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強一句“你是有罪推定”的回復，隨意揮灑之間化險招於無形，贏得現場滿堂掌聲。

您真懂嗎？

在擁有56個民族、陸地面積960萬平方公里、人口十數億的中國，每年的兩會包含著什麼意義。如果老想著它是中國頂級的民主政治生活以及前面列出的數字，那麼對刊艮多人來說，一時不知如何作答一點也不奇怪。因為，這確實是個“大”問題。

不過，如果把範圍縮小，僅從其每年召開的時間上思考，答案或許就簡單了——年之計在於春嘛!在中國人相當熟悉的“總結過去、展望未來”這件事，隋上，國與家的運行模武並沒有太大的區別。這個，你懂的。

如果將範圍進一部縮小，新聞發布會無疑是讀懂中國兩會的重要視窗，而緊隨人大會議閉幕之後的總理記者發布會則是其中的壓軸戲。

男吆，在新聞發布會上一來一去的問與答之間，又暗藏著哪些玄機呢？

誰在提敏感問題

2014年3月4日，全國人大新聞發布會上，兩家美國媒體獲得了提問機會，但精彩和受關注程度遠比不上之前沒有任何外國面孔提問的政協發布會。

“我和你一樣，在個別媒體體上得到一些資訊。”此前的3月2日，大會發言人呂新華在全國政協十二屆二次會議新聞發布會上，回答香港《南華早報》記者如何回應外界“關于周永康的報道”提問時表示，“無論什麼人無論職位有多高，只要觸犯黨紀國法，就要嚴厲懲處。我只能回答成這洋了，你懂的。”

這一敏感話題的出現不但讓人們關注兩會的熱悄爆棚，也讓人對兩會上的問與答再一次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但事實上，在記者比代表委員還多的兩會，記者從獲得新聞發布會的采訪機會到被主持人點中提問，難度比春運時在12306成功買到一張硬臣嚇鋪大得多。即便是兩會期間的“間隙性”采訪，記者對采訪對象的“爭奪”亦邑白熱化:3月6日，新疆代表團開放日提問環節結束後，鳳凰衛視女記者秦楓在和同行“圍堵”張春賢過程中，“褲子差點被擠掉”都在所不惜。

為期近半個月的兩會，無疑是世界觀察中國內政外交的視窗，也一向式外媒記者的“新聞盛宴”。

相較而言，全國兩會現場，很多中國內地記者一輩子都只台鏃認民大會堂“打醬油”，但有不少常年跑兩會的外媒記者，卻經常能夠在兩會的媒體競賽中脫穎而出。從2012年開始，全國兩會還在記者招待會首設了“外國記者席”，如此優待，讓只能瘋狂搶座的中國記者唯有“羡慕嫉妒恨”。

然而，一個不爭的事實是:相較於大陸媒體的“溫文爾雅”，境外媒體更傾向於獲取官方對某事件的看法和判斷，並以犀利見長。由此，提敏感問題也幾乎成為了他們的“特權”。

外媒記者在兩會發布會上的提問往往開門見山。比如美國記者在獲得提問機會後，通常省略一些禮節性和修飾性的語言，沒有寒暄語和背景交代，直奔主題。而只要拿到提問機會，拋出的問題往往既穩又狠，經常讓政府官員難以應對。

45歲的澳大利亞人儲百亮(ChnsBuckley)是《紐約時報》記者。2012年3月，當時還在路透社工作的儲百亮，在兩會閉幕後的記者見面會上，向時任中國總理家寶提了關于“王立軍事件”的問題。

美國之音記者章明，是一位土生土長的北京人，從2009年到2012年，他連續四次拋出“敏感問題”。2011年，他在政協新聞發布會上提了一個四兩撥千斤的問題，一下難倒了時任發言人趙啟正。他問的問題其實很簡單一一開一次兩會要花多少錢？趙啟正無法當場給予回答，只能承諾事後告訴他答案。

總理的“第一次”

作為“兩會”壓軸大戲，總理記者發布會堪稱“兩會中的兩會”，相較其他會議的可預見性，總理記者發布會更易“有驚喜”，也最受媒體及公眾關注。正因如此，記者和總理在問答上的博弈，也就成為了一場實實在在的“攻防戰”。

中國政府首腦舉行記者會始自周恩來，但是從制度上予以規定始自1987年。

1988年是人大新聞局成立以後的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也是換屆之年，中央電視台開始直播兩會結束之後的記者會。當年4月13日下午，大會閉幕之後，應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新聞發言人曾濤的邀請，新當選的國務院總理李鵬和副總理姚依林、田紀雲、吳學謙，在人民大會堂出席了有400多名中外記者參加的記者招待會。在此次招待會上，李鵬回答了記者提出的包括鐵道部部長丁關根辭職、對知識分子的所謂“壓制、鎮壓”等各方面問題。

但資料顯示，彼時，總理在兩會結束後參加記者招待會，仍是以國家領導人身份。直至1991年4月9日，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第一次以總理的身份鈿口兩會結束之後的記者會，至此，記者招待會的規格與級別均達到了一個高峰。

