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年剛過，得悉羅孚92歲華誕時，他的家人和舊部為他慶賀壽宴甚為熱鬧，出席的親友多達余人，成為近期香港文化新聞界的一大盛事。想到不久前，他的小兒子羅海雷新著《我的父親羅孚》被《亞洲週刊》評選為2011年十大好書，內地中央編譯出版社一口氣出版了羅孚著的《北京十年》《燕山詩話》《西窗小品》《文苑繽紛》等七種散文隨筆集，真可說是多喜臨門。也因此引起我對這位頗具傳奇性的文化老人的一些聯想。
羅孚雖在香港生活、工作，但在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內地文化圈裏也是名聞遐邇的。他曾擔任過大公報副總編輯、新晚報總編輯，是位著作甚豐、閱歷深而交遊廣的著名老報人、專欄作家。後來因為所謂美國間諜案引起波瀾更為人知曉。稍後又因在京城度過十年“休假式的”假釋期，與文化界諸友好名士往還唱和，過著一種不完全自由的自由和瀟灑生活。若稱過往那些大起大落的遭遇為“傳奇”實不為過。如今有了海雷的書，雖說是寫他父親的傳記，其實是以羅孚生平為經，以香港有關的歷史變遷為緯，交織融合成一體，從中不僅可以較深地瞭解這位老報人曾經的滄桑歲月，還能透視大公報和香港左派的政治、文化、新聞的某些曲折、豐富、跌宕的歷史身影，使這部傳紀有了更寬闊的歷史文化視野和價值。
書中寫到大公報在桂林、重慶、香港等不同時期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和所起的不同作用，曾經是中國最有影響力的民營報紙，創造過中國新聞史上許多第一的輝煌業績，還曾有過一大批中國最優秀的傑出的報人，對推動中國近代政治文化歷史的進程有過舉足輕重的影響。這些名字都已為世人所熟知，但作者在書中卻寫了許多不為人知的細節和軼事，使讀者近距離感受到他們的音容笑貌。羅孚就是在這樣的人文環境中受到薰陶成長起來的。他從1940年桂林時期加入大公報，整整在此工作了四十一年，從一個毛頭小夥子成長為副總編輯兼晚報總編輯，從副刊編輯、記者進而兼任中共在港的文化宣傳、統戰、情報等等工作的一個重要領導人物。他也因此與好幾代重量級的文化名人交往成朋友，這對他為人和學識修養品性都有所薰陶濡染和深遠影響。從早期受益於楊剛的領導，與前輩柳亞子的交往，一直到後來與聶紺弩、範用、黃苗子、吳祖光、黃永玉、楊憲益……等等大批文化人成為情深義重的好友。早在八十年代前，從他與臺灣徐複觀交往十年，因統戰出發最終雙方都化政敵為友；在香港既與政見不同的文化新聞界人士強悍論戰，又是一笑泯恩仇以同行相視而友善等等，凡此書中都有敘寫，且有這些名人大家的大量書畫墨寶作插圖，見證了這樣的歷史，也使這本書憑添了濃重的文化藝術韻味。
羅海雷並不因為為自己父親作傳而諱言他的缺失。羅孚曾經是一位忠誠的共產黨員，黨性組織性都極強的文化戰士，在寫作和組織新聞報道中從來極力宣傳黨的偉大正確光榮，因此也為反右派、大躍進、文革等等政治運動百般辯護、美化，轉而猛烈攻擊對方（包括曾為同事後成論敵的金庸），展開激烈論戰。連羅海雷都認為他有時“左氣逼人”。在寫作文字上如此，在行動上有時也左得驚人。文革時，香港左派策劃“反英抗暴”鬥爭，羅孚是前沿領導者之一，狂熱到不僅他的孩子，以至連他自己都上陣發傳單、放假“菠蘿（炸彈）”。當然他還做了大量關於團結海外華人的工作，包括最早促成組建北美華人訪華團，那時正是中國閉關孤立，亟待打開國門的時候。他又是一位有學養有思想的知識分子，有自己的文化追求和老報人特有的新聞敏感性，擅於捕捉瞬間即逝的最有價值的新聞，深諳讀者對知識和信息的渴求。他創辦新晚報辦得有聲有色。他是發表連載小說《金陵春夢》《侍衛官雜記》的推手，更是主導梁羽生、金庸寫武俠小說而成就了現代文學中的一種新文體的最早倡導者，他還是熱心發表周作人的《知堂回想錄》溥儀的《我的後半生》曹聚仁的《文壇感舊錄》以及張作霖傳記等等大批有影響作品的主事者。於是，我們看到的是一位忠誠的黨的戰士和傑出的有豐富歷練的新聞工作者交融成一體的老報人形象，在待人處世方面更以他的善良真誠謙和為不同政治觀點的人們所接受和尊重，使他活躍馳騁在香港文化新聞界，達到“文化生涯的一個高峰期”。沒有想到，隨即又步大公報許多前賢後塵，四十一年功名塵與土，成為那個時代革命知識分子經常遇到的帶有悲壯色彩的宿命。
