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信詐騙:還有你不知道的

在西方,這類詐騙不叫“電信詐騙”,而多被稱為“市場大眾化詐騙”,就是因為詐騙的手段太多無法區分,且針對的人群不特定。“市場大眾,也就是說人人都有可能成為受害者。”

“受到馬航班機失聯影響,您所預訂的航班已經取消,請撥打電話×××瞭解詳情。” 按著短信提供的400號碼撥打過去,“客服人員”馬上會解釋航班因為馬航事件發生調整,必須立即改簽,否則可能影響行程。當“改簽費用”打入指定賬戶,一場騙局宣告成功。

在各種電信詐騙另一頭,騙子們的新聞意識總是那麼強。從前段時間的“爸爸去哪兒?”“我在東莞被抓”,到這幾天的“馬航失聯”,一切社會熱點話題都會成為編寫詐騙短信和劇本的新素材。

據公安部數據顯示,2013年全國電信詐騙發案30多萬起,群眾被騙金額達100億元以上。

上海市公安局刑偵總隊二支隊副支隊長韋健對《新民週刊》介紹說,電信詐騙並不是中國特色,而是全球經濟與通訊一體化帶來的必然產物,各國警方對電信詐騙的犯罪認識並無異議。“越來越便捷的通訊與經濟往來方式,使得這類犯罪成為一個全球化的趨勢。”他分析電信詐騙在國際上居高不下的原因是,“風險低,收益高,不與被害人發生直接的接觸,追查難,判刑輕。”

“2011年,我參加了一個國際警務交流會,西方很多國家的警員都表示他們國家發生的這類詐騙案也很多,一年損失甚至可以高達幾十億美元。”

“各國都對這類犯罪感到頭疼。”韋健介紹,在西方,這類詐騙不叫“電信詐騙”,而多被稱為“市場大眾化詐騙”,就是因為詐騙的手段太多無法區分,且針對的人群不特定。“市場大眾,也就是說人人都有可能成為受害者。”

詐騙路線圖

據瞭解,對英美等國實施電信詐騙也就是“市場大眾化詐騙”的主要是西非裔,而針對中國大陸地區的犯罪主體則由三個部分組成,最主要的一股詐騙勢力來自臺灣,臺灣人最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將電信詐騙帶到了中國大陸,後來在他們的帶動下,大陸本土籍詐騙在2000年後如雨後春筍般冒了出來,呈現明顯的地域特徵,如湖南婁底、福建安溪、廣東電白……近年來,隨著國際交往的頻繁,中國大陸的電信詐騙案中也開始出現西非裔的身影。

韋健重點介紹了西非裔的詐騙方式,因為存在語言障礙,西非裔詐騙團夥主要通過郵箱植入木馬、國際交友網站婚戀詐騙等方式進行作案。以郵箱為例,一旦不慎點開犯罪集團發送的郵箱,電腦將被植入木馬病毒,犯罪分子並不急於作案,而會蟄伏很久,悄悄觀察你的郵箱信件往來,一旦發現信件中出現經濟往來的信息,犯罪分子就會在受害者發出賬號的一瞬間將實施詐騙的銀行賬號移花接木、李代桃僵。

而在國際交友網站上,西非裔詐騙集團針對的主體則是中國有經濟實力、想“釣洋鬼子”的年輕女子,通俗點講,就是“釣魚者反被釣”。韋健就接到過一個武漢籍女子的報案,她被對方冒稱阿拉伯酋長的兒子騙光了所有錢財。

至於上述三種犯罪集團在中國的演變過程,韋健介紹說,上世紀90年代,臺灣人先來到了廈門,廈門成為臺灣籍詐騙集團的第一個集散地,不過那時候,臺灣人到大陸開窩點主要是為了騙臺灣人。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上海就在國內首次破獲並宣判了一起臺灣人在閔行區開設窩點詐騙臺灣人的案件。

第一批來到大陸的臺灣詐騙集團為了節約成本,雇傭了有語言優勢的福建安溪人充當打電話、取錢的馬仔。韋健回憶:“忽然有一天,臺灣籍詐騙團夥就發現自己很傻,跑到大陸來騙臺灣人,居然忘了自己身後的大陸是一個這麼大的市場。”

臺灣人在廈門開設窩點既騙大陸人又騙臺灣人,原本給臺灣人充當打手的安溪人又覺得我為何不單幹呢?

於是,中國本土籍最早的電信詐騙團夥在2000年前後出現,手法完全翻版臺灣。有了犯罪團夥,警方必然要打擊,隨著警方對安溪地區的重點整治,安溪籍詐騙團夥又逃到深圳,當時的深圳,來自全國各地的各類人魚龍混雜。很快電信詐騙的手段像病毒一樣擴散至全國,並出現了很多變異。

“你可以看到中國電信詐騙的發展路徑,臺灣人——本土勢力——擴散——而後外籍勢力滲入。”

但三種犯罪勢力之間又有著明顯的區別,首先是臺灣人,電信詐騙的產業化程度很高,從話務組到取款組,詐騙的各個環節都有專人承擔。“我們打掉一個話務組,對犯罪集團而言根本沒關係,很快一個全新的話務組有會重新組建起來,而且各個組之間互不聯繫,打擊起來非常難,往往抓到的只能是馬仔。”

韋健哭笑不得,有一次他抓到臺灣籍嫌犯,剛開口審問“你們這個團夥……”,嫌犯就表示不同意見,“大哥,我們不是團夥,我們是公司。”

大陸本土籍詐騙集團則多是原始操作,呈現明顯的家族化特徵,因此往往抓到一個就能端掉一個犯罪集團,但從去年開始,大陸本土籍犯罪集團也開始出現臺灣籍犯罪集團公司運營的雛形,而且也開始往境外轉移窩點。