之後，從1993年開始，兩會閉幕後總理舉行記者招待會予以常態化、制度化。

通過梳理對比歷年總理記者招待會不難發現，通常一場總理記者招待會的提問人次不會超過20；時間一般在1個半小時到兩個半小時之間，比較特殊的是2012年的溫家寶總理記者招待會，時長近3個小時。這或許跟語速有關系，有媒體統計，中國近三任總理在兩會新聞會上的語速分別為:朱鎔基約一分鐘164字，溫家寶約一分鐘7l字，李克強約一分鐘118字。

語速頗快的朱　基在與記者短兵相接時，有不少精彩問答。1998年3月19日，朱鎔基出任總理後的首場記者會，美國《時代週刊》記者在獲得提問機會後便單刀直入:“您是否支持在中國實行民主選舉，以及中國何時能實現民主選舉。”對此，連不少外媒都認為這是一個敏感而又有挑戰性的問題。

“您提出的關于民主選舉的問題我當然是表示贊成的。”朱鉻基的回答相當幹脆坦然，“當然在政府機構進行民主的選舉，包括選舉總理和主席，這是一個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我想這要通過一定的法律程式來進行……對何時實現這種選舉，我現在難以預言。”

而當法國記者在提問中提及當時韓國大財團出現的問題會不會影響中國的國企改革時，朱　基十分敏捷，首先回答“我對於韓國企業的經驗不作評論”。然後，他才表明東南亞金融危機不會影響中國國企改革，一退一進，體現的是圓融而又老辣的政治智慧。

2013年3月17日，李克強在自己擔任總理後的“首秀”中亦表現得相當機敏。美聯社記者的提問是:中國是否會停止對美國的駭客攻擊？因為這一問題現已引起對美國國家安全的關注。

美聯社記者的這個提問，機鋒暗藏，攻擊性極強。問的是“是否會停止”，實際上卻是說中國正在對美國進行駭客攻擊，誘你上鉤。只可惜，他碰上了當年北大法學專業的高材生。

李克強一句“你是有罪推定”的回復，隨意揮灑之間化險招於無形，贏得現場滿堂掌聲。

“不能說的秘密”

事實上，敏感尖銳甚至刁鑽的提問，從來就不會缺席兩會。在2010年以來的人大會議、政協會議首場新聞發布會中，中外記者提了102個問題，其中諸如“薄熙來”、“王立軍”等敏感提問不下10個。

比如2011年人大會議的首場新聞發布會，彭博新聞社記者就問到，“我本人做過一些調查，發現有38名全國人大代表都是億萬富翁，要比美國國會最富有的議員還要富有，我也知道鄧小平曾經說過‘致富光榮’，但是有這麼多富翁是不是太光榮了一些？”

另外，各年度發生的重大事件，也是記者提問的焦點。2009年7月5日，新疆發生打砸搶燒嚴重暴力犯罪事件，次年的人大會議首場發布會，澳大利亞廣播公司記者提問，“新疆互聯網似乎被關閉了，什麼時候能重新開啟？”

正如前文所述，兩會上這些敏感的問題往往由外媒操刀。但如同硬幣的兩面，外媒記者的“火辣刻薄”對於中國發展未必不是件好事。也正是這種“冒失”反而成了提問博弈中的差異化優勢，倒逼成官方說心理話的切口。

與此同時，一些平時諱莫如深的問題，也在外媒記者的“盤問”下得以相當程度的“脫敏”。

這次呂新華“你懂的”的神回復算是為海外媒體乃至國內媒體試探敏感底線開了個好頭。至少，他充分利用了“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意境，沒有生硬的“無可奉告”。於此相類似，新聞官和政府官員如何應答“薄熙來王立軍”事件頗值得玩味。

薄王事件發軔於2012年2月6日的王立軍闖館。當時關於此事的傳言已經沸沸揚揚，由於時間節點比鄰兩會，所以這也成了當年兩會上的熱點事件，而率先接招的就是全國政協大會的新聞發言人趙啟正。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趙啟正以“請假”來解釋王立軍的動向，在一番模糊回答之後將皮球踢向了薄熙來，讓路透社記者去問薄。

當球滾到薄熙來面前，他是怎麼踢的呢？當年3月11日的重慶團開放日無疑是事件中具有標志意義的一天。在這一天，這位時任重慶市委書記以“用人失察”回答記者的提問，此外他還表示自己不會灰心喪氣。

之後，路透社記者鍥而不舍，將王立軍提問貫穿2012年兩會，收官之戰在總理記者招待會上完成。這時由溫家寶出面的表態就沒有那麼模糊了:“我們將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則，嚴格依法辦理……重慶市委和市政府必須反思，並認真從王立軍事件中吸取教訓。”

“嘿嘿”、“別八卦……此次兩會期間，面對記者的一些尖銳提問，一些身為官員的參會者可謂將語言功夫做到了極致，結果被公眾理解為回避問題，避實就虛。盡管這並非事實的全部，但“官言”和民意的矛盾背後，反映了公眾對兩會的期待:打破言論禁區、促建社會共識、探尋解決之道。這，恰哈是代表委員的天職。

另一方面，按全國政協常委葛劍雄2011年兩會日記所述，當年兩會期間，北京動員了70萬人做安保工作。兩會開幕那天，人民大會堂裏大約2萬人，其中兩會代表5000人，記者則達8000人，工作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