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統計局財務司司長解讀數據

馬年春晚，青年歌手王錚亮的一首《時間都去哪了》唱紅了很多人的眼眶，就連國家主席習近平，都在接受俄羅斯媒體採訪時感歎：“我個人的時間都去哪兒了？當然是都被工作占去了。”受這首歌的影響，很多人開始計算自己過去一年的時間都花在哪了。“2012年，我每週有20個小時用來開會，處理各種文字工作需要15小時；而2013年，每週開會的時間縮短到了12小時，處理文字的時間降到了10小時以內。”國家統計局財務司司長張仲梁這樣介紹自己過去兩年的時間分配使用情況。

前後兩年的差別為何如此之大？在張仲梁看來，這全是托了八項規定的福。“是八項規定把公務員們從文山會海中，從酒桌上解放了出來。”2014年4月9日，在中國傳媒大學MBA學院的講座上，他幽默的語言引起台下一片笑聲。

新規管住全國幹部

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繫群眾的八項規定（下文稱八項規定）。“八項規定沒有任何說教，只提要求，概括起來就是：改進調查研究、精簡會議活動、精簡文件簡報、規範出訪活動、改進警衛工作、改進新聞報道、嚴格文稿發表、厲行勤儉節約。”張仲梁說。

八項規定剛出臺的時候，並沒有引起各級官員和民眾太大的重視。據統計，我國先後出臺了300多個整治大吃大喝的文件，但直到2012年，我國各級官員出席飯局的次數依然高得驚人。

張仲梁介紹說，2012年，我國中央政府司局級幹部平均每週有1.1次飯局，省政府的司局級幹部平均每週有1.3次飯局。到了基層，花在吃飯上的時間則更長：市長平均每週15.1次、縣長則達到了每週18.2次。然而，八項規定面世後的2013年，這一數字卻急劇下降：中央政府司局級幹部平均每週飯局只有0.2次、省政府司局級0.5次、市長10.2次、縣長12.2次。

官場上因此流行起這麼一種說法：“沒想到八項規定的力度這麼大，範圍這麼廣，影響這麼深，效果這麼好。”而據國家統計局社情民意調查中心調查，91%的被調查對象對八項規定充滿好感，82%充滿新期待，80%的人認為身邊的黨員幹部有了作風上的改變。

八項規定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威力，張仲梁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有兩個：“傳教士”效應和“組合拳”效應。

八項規定出臺後第三天，習近平視察深圳，全程輕車簡從，既沒有封路，也沒有任何歡迎橫幅和迎送車隊。在深圳期間，習近平沒有入住專門接待領導人的迎賓館1號樓，而是選擇了位於市中心福田區深南大道上的五洲賓館普通商務套間，吃的也是該賓館六菜一湯的自助餐。

之後的12月29日，李克強冒著細雨前往湖北恩施的大山深處看望居住在那裏的村民，瞭解民情。李克強一行兩輛中巴車，多次在路口停車讓群眾車輛通行，一度傳為佳話。領導人以身作則的“傳教士”效應無疑是八項規定最好的宣傳。

張仲梁更將此後中央出臺的一系列輔助規定，視作配合八項規定的“組合拳”。2013年1月，中紀委出臺嚴禁用公款搞拜年活動，嚴禁向上級部門贈送土特產，嚴禁違反規定收送禮品、禮金等六項禁令。3月，李克強鄭重承諾，本屆政府任期內，政府性的樓堂館所一律不得新建，財政供養人員只減不增，公費接待、公費出國、公費購車只減不增。5月，中央紀委下發通知，要求紀檢監察系統在職幹部職工在規定日期前自行清退所收受的各種名目的會員卡，做到“零持有”。6月，反“四風”（即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還有8月禁辦豪華晚會，9月禁送月餅，10月禁印賀年卡，11月禁止採購煙花爆竹，12月禁止喪葬禮金……“如此高密度的限禁措施，前所未有。”

政治：實現了對權力的約束

有學者研究指出，當權力失去20%的監督時，它就蠢蠢欲動；當權力失去40%的監督時，它就破門而出；當權力失去60%的監督時，它就鋌而走險；當權力失去80%的監督時，它就敢於踐踏一切法律；當權力失去100%的監督時，它就不怕上斷頭臺。

在張仲梁看來，八項規定對中國政治的改造，主要表現在對權力的約束上。“去年全年，我國共查出違反八項規定人員2.4921萬人，處分7000多人。”

很多過去習以為常的事情，現在卻視同違規，這也讓不少人小心謹慎，不敢逾越紅線。張仲梁說，統計局下屬調查隊的工作人員任務非常重，活兒幹不完，經常犧牲午休時間深入社區調查。社區工作人員心裏過意不去，請調查隊的人吃頓飯是常有的事情。“但八項規定實施後，再沒人敢請、沒人敢吃了。”

