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冰，1903年1月出生在河北省南宮縣一個富農兼商人家庭，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做過翻譯，從事過地下工作。抗戰時期，徐冰在重慶與文化科技界和上層民主人士交往密切，為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作出了積極貢獻。解放後長期從事黨的統一戰線工作，成績斐然。他為人熱情直率、平易近人，深得黨外朋友的信賴與好評。

勇於承擔責任

1949年7月，時任北平市副市長的徐冰接到中共中央的調令，到中央統戰部任副部長，協助李維漢工作。不久，他又兼任全國政協副秘書長。從那時起，徐冰歷任一屆全國政協副秘書長，二、三屆全國政協秘書長，四屆全國政協副主席。李維漢主管中央統戰部全局工作，徐冰分管民主黨派、全國政協工作。在李維漢病休期間，徐冰就成為統戰部代理部長，這種格局基本上延續到了1964年12月。由於李維漢側重於大政方針的研究與制定，因此，中央統戰部、全國政協的日常工作實際上主要由徐冰負責。

新中國成立初期，各民主黨派內部對於自身繼續存在的合理性與必要性問題出現了兩種主張：一種認為在新生的人民政權下，各民主黨派爭取民主的任務已經完成，因而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一種認為現有的幾個民主黨派都以知識分子為主要成員，沒有根本區別，可以合併到一起。救國會的同志認為今後救國的任務已不存在，開始醞釀取消救國會。徐冰雖然瞭解到這種情況，但沒有及時勸阻。1949年11月中旬，中國農工民主黨召開第五次幹部會議。會上出現了嚴重分歧，一種意見力主“光榮結束”，取消農工黨組織。持這種意見的雖然只是少數，但說話很有分量，因為被認為是“代表進步的意見”；另一種人數較多，不願意取消組織，但不敢力爭。徐冰在會上提出了“不忙於結束，創造將來結束的條件”的觀點。

12月18日，救國會在北京飯店舉行茶話會，招待在京會員與各民主黨派人士。當天，《人民日報》發表救國會解散宣言，宣告救國會正式解散。這時，毛澤東已於兩天前離京訪問蘇聯，他回來後對救國會解散一事很不高興，認為救國會應該繼續存在並發揮作用。此後，李維漢、徐冰等積極去各黨派做工作，說服他們不要解散，從而在政治上沒有造成更大的損失。

1950年3月，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召開。徐冰在會上作了《關於民主黨派工作問題的報告》。《報告》指出，在參加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之後，各民主黨派為了適應新時代、新任務，分別召開或準備召開自己的代表會議。他們現在接受了新民主主義的《共同綱領》，公開承認共產黨的領導。但是他們過去的章程和綱領裏邊，還有舊民主主義的東西。他們將修改過去的章程，總結過去的工作，整頓組織，以便為實現新民主主義的綱領而努力。

徐冰還講到各民主黨派會議以後黨派工作中的幾個問題：一是進步分子的團結問題。現在進步分子有小圈子作風，狹隘的宗派主義，不接近群眾，不做群眾工作，有被孤立的現象。二是各民主黨派地方組織的整頓，以及幫助他們解決房子問題和成員的職業問題。三是幫助民主黨派學習毛澤東思想，進行理論政治教育，並做好他們的各種安排，做到毛主席講的“各行其事，各得其所”。四是要解決民主黨派的經費問題。

在這次會上，徐冰正式承擔了自己在取消救國會問題上的責任。他說：“關於救國會的問題，這是我應該向同志們作自我檢討的。這個責任應該由我來負。”他還對自己在農工民主黨會上所提觀點作了自我批評，認為錯誤在於“在原則上沒有明確地指出不應該取消，應該繼續存在和工作”。

反右派運動中的兩難處境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重要講話。3月21日，第八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學習、討論、貫徹毛澤東的講話精神。

在討論與黨外人士合作的重要性與必要性時，徐冰指出，“左”的宗派主義是妨礙我們做好這項工作的主要原因。他說：幾年來，國家吸收了大量的黨外人士參加工作。沒有他們的參加，建設是不可能有此成績的。他認為，在黨與非党人士合作共事關係上，存在著許多嚴重問題。黨內有遷就主義的傾向，但大量的普遍的是“左”的宗派主義，主要表現為對非党人士政治上、作用上的估計不足。

關於政協工作問題，徐冰認為：政協應該說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極重要的一個機構。政治協商本來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內容，也是擴大民主生活的重要方式，但我們做得很不夠。應該研究解決黨委如何重視政治協商（協商的作用很大）和黨如何擴大民主生活的問題。在關於“放”的精神的理解上，他同意放，認為放得還不夠。在闡述放什麼、怎樣放的問題時，他主張不僅要放民主，放言論，還要放手讓人家行使職權，放心讓人工作，放手打開我們的活動圈子。

對所謂“重安排、輕改造”的說法，徐冰表示了明確的不同意見。他說，是不是重安排呢？應該說是夠重視的，但還不夠，會後還要做下去。但是不是輕改造呢？在政協工作中我還看不出來，就是在統戰部門中，我也不這樣認識。他說，在思想改造中做了不少工作，也有一些毛病，如思想性、政策性不夠等，但不是輕改造的毛病。