至於西非裔詐騙集團,則與三四年前中國大陸本土籍團夥的特徵很相似,產業化程度很低。

韋健最驚訝於各類集團詐騙手法的不斷演變與升級,“詐騙講究的就是心理學,我看到過一個詐騙集團的劇本,把我看呆了,因為寫得實在太絕了,顯然寫這個本子的人精通心理學,它設置了很多場景,完全掌握你的心理動態,比如他問你一個問題,你可能有四種回答,哪一種回答怎麼來應對你,你基本上逃不掉,最終目標就是把你圈進去,建立一個信任模式。”

韋健透露一個好的劇本可以用很久,幾句話就可以把受害者的身份背景、資產狀況摸清楚。

犯罪分子最早的詐騙手段是“中獎”,利用了人們對金錢的欲望,後來是“猜猜我是誰”與虛擬綁架,抓住的是親情的弱點,現在則是利用政府公信力以及人們自我保護的意識,比如冒充公安局、檢察院、法院。

很多人認為被騙的人很傻,比如“女神”湯唯就被一些人嘲諷為“智商存在硬傷”,還有一些人認為打電話的騙子也很傻,因為一開口就能聽出來福建口音。韋健認為這與智商無關,而與概率有關。

“雖然整個詐騙的過程漏洞百出,但它厲害之處就在於能抓住人性的弱點。”

詐騙網銀IP遍佈全球

韋健告訴《新民週刊》,各類詐騙案只要新手法一出現,上海就是首當其衝受到影響的城市,因此也可以說上海是中國電信詐騙的“前沿陣地”。因為人口流動性大,人口結構複雜,各類詐騙手法在上海並存,因此在一遍遍的防範宣傳下,仍有人被最低端的詐騙手法騙住就不足為怪了。

《新民週刊》從上海市公安局瞭解到,上海一年因電信詐騙損失的金額保守估計在5億元左右。2013年初,市公安局部署全市各級公安機關開展了貫穿全年的“防範和打擊電訊網絡詐騙違法犯罪”專項行動,作為平安建設實事項目的牽頭部門,市公安局組織和部署各級刑偵部門充分發揮打擊犯罪主力軍作用,保持對此類違法犯罪活動的嚴打高壓態勢,主動出擊,強化攻堅,偵破了一大批電信詐騙案件。

據統計,2013年1至11月,全市公安機關共破獲電信詐騙案件2769起,同比上升44.6%;抓獲1321人,同比上升90.6%;搗毀詐騙窩點和平臺157個;追繳、凍結贓款贓物3342.6萬元;同時,關停詐騙電話和手機號碼588個;經甄別後已整頓和封堵涉嫌詐騙的境內外網站171個。2013年度市局掛牌督辦的電信詐騙案件目前已成功破獲46串(起)。

韋健分析,電信詐騙手法的演變與通訊業的發展密不可分,通過分析上海地區的電信詐騙案可以發現,2005年前主要通過手機短信和郵寄方式詐騙、2005年至2007年利用互聯網詐騙、2008年後虛擬電話假號碼詐騙。

所有的詐騙手段都是利用了現有的技術手段,而且為了規避警方的調查,犯罪分子會使用多個跳板,因此追查的難度非常大,這也倒逼著警方改變偵破思路與工作手段。

針對中國大陸的詐騙手段與國際上並沒有什麼本質區別,最大的難度正是跨境作案。“任何案件都是有跡可循的,即便網絡電話,也完全有辦法追查,問題在哪里?比如接入點在中國香港,但香港的法律制度與內地完全不一樣,我們基本上沒有通過官方途徑成功從香港拿到過對破案有價值的信息。”韋健解釋,“那麼只有想辦法跳過香港,比如再找到一台美國的服務器,又要解決中美之間合作的問題。再追查,又遇到一台法國的服務器……”

在中國警方的持續打擊下,犯罪集團在境外不斷轉移窩點,目前已發現,在非洲、南美、北美、歐洲都有分佈,基本遍佈全球,因此跨越國際警務合作的障礙便顯得尤為重要。

雖然屢建戰功,但韋健也有他的遺憾,那就是錢比人還難追,很多案件,嫌犯落網,但贓款卻無法追回。

“多數贓款被詐騙集團在短短幾分鐘內就分解到幾十甚至成百上千張卡裏,這些卡遍佈全國,甚至全球,追繳的難度實在很大。”

韋健正在辦理的一個案子,已經查了6級賬號,最終仍沒能查清楚錢轉到了哪里,詐騙集團的網銀IP基本上遍佈全球。

“電信詐騙案只要一發生,對受害者的傷害幾乎就是必然的。”韋健坦言,這是他最心痛與焦慮的。

防範需多方深化合作

電信詐騙涉及立法機關、公檢法、工商、銀監會、銀行、通信監管部門和電信運營商等,只有多方聯動、合力阻擊才能把電話詐騙亂象打壓下去。全社會齊抓共管,才能標本兼治。  事實上,相關部門已經開始聯手打擊電話詐騙。

2013年2月19日,上海銀監局、市公安局會簽並印發了《關於進一步落實防範和打擊電訊網絡詐騙違法犯罪活動工作要求的通知》(滬銀監通[2013]13號),要求上海市各商業銀行進一步增強工作責任心,突出“鞏固櫃面,加強離櫃,重點技防,持續宣傳”的工作思路,對網上銀行加強宣傳提醒,嚴格落實銀行卡“實名制”和限制銀行卡開設數量,警銀共同建立“灰名單”預警功能,多措並舉,密切合作,不斷提升防範實效。

與此同時,上海市公安局積極會同市通信管理局,指導、協調本市通訊運營商,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