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開放35周年,“深化改革開放”是當前中國社會各界的共識。新華社不久前刊發評論文章《銘記“用腳投票”的歷史警示》,其中寫道:“1990年,在參加深圳特區成立十周年慶典時,當年實地調研過‘逃港’事件的一位領導同志意味深長地說:“千言萬語說得再多,都是沒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辦法。不然,人民只會用腳投票。”

“逃港”事件,看似遙遠但其實並不遙遠——“逃港潮”終結時,距今不過三十餘年。“用腳投票”四個字,仍然振聾發聵。

游泳、瓜皮、老虎糞,為“逃港”

深圳人陳秉安公開出版過一部長篇報告文學《大逃港》,這本書前後用了22年時間,採訪了百餘名相關人物,詳細描寫了一段很多人都不熟悉的往事:上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有將近100萬名內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這被研究者認為是冷戰時期歷時最長、人數最多的群體性逃亡事件,史稱“大逃港”。

筆者曾到深圳採訪過“逃港”事件,詢問過一個逃港者,問他為什麼經歷了這麼多挫折、磨難,還如此執著地要跑到香港去?他說:“太餓了,那邊有麵包吃。”——很樸素的真理。

當年,這個地方還不叫深圳,名字是“寶安”。當時,寶安一個農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約在7角錢左右,而香港農民一天的收入,平均為70港幣,兩者間懸殊近100倍。

公開的文件裏記載:“深圳歷史上共出現了四次大規模偷渡”,分別為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1962年的“逃港”規模宏大,當時正值三年“自然災害”,饑餓驅趕著人們朝香港湧去。解密的寶安縣委《關於制止群眾流港工作的情況彙報》等文件顯示,1962年4月26日開始,在寶安縣由東至西百餘裏長的公路上,外流群眾成群結隊,扶老攜幼,如“大軍南下”,“來勢洶洶,簡直有點招架不住”,寶安縣委第一書記李富林後來回憶道。除了人數眾多外,有些逃港者還有組織、有指揮,每人均持有一條4尺多長的木棒,揚言說:“在沖到邊界時,不論誰要阻撓我們,我們不得退步,要用棍與他們搏鬥繼續沖過去,甚至開槍也不要後退掉隊,誰掉隊就要用棍打誰。”

十年“文革”期間,寶安縣鄉民逃港現象一直沒有停留過。當時,深港邊境線上出現了特殊的“界河會”,偷渡香港的鄉民思鄉心切,又不敢回來,就與家人相約站在沙頭角界河兩側喊話,一邊喊,一邊哭。

根據解密的檔案,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又掀起一輪逃港潮,1979到1980年的兩年內,估計有20餘萬人闖入香港。當地甚至掀起了學游泳熱,父母告訴孩子,好好學游泳,長大後遊到香港去。

據史料記載,偷渡者一般都帶有汽車輪胎或者救生圈、泡沫塑料等,還有人將避孕套吹起來掛在脖子上,一直遊過去。廣州人把從水路偷渡逃港稱作“督卒”,借用下象棋術語,取其“有去無回”之義。民眾也常常自發去珠江中練習游泳,以便日後“逃港”派上用場。不少孩童從小便被家人灌輸“好好練身體,日後去香港”之類的思想。

從陸上偷渡,便是通常的中線,即在深圳梧桐山、沙頭角一帶,翻越鐵絲網,到達香港,廣東人戲稱為“撲網”。這種網很難翻過去,後來鐵絲網裝了先進的感應裝置,一觸網就會被發現,探照燈、哨崗和警犬的組合是致命的危險。為了防狗,偷渡逃港者臨行前往往會到動物園收買飼養員,找一些老虎的糞便,一邊走一邊撒,警犬聞了糞便的氣味以為有虎,就不敢追了。有人為防止被邊防軍看到,將西瓜挖空,瓜皮套在頭上,只把眼睛露出來。

劉夢熊的九個小時

劉夢熊,香港名人,公開的資料顯示:他是廣東臺山人,現任世界最大華資證券行京華山一首席顧問,並任香港上市公司信用卡防盜系統﹝控股﹞有限公司執行董事、《鏡報》文化企業有限公司董事、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非全職顧問。很少有人知道,他是當年逃港者之一。

1973年9月,經過一段時間高強度游泳“訓練”的劉夢熊,遊到了香港,九個小時後,他站在香港的土地上,全身唯一的財富就是一條泳褲。許多年後,已經功成名就的劉夢熊回憶自己偷渡經歷:走了六天六夜到海邊,天黑就下水,游到天亮還沒有上岸。巡邏艇追上來了,他一邊劃水一邊念毛主席語錄“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爭取勝利”,鼓勵自己遊過海。