4月27日，中共中央發佈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30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約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舉行座談會，請他們幫助共產黨整風。徐冰也與個別人談話，請他們消除顧慮、敞開思想幫助共產黨整風。當他意識到反右派鬥爭將要堅決進行時，感覺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並跟一些黨外朋友打了招呼。他在7月13日的統戰部長會議上說：反右派鬥爭基本上是和風細雨，個別的情況可用狂風暴雨。鬥爭場合要集中，不要到處都鬥。劃分中右時應該寬一點，搞緊了容易把他們劃成右派，可右可不右的人寧肯劃成中右。同時，他一直認為不能把鬥爭與安排、批判思想與使用人對立起來。

反右派鬥爭使徐冰扮演著極為尷尬的角色：一方面，從感情上說，他不願意看到自己的黨外朋友受到衝擊和批判；另一方面，他為了要貫徹中央精神，還可能傷害這些朋友。如與他交往多年的九三學社中央主席許德珩被認為發表了錯誤言論受到批判時，徐冰的心情是沉重的。被劃為右派的人中，有些是因為所謂“二流堂”問題。“二流堂”被說成是“反革命的裴多菲俱樂部”和“反黨小集團”。儘管徐冰實事求是地指出，所謂“二流堂”實際上是抗戰時期党聯繫文化界進步人士的一個場所，與“二流堂”常相往來的都是一些傾向進步的朋友，但他無法改變事情發展的大方向。“文革”中，此事又被翻了出來，許多人受到株連，受到不公正待遇，直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才得到徹底平反。

宣佈“五不變”政策

反右派鬥爭擴大化在1958年繼續蔓延，對黨外人士發動了遍及全國的所謂“自我檢查”的“向党交心”運動。在“交心”的高潮期，工商界提出了放棄定息、放棄高薪和下放參加體力勞動等要求。當中央統戰部及時向中央反映這一情況後，毛澤東明確表示了否定的意見：定息不能取消；工資高一些，是為了贖買，以不動為好。在這個大背景下，1958年六七月間，中央統戰部在北京召開了第十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

參加這次會議的有1000餘人，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的同志接見了全體與會人員。7月1日，徐冰在會上作了《關於資產階級分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的根本改造問題》的報告。報告論述了中國共產黨實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的正確性和必要性，指出今後改造資產階級分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成員的主要途徑和方法是以工作崗位為基地；而參加體力勞動、到工農中去、到實際中去則“應當採取多種多樣的形式，分別他們的各種不同情況，根據自覺自願的原則，適當推行”。

經過反右派鬥爭與“交心”運動，徐冰深深感到民主黨派成員“有恐懼心理，有些自卑”。他說：“今後對民主黨派怎麼辦？不能長久緊張下去，我想應該緩和一下。”在第十一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徐冰繼續強調要緩和。他說，1958年以來階級鬥爭的形勢不是尖銳，而是緩和了下來，那種認為最好把資產階級分子送去勞動改造的看法，不符合黨的政策。從理論上看，認為“革命越深入化，階級鬥爭越尖銳”的觀點，也不符合馬列主義原則。

1959年，中央統戰部舉辦元旦宴會，招待民建、工商聯參加中執委聯席會議的與會人員。徐冰出席宴會並致祝酒詞。他根據劉少奇的指示，在輕鬆短小的祝酒詞中，向黨外人士宣佈了“五不變”政策。“五不變”，即定息政策不變，高薪待遇不變，學職學銜不變，適當的政治安排不變，對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的改造政策不變。徐冰歸納的“五不變”，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安定了黨外人士的情緒。

與新鳳霞、董竹君的友誼

一天，徐冰來到著名評劇表演藝術家新鳳霞的家裏。這時，因丈夫吳祖光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北大荒，新鳳霞隻身帶著三個年幼的孩子，還要侍奉癱瘓在床的公公與年邁的婆婆。更令人痛心的是，自從吳祖光被打成右派後，往日熱鬧的吳家已很久不見熟人登門了。徐冰看望了新鳳霞的公公婆婆，說：我不是代表組織來的，我是祖光的朋友。他鼓勵新鳳霞往前看。

對於這份珍貴的友誼，新鳳霞夫婦十分感念，說“這太難得了”。新鳳霞還說，1949年剛解放，我就認識了張曉梅，並因此認識了徐冰。那時，我們對共產黨害怕，覺得共產黨是官，官的形象在我記憶裏就是打人罵人。可徐冰不像官，他特別群眾化，而且愛說笑話。用一句戲劇行話來說，他是個老花臉，也是老生，有時還做小生。有一次，在劇場看戲，徐冰老遠就喊我，還有意找一些話題跟我說話。因為我那時也被打成右派，他是故意跟我親近。又有一次，演出結束後要照相，我已經在後面凳子上站好，他非得拉我到前排去。你說他粗心吧，他又很細心。

董竹君是上海錦江飯店的創始人。她少時貧窮，由一個洋車夫的女兒被迫淪為青樓賣唱女，結識革命黨人後跳出火坑，成了督軍夫人。後因不堪忍受封建家庭和夫權約束，又沖出樊籠開創新的人生。歷盡艱難險阻，成為上海錦江飯店女老闆。解放後曾連續擔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