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4月1日5520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團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克實代表團中央作了題為《一定要把共青團辦成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學傚的報告。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在會議結束時講了話。全會一致通過了《關於在全國青年中更好地開展學習毛主席著作運動的決議》。

在當時大力強調“突出政治”的社會氛圍中，團的九屆三中全會著重討論了突出政治與青年工作的關系。會議認為: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澤東思想。共青團一定要把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放在第一位。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是最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不僅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指針，而且是世界無產階級和一切被壓迫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反對現代修正主義和一切反動派的強大思想武器，是解放全人類的偉大旗幟。有了毛澤東思想，中國革命就勝利，建設事業就興旺。有了毛澤東思想，世界革命就能成功。對毛澤東思想採取什麼態度，是真革命同假革命的試金石。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是我國青年革命化的必由之路。全團對毛澤東思想要無限信仰，無限崇拜，這就是信仰真理，崇拜革命。

會議要求:全團要認真學習和推廣山東省臨朐縣李家莊團支部組織青年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經驗，努力發現和培養自己的“李家莊”。共青團九屆三中全會期間，胡耀邦對李家莊團支部書記尹興方說:“你們那裏有多少人讀完了《毛選》1至4卷？”“能不能每人發一套《毛選》？試一試幾年能讀完，可先讀4篇哲學(文章)，再讀4篇戰爭(文章)，再讀4篇整風(文章)。”4月23日，團中央在中國美術館舉辦“李家莊團支部組織青年學習毛主席著作展覽”。胡耀邦看了展覽後對《中國青年報》的同志說:“對李家莊的經驗，一篇報道不清楚，要分若干篇報道，一個禮拜報道不完，可分兩個禮拜。”

針對意識形態領域的“文化大革命”，會議要求: “全團應當克服那種認為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與己無關和無能為力的錯誤思想。要把廣大團員和青年發動起來，參加這場社會主義的文化大革命。”5月9日，李家莊團支部給山東團省委寫信，表達擁護“文化大革命”的決心。信中按照大批判的調子批判了“三家村”，最後表示:“團支部決心帶領青年在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的鬥爭中，經風雨，見世面，學會兩套本領:美帝國主義來了，我們就拿起槍杆和他們武鬥；資產階級從文化戰線上向我們進攻，我們就拿起筆杆同他們文鬥。”

5月31日，團中央發布決定:在六一國際兒童節，表揚一批少先隊組織、“以團帶隊”的團支部和少先隊輔導員。團中央的決定強調指出:“目前，全國正面臨著一個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的高潮。這是在意識形態領域裏的一場十分尖銳激烈的階級鬥爭，是關系到我們黨和國家的命運和前途的頭等大事，也是關系到世界革命的一件頭等大事。各地團的組織和輔導員，一定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積極投入這個偉大的革命運動，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

在1966年4月到5月期間，團中央和全國其他系統一樣，努力宣傳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引導青年積極學習毛澤東著作，積極參加對“三家村”的批判，對“文化大革命”持積極參與的態度。

組建“北京市中學文化大革命工作團”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後，大中學校的秩序開始混亂，學校校長和一些教師被當作“黑幫”來批鬥，不少學校的黨委陷入癱瘓狀態。6月3日，劉少奇緊急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研究“文化大革命”問題。會上討論了准備向學校佈置的“大字報要貼在校內”“遊行不要上街”等八條要求。新改組的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峰最後提議:“有的學校領導癱瘓了，領導不起來，就派工作組進去領導。希望團中央、中組部組織人力幫助。”北京市委根據這次會議的精神，開始向各學校派出工作組。大學工作組成員由中央組織部從各部委抽調，中學工作組成員由團中央抽調。

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結束當天，團中央就召開了書記處緊急會議，傳達了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精神，成立了由3位書記組成的領導小組，抽調了60名幹部和剛被改組的北京新市委一起，於6月3日晚至5日，派工作組進駐北京師大女附中、清華附中、北京四中等16所中學。6月7日559日，團中央又從北京和全國各地抽調1800多名幹部，組成了300多個工作組，陸續向北京市8個城區的中學派出。為便於對這些工作組的領導，6月7日團中央成立了“北京市中學文化大革命工作團”，團長和副團長分別由團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克實和惠庶昌擔任。同時，在北京8個城區成立中學“文化大革命”工作隊，由部分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常委或部長擔任隊長。