劉夢熊回憶說:為了生存,他到達香港第二天后便走進工廠,打雜、掃地、搬運無所不包。或許,命運是公平的,一次與老闆偶然的談話,讓才華初露的他從底層升至部門主管。更為幸運的是,一天夜裏他突然夢見工廠起火,驚醒後出去巡視,果然是真的,他的及時發現,讓沒買保險的老闆避免了傾家蕩產之險,結果劉夢熊得到50元的獎金。老闆的吝嗇,在他為工廠排除第二次火險,同樣拿到50元的獎金後,讓他徹底地醒悟了:工字不出頭。在香港舉目無親的他,到底該何去何從呢?

這時,《星島日報》的一則招聘消息引起了劉夢熊的注意。“閣下如對現在的工作不滿意,請來與我們懇切一談”,這條招聘語打動了他。在經過一次堪稱神奇的面試後,劉夢熊夢想成真。從此,工廠裏少了一個賣命的打工仔,香港期貨行業裏多了一匹黑馬。最終,他一躍千里,成為一位天馬行空的“期貨教父”,一位撰寫了“期貨孫子兵法”——《期貨決勝108篇》的著名金融作家。

曾有人做過統計,在上世紀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除了“期貨教父”劉夢熊外,還有金利來集團董事局主席曾憲梓、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等人。不僅如此,著名作家倪匡、“樂壇教父”羅文、“金牌編劇”梁立人等香港文化精英,也都曾是逃港者中的一員。

“以腳投票”的結果是顯而易見的——逃出去的大部分都是青壯年,以致不少邊防村莊成了“女兒國”“老幼院”。但是對接納了大量逃港者的香港而言,突然湧入的人力資源,直接促進了其繁榮。在《大逃港》中,一名逃港的企業家說:“我們不是總在討論香港六七十年代的經濟奇跡嗎?我告訴你,真正的香港奇跡,是我們這些人,是我們這些冒死上了梁山的人,用血、用淚創造出來的!”

三角梅怒放下的深圳

事實上,這段此起彼伏規模宏大的逃港風潮,為中國改革開放最為重要的決策之一深圳經濟特區的設立,做了一個深刻而令人心酸的鋪墊。以致今天還有深圳人如是說:“‘改革開放’四個字,你們是用筆寫的,我們,是用血寫的……”

1980年8月26日,在逃港的橋頭堡深圳,率先成立了中國第一個經濟特區。負責廣東特區籌辦、曾兼任深圳市委第一書記的吳南生回憶道:“在特區條例公佈後的幾天,逃港的人群突然消失了!確確實實,那成千上萬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後、樹林中準備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窮則思變,1978年底,小崗村十八位農民以“托孤”的悲壯方式,冒著極大的風險,立下生死狀,在土地承包責任書上按下了紅手印。就在小崗村醞釀著農村變革風雷不久之後,寶安縣改名為深圳市。從此,“深圳”名聞天下。深圳地名始見史籍於1410年,當地的方言客家話俗稱田野間的水溝為“圳”或“湧”。寶安縣改為深圳市,寄託著人們樸素的夢想——當地人說,廣東喜歡水,深圳有水,有水的話,可以發財,運氣比較好,所以叫“深圳市”。

筆者在深圳採訪時,常聽當地人說,深圳是從一個小漁村發展到今天的。事實上,考古發現,早在6700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中期,就有土著居民繁衍生息在這片土地上；公元331年,這裏開始建城。平淡無奇的漫長歲月,似乎是為了歷史的突變準備、積蓄能量,正如地下奔騰的岩漿,在長期積蓄的壓力作用下最終噴薄而出。

那一刻,正是夢開始的地方。從此,一個泱泱大國的夢想,與千千萬萬個體的夢想,都在這片神奇的土地上盛開。這座超過千萬人口的大城市,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城市。在這裏,人們打招呼的方式獨一無二,除了問候“你好”之外,最常用的是,“你是哪里人?”

當年,當無數懷揣著夢想的年輕人從不同的地方來到深圳時,撲面而來的是亞熱帶的滾滾熱潮,他們還看到了一種開得蓬蓬勃勃的滿樹繁花,它的學名叫“杜鵑”,它有一個更通俗的名字“三角梅”。

在1986年,它被定為深圳市花。這種花生命力頑強,對生活條件要求低,一旦盛放,稱得上汪洋恣肆,是很多深圳尋夢者的寫照。

（關山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