二
我最早看到羅孚是在1979年文代會期間。那時人大禮堂開會時許多廳堂都開放，人們可以自由走動。我看見一群與眾不同的穿著鮮麗說著“鳥語”（粵語，開個玩笑-晨按）的人們正在尋找什麼似的。其中一位美豔的女士不正是大明星夏夢嗎？那無疑是香港代表團，可以辨出其中最突出的是一位領隊，個頭不高但卻很謙和穩重頗有派頭，他們都在問他長短，他不慌不忙地回答著指揮著大家。我旁邊有朋友就告訴我：“那是羅承勳（即羅孚）。”這個名字我早已熟悉，如羅海雷所說，那正是羅孚“紅到發紫”的時候，為眾人所知。
稍後，我又聽說了一件事：1981年下半年，發生巴金的隨想錄文章被大公報擅自刪節一事。因原來責編潘際埛（即唐瓊）休假，另一位編輯代班忠實執行上面指示，把有關文革的話語統統刪去，連“牛”“牛棚”等字樣都以為忌諱而砍掉，就像阿Q因為忌諱“癩”，因此忌諱說“亮”說“光”一樣。巴老得知後十分生氣，就不願再給大公報繼續寫稿，這時羅孚聞訊就誠懇地對巴老說，以後把隨想錄文章轉到新晚報發表吧！保證一字不改。後來唐瓊向巴老道歉解釋才算平息，文章繼續在大公報連續刊登。但羅孚的迅速反應和決斷說明他作為副總編輯既為大公報解圍，也顯示了他主事的新晚報的大氣和果斷。巴老對我說及此事時對羅孚甚為好感，我也因此對他有了深刻的印象。
但是不久就聽說了他因“間諜”案而身陷“縲絏”（據說始終沒有住過一天監獄，而是住在招待所受審）之災，一時轟傳文化界。後來又聽說判了十年刑即予假釋，住在公家提供的三居室公寓裏，還發給不菲的生活費，派了保姆照顧，可以在北京範圍自由活動、與朋友交往等等。從我自己經驗以及聽到看到類似的事太多，因而一點也不感意外。過去常有所謂事出有因，查無實據等等葫蘆案，所以也就不以為意。在羅海雷的書中對此有更詳細的敘寫，完全可以借用如今時興的“休假式”來形容其“假釋”生活。所以，當有一天我的同事包立民來問我：“羅孚寫的稿，現在北京有刊物發表，我們報紙能不能發。”我一口答應：“可以。”一篇隨筆稿就由包立民取來用了一個筆名“史複”發表了。再過一些日子，我自己因寫關於梁羽生稿，也曾去到羅孚住的公寓看望並請教他。那次他太太也住在那裏。他還悄悄告訴我：這個院子裏住了很多名人，其中有些是特殊的名人如林彪案的重要“欽犯”。他留我吃飯，我辭謝了。以後偶有電話聯繫，譬如他問我對聶紺弩是否有研究，因他正在為聶的詩文編輯文集。他回香港後，我去中文大學作學術訪問時也曾去他的新東方台寓所看望過他，見他滿屋滿桌子都堆滿了書報雜誌，他正趴在書報縫隙中趕寫一篇專欄文章，寫完立即發往報社。我還真目睹體驗了一把香港作家寫作生涯的辛苦。他偶然因看到我的文章興之所至就寫信回應。他寫信或寄賀年卡中稱我“大兄”，我哪敢當！無論從年齡、學識、資歷哪方面，他都是我敬重的前輩，後來我還知道他對許多朋友都這樣稱呼，我一點不覺得他是矯情，從我與他不多的交往中，實實在在地感受到他為人的謙和親切，真誠善良，怪不得他的人緣那麼好，敵友各方人士對他的人品絕對都是讚賞的。所以當他遭遇災難羈留京城時，他卻獲得了從未有過的那麼多的同情和友誼，那麼多的新知舊雨對他伸出了美好溫暖的手。羅海雷書中披露的那麼多京城頂級文化名人的詩文書畫、唱和酬答就是明證。而他自己的生活從此也由絢爛歸於平淡，獲得了心靈的寧靜和自由，寫了那麼多生平從未有過的獨立思考的富有文化意蘊的詩文，結出豐碩的成果——七本隨筆集。正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也不枉了這北京十年的“休假式”生活。
如今，在離開大公報30年後，他第一次重新踏進報社大門受到現任領導的隆重歡迎，舊部親友為他九二華誕盛宴歡聚慶賀，這足以說明清者自清了！正如夏衍老人當年給範用信中說的：“……給羅孚出了書，是一件好事，在大轉折大動盪時期，歷史常常會捉弄人，有時甚至是很殘酷的，我所認識的朋友中，這樣蒙受過折磨的人不少……羅孚回京後，可請他來舍一談……”巴金老人當著羅孚面說：“我不瞭解你的情況，但我從常識判斷……”這些老人給予的友情的慰藉和信任是多麼寶貴！這也使我想起了著名導演謝晉生前愛說的一句話：“金杯銀盃（指獎盃）不如老百姓的口碑！”羅孚正可因此坦然而釋然了！
（丹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