從6月9日到6月27日，胡克實多次傳達中央的指示，指導派往各中學的工作組開展工作。面對學校的混亂局面，胡克實傳達的指示有:試講一下“二十三條”中的某些內容，在支持革命前提下如何劃清界限。真正的左派是能夠接受我們的政策的。一定要很好地教育提高左派，革命左派不僅要敢於同牛鬼蛇神作鬥爭，同時又最能夠團結大多數。階級陣營分清後，要恢復黨團組織生活，在工作組領導下恢復必要的行政職權。對于假左派，要堅決揭露，他們實際上是想奪權。免不了有些混戰的場面發生，這是幾種原因造成的。有從敵人來的，有從假左派來的，有的是從幼稚的左派來的。凡是混戰的地方，還是把假左派、真右派打退，才能向黑幫進攻。從這些指示可以看出，中央一線領導集體借鑒的是1957年反右派鬥爭的經驗，從加強黨的領導出發，力圖把運動納入有秩序的軌道，穩定局勢。 “北京市中學文化大革命工作團”堅決執行這些指示。

7月13日，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聽取共青團中央關於《北京市中學文化革命的初步規劃》的匯報。團中央在匯報中認為，運動分兩大階段:第一階段，放手發動群眾，組織革命隊伍，開展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的鬥爭。第二階段，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教育和學制改革。第一階段的工作可以通過三種辦法(校內鬥爭、分批集訓、區校結合進行活動)進行。團中央提出:在運動中，黨團組織長期處於停頓和解體的狀態是很不利的。工作組應當把整頓黨團組織，恢復、健全和發揮黨團組織的作用，作為一項重要的工作任務。要採用邊鬥爭、邊整頓、邊提高的方針，使党組織成為這次運動中的領導力量，使團組織成為党的有力助手。在運動中，學生離開黨團組織另外自發建立起來的一些左派組織，多數的在運動初期起過積極作用，但是長期下去後果不好，不利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和鞏固黨的絕對領導，應當用說服教育的辦法，把他們的活動逐步統一到黨團組織和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活動裏來。

劉少奇聽取匯報後指出:我們的教育，是從資產階級的教育沿襲下來的，所以，不能對所有具有資產階級教育思想的人都批判，只是批判少數代表人物，大多數人從中受到教育，樹立無產階級的教育路線。建立、健全黨團組織生活，恢復和發揮黨支部的領導作用、團支部的助手作用。這應單列一條。不要把黨、團組織放在一邊，要在運動中觀察黨、團組織，看它能不能領導，同時也鍛煉黨、團組織。要明確地提出，把建立、整頓、健全黨、團組織，恢復黨支部的領導作用、團支部的助手作用，作為一條任務。清經濟。政治清了，組織清了，思想也清了，趁這個機會把經濟也清一下。劉少奇還提出:第一階段的工作，初中在八九月底搞完，爭取10月開學上課；高中在九十月搞完。

在派工作組問題上，團中央與中央一線領導集體是一致的，即都希望“文化大革命”有秩序地進行。因此，團中央在派工作組領導北京市中學的“文化大革命”時是比較得力的。7月22日，胡克實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匯報說“已經走上正軌了”。

團中央被改組

1966年7月24日、25日，從南方回到北京不久的毛澤東連續召開會議批評工作組。28日，中共北京市委發出《關於撤銷各大專學校工作組的決定》，文件中說這一決定“也適用於中等學校”。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北京市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師生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正武宣佈了撤銷工作組的決定。當天晚上，石油學院附中等8所學校的紅衛兵和學生，擁到團中央機關造反。次日下午，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等來到團中央機關，對在團中央機關造反的紅衛兵表示支持。

8月1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召開。當天下午，江青、陳伯達以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與團中央書記處成員胡耀邦、胡克實、王照華、李淑錚等談話。在談話中，他們說:青年團成了老年團了，有好的青年你們看不見，只看見恭敬你們的、順從你們的，頭腦腐敗。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期間，毛澤東仍然嚴厲批評工作組，同時也對團中央派工作組進駐學校的做法進行批評，認為這是鎮壓學生運動。

8月6日，康生在參加紅衛兵組織的辯論會時說: “共青團有嚴重錯誤”，“團中央某些人不是站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方面，而是站在資產階級鎮壓革命這一方面”。他還說，你們提出的“改組共青團”“這一要求是很正確的”，“紅衛兵、紅旗戰鬥小組應該成為我們改造共青團的主要骨幹。過去團組織放鬆，我看有點像全民團，就是說，有的團組織階級路線不明顯”。

有了中央文革小組的表態，團中央實際上已經成為被公開批判的對象，處於癱瘓的狀態。從8月12日下午開始，數幹名造反派沖進團中央機關，高呼“改組團中央”“不改組團中央決不撤離”等口號，有些人還手持皮帶、鐵棍、匕首等兇器，見到團中央的主要領導人就圍攻、抽打。

8月13日晚，北京市中學紅衛兵和學生在工人體育場召開萬人大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富舂在會上宣佈:團中央書記處書記胡耀邦、胡克實、王偉、張德華、胡啟立停職反省，改組共青團九屆中央委員會書記處，成立臨時書記處。散會後，立即有一批紅衛兵擁到團中央機關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