對權力的約束，還體現在反對奢侈浪費上。有一個例子非常能說明問題。2013年7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通知，要求對黨政機關佔有、使用辦公用房的情況進行全面清理，各級領導幹部的辦公室面積如果超過《黨政機關辦公用房建設標準》規定的標準，都需要騰退。遠在三線城市做裝修工人的湖北小夥張建也感受到了這股強風的凜冽。“那陣子，天天有人來找人裝修，周圍的建材市場都漲價了。”讓張建感到困惑的是，找到他做裝修的基本都是些辦公室，而且是把大空間往小改。後來他才知道，是中央有規定“不許超標”。

行政成本的降低還大大改變了中國的政治生態。張仲梁介紹，根據《中國會議藍皮書》的數據，政府主導的會議大概占全部會議的14%，社團和事業單位的會議占30%，企業類會議占56%，也就是說，全國有一半的會議花的是財政的錢。若以2012年全國會議總花費1萬億元計算，則至少有5000億元是政府支出的。

八項規定之後，跟財政打交道的張仲梁明顯感覺到了數字的變化。“2013年，中央部門本地公務接待、公務出國、公車費用分別比2012年節省了43%、38%和11%，會議減少45%。”他還透露，公車方面，中央將繼續壓縮開支：“今年起，中央機關除部級以上領導，一般性公務用車將全部取消，3年內到位。”

最讓張仲梁感興趣的，是政治語系的改變。“長期以來，中國官場形成了一種發言的‘行規’，如何開頭、如何結尾，都有規矩，打破這個規矩就是另類。”這種語言體系長期將官員與外界隔離，“官員發言不是說給群眾聽的，是給領導聽的”，空話套話連篇，實質內容沒有。去年9月，張仲梁被抽調參與起草習近平在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稿，開始研究習近平的語言風格。“他講了很多有意思的話，比如‘既要金山銀山，也要綠水青山’‘老虎蒼蠅一起打’。這些話形式直白，內容卻很有高度，已經完全改變了中國官僚語言的風格。”張仲梁認為，語言風格的轉變與施政者的權力觀密切相關，尤其是在基層，“這種轉變，直接關係著對待老百姓的態度”。

經濟：必須付出的代價

相比對政治的改造，八項規定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似乎有些“慘烈”。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3年1—2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3.7810萬億元，同比名義增長（不扣除價格因素的增長比率）12.3%。這個數據，比去年12月份15.2%的增速大幅下滑近3個百分點，也低於去年最低增速13.1%。同期，出口和投資卻分別保持了23.6%、21.2%的增長，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中，唯有消費出現明顯下滑。

在所有消費品名目中，餐飲業和高檔煙酒“傷亡慘重”。國家統計局2013年1—2月份的數據表明，餐飲收入為4030億元，同比增長僅為8.4%，其中限額以上企業（單位）餐飲收入1278億元，同比下降3.3%。而所謂“限額以上企業”，大體指的就是高檔餐飲酒店。商務部的抽樣調查也顯示，北京、上海、寧波高檔餐飲企業的營業額，分別大體下降了35%、20%、25%。

高檔百貨商店的日子也不好過。張仲梁介紹說，王府井百貨每年大約有20%—30%的收入來源於銷售購物卡，而2013年一季度，“這一收入同比下降50%”。

針對八項規定對經濟的影響，學界主要有兩種看法。一些人認為影響非常大。中國經濟長久以來主要依靠投資，要想良性發展，需要轉向依靠消費拉動。由外需轉內需是中國經濟轉型的一大目標。如果在轉變過程中突然大幅打壓消費，經濟若想實現持續增長，只能回到依靠投資的老路，過去的問題會繼續惡化。另一些人則認為，八項規定影響的行業有限、時間有限，而且制度會逼著高端餐飲和煙酒行業進行改變，放下身段做中低檔產品。

但在張仲梁看來，八項規定對經濟的影響不能簡單用大或者小來衡量，因為這是“必須付出的代價”。張仲梁告訴環球人物雜誌記者：“依靠奢靡浪費帶來的經濟增長，雖然短期內能拉動市場供給，但長期來看，不僅扭曲了供需關係、價格關係，還會引導社會去搞權貴資本主義，讓經濟走向不健康和不可持續。（我們）寧願少一點增長，也要解決腐敗浪費問題。”

有觀點認為，八項規定對2013年GDP的影響可能達到0.6 %—1.5%。但在與環球人物雜誌記者進行交流時，張仲梁提出，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將長期保持在6％左右的新常態，不過短期來看，GDP增速跌破7.2％的可能性不大。“中央要保持1000萬人的就業水準，就必須保持7.2%以上的經濟區間。可以預見，當GDP增速低於7.2%，中央政府肯定要採取措施，但在低於7.2%之前，政府對經濟的調控不會大動。”

社會：重新確立公與私的概念

美國著名思想家丹尼爾•貝爾堪在其經典巨著《後工業社會的來臨》中曾寫道，在後工業社會中，人類必須正確處理好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關係，個人動機與社會要求之間的關係，換句話說，就是理清公與私的關係，才能有效推動社會的良性發展。

但在與世界接軌的過程中，中國與外界最大的文化價值差異就出在公私不分上。有一個廣為流傳的段子，說的是衡量一個男人是否成功有4個標準：工資基本不動、老婆基本不用、煙酒基本靠送、吃飯基本靠請。這在西方是不可想像的事情。2008年，還在統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