆三次會議上所作“和平解放台灣”的講話，問道:“你許諾的和乎解放的票面有多少實際價值？”

周恩來回答:“和平解放的實際價值和票面價值完全相符。國民黨和共產黨合作有過兩次，第一次合作有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戰的勝利，這都是事實。為什麼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

曹聚仁答應身為炎黃子孫，又有海外地利之便，義不容辭地多做些促成第三次國共合作的工作。1956年8月14日，他在《南洋商報》上發表了《頤和園一夕談——周恩來會見記》一文。9月8日，印尼華僑主辦的《生活週刊》，發表了他的《周總理約曹聚仁在頤和園一夕談》一文，作了更詳細的報道。他通過文章，把“國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重大資訊傳播出去，引起海內外的震驚。曹聚仁擔當起海峽兩岸國共合作的牽線人。

曹聚仁從北京回香港不到一個月，又匆匆忙忙地再次來到北京，參加10月1日國慶觀禮。10月4日，黨和國家的許多重要領導人出席了歡迎印尼總統蘇加諾的大會。而毛澤東卻與曹聚仁進行暢談。毛澤東表示:如果台灣與大陸和乎統一，“一切可以照舊，……台灣現在可以實行三民主義，可以同大陸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務來破壞，我們也不派‘紅色特務’去破壞他們。談好了可以訂個協議公佈。”毛澤東還表示，台灣只要與美國斷絕關系，和平統一，其他一切都好辦。現在台灣的連理枝是接在美國的，只要改接到大陸來，可派代表回來參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政協委員會。

曹聚仁敏銳地觀察到，毛澤東主席准備與自己的政敵握手，這是中國歷史重大的轉變。透過這番話，釋放了北京最高層希望第三次國共合作的試探性氣球。

切切實實地溝通兩岸關系

中共在准備武力解放台灣的同時，也在努力尋求和平統一的途徑。這包括繼續運用統一戰線的法寶，啟用民主人士，如發揮曹聚仁的作用。

1956年，曹聚仁與夫人鄧珂雲到北京，登上國慶觀禮台。10月7日，周恩來宴請曹聚仁，由張治中、邵力子、徐冰、屈武、童小鵬、羅青長陪同。

曹聚仁問:通過談判台灣歸還祖國後，中央政府對蔣介石等人如何安排？

周恩來回答:“蔣介石當然不要做地方長官，將來總要在中央安排。台灣還是他們管，如修辭(陳誠)願意做台灣地方長官，經國(蔣經國)只好讓.一一下做副的。其實，修辭、經國都是想幹些事的。修辭如願到中央，職位當不在傅宜生(傅作義一一作者注)之7-經國也可以到中央。”

周恩來又說:“我們現在已不公開宣傳反蔣。至於下面小報說幾句，我們也管不了，這就是為和談製造氣氛。我們的手總是伸著的。蔣介石前天對外國記者說還要我們繳械投降。為了應付美國人，可以說反共的話，這我們完全理解。我們勸他們約束一下，不要派人來搞破壞活動。去年‘克什米爾公主號’就是他們收買周駒搞的，弄得名聲很不好。今年又想來搞‘八大’，這樣不得人心，將來不好向人民交代。其實倒並不是哪個人怕死。‘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後，我還是去了印尼，以後又到了新加坡，那裏還不是有他們的特務嗎？蔣先生和經國愛搞這一套，可能是受了英士(陳其美——作者注)先生和‘格柏烏’(前蘇聯內務部國家安全局，亦譯為克格勃一一作者注)的影響，其實歷史証明這一套是不能成功的。”

最後，周恩來指示有關部門負責人通知地方當局，對蔣、陳等的祖墳加以保護，對其家屬注意照顧。

據曹聚仁夫人鄧珂雲的筆記記載，這次北京之行.毛澤東主席接見了他。這是可信的。因為鄧珂雲一直陪同曹聚仁，參與了重要行動。

1956年的兩次北京之行，毛澤東、周恩來的言行舉動，對曹聚仁的思想觸動很大。曹聚仁說:“而今我決定收起了‘自由主義’的旗幟(並不是別人要我收起，而是我自覺的，心中明白自己的淺薄無知，覺得應該收起的)。對於邦國大計，還是聽從先覺者的領導不錯。政治上的事就是要切切實實去做，而且按部就班做通了才對，彈高調也沒有用的。”1明12日，他就返回香港，“切切實實去做”？。

1957年，他穿梭於香港與北京之間，達6次之多。臺北有了回應，派蔣經國贛南新政時的親信王濟慈，作為與曹聚仁傳話的信使。王濟慈與曹十分熟悉，並且是“比較同情共方的人”。

當年6月，曹聚仁受周總理接見後離京，攜夫人鄧珂雲采訪蔣介石的廬山“美廬別墅”和蔣介石的故居浙江奉化溪口。

明19日，他回香港的第五天，寫子一份書面報告送往臺北。該報告寫道:“聚仁此次北行，遵命看了一些地方。”看來，他參觀廬山和溪口也是受台方之托。

該報告又說:“周氏再三囑聚仁轉告台座，尊處千萬勿因為有什麼風吹草動，就意志動搖，改變了原定的計劃。”從台方有“原定的計劃”的詞句來看，海峽兩岸關系已經有了一定的進展。

該報告接著說:“以聚仁瞭解，最高方面千萬勿認為時間因素對台方有利。這一因素對雙方同樣有利，或許對大陸比對台方更有利些。聚仁為了國家民族才來奔走拉攏，既非替中共作緩兵之計，也不想替台方延長政治生命。說老實話，中共當局不獨以誠懇態度對我，也耐著性子等待你們的決定，希望最高方面再不必弄計謀時玩權術，要看得遠一點才是。”

該報告最後說:“為了彼此信賴的好基礎，似乎應該把不必要的芥蒂消除掉。”此時，美國人槍殺台灣同胞的事件發生，美國軍事法庭卻判兇手無罪。1957年5月24日，台灣發生反美事件。曹聚仁的報告發出10天後，臺北王濟慈口傳:“G氏(即蔣經國一一作者注)近來非常沉默，不常見人，見人談話也很久”再加上，大陸發生“反右運動”，“海外人士總以為爆發了新的危機，應該坐待變化。此時，派遣訪問大陸的專人，定必增加困難”。這樣，海峽兩岸的和談就陷入拖延遲疑之中，不過並未切斷聯絡線。

巧妙地透漏金門炮戰的內情

1958年8‧23炮戰，是海峽兩岸關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在一般人看來，這是兩岸關系惡化的標志。究竟其中有什麼深刻的含義呢？這是鮮有人知的。

其中，暗藏玄機，又不便明示。8‧23炮戰前幾天，毛澤東主席接見曹聚仁，想讓他把金門炮戰的主要目的是對美不對台的底細，轉告蔣氏付梓。本來，金門炮戰是8月23日中午12時開始的。令人晾奇的是，當天早晨出版的《南洋商報》卻提前發表了這一軍事秘密。標題是:

台峽戰火重開，配合杜勒斯訪台

華沙談判可能無限期休會

原中共中央調查部長羅青長談到這段歷史時說:“毛澤東十分重視曹聚仁，當時毛主席講(這是)政治性‘試探氣球’。”“總理和我們也等著曹先生把消息傳遞給台灣。當時曹聚仁可能沒有與蔣經國直接聯系上，或者出於什麼別的原因，但他為了執行毛主席交給的特殊任務，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後來在新加坡《南洋商報》上以記者‘郭宗羲’的名義發表。”《南洋商報》香港辦事處的郭旭先生回憶說，當時接到曹聚仁先生從北京發送的新聞稿電報，一時不知如何處理，就決定用自己的姓，造出了‘郭宗羲’這個名字發表。

金門炮戰延續6個星期之後，1958年1明6日，中國國防部發表《告台、澎、金、馬軍民同胞書》，作出停火7天的決定。而有關專訊卻提前在1明3日，從香港傳到新加坡，在10月5日的《南洋商報》上獨家報道:

《避免兩敗俱傷，國共醞釀直接談判》

《明日起一周內停止炮擊轟炸與攔截補給金馬船隻，香港第三方面分析此舉將奠定未來直接談判基礎。》

是誰把最高軍事機密洩露出去的呢？這兩條消息的作者，都署名“本報駐香港記者郭宗羲”。

其中的緣由，原中共中央對台辦主任兼總理辦公室主任羅青長一清二楚。曾任中共中央統戰部秘書長、國務院副秘書長的童小鵬也對此事有簡略的記述。看來，確實達到了預期的效果。蔣介石聽到金門炮戰中，金門、馬祖守軍傷亡慘重的消息後，舒展眉頭，情不自禁地連聲說:“好，好，好!”他身邊的人百思不得其解。而海峽兩岸的毛澤東與蔣介石則心照不宣。金門炮擊後的一天，毛澤東對身邊工作人員說:“向金門打炮，也不是為了解放金門，而是蔣介石希望我們打炮，這樣他就有了藉口，可以抵抗美國的壓力。”當時，炮擊金門就等於援蔣抗美，反對兩個中國的陰謀。炮擊金門就打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