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有“東方卡薩布蘭卡”之稱，是遠東最大的情報中心。1949年國民黨在大陸全面失敗之後，大批原國民黨情報系統骨幹撤退至香港。於是，香港也就成為臺灣方面對抗大陸的情報前哨站。從1949年至今，臺灣方面就未曾停止過對香港的滲透。這六十多年的諜影重重，隱藏著說不盡的內幕

近日，據香港《大公報》報道，由臺灣“國防部”轄下軍情局第四處負責的駐港特務組織已全面啟動，以“政治黑金”作誘餌，滲透香港的各個行業和政治組織，介入“佔領中環”等活動，目的是破壞香港落實“一國兩制”，製造國際輿論。

臺灣方面則對此報道進行了否認，並且堅稱自己並無擾亂香港秩序的行為，該報道高估了臺灣情報機構的行動能力和經濟實力。

然而，誰都知道香港有“東方卡薩布蘭卡”之稱，是遠東最大的情報中心。1949年國民黨在大陸全面失敗之後，大批原國民黨情報系統骨幹撤退至香港。於是，香港也就成為臺灣方面對抗大陸的情報前哨站。從1949年至今，臺灣方面就未曾停止過對香港的滲透。這六十多年的諜影重重，隱藏著說不盡的內幕。

臺灣情報機構的現狀

據《大公報》報道，臺灣在港情報機構在1997年後有了比較大的調整，此前的“國防部大陸工作會”停止運作。而國安局則轉向對臺灣島內的情報工作，香港和大陸的工作則歸屬軍情局第四處管轄。目前駐港臺灣情報網主要架構有4站1組和多名“直屬員”，人數約在40人左右。當中3站1組的“國防部”編號分別是“1100站”、“1269站”、“1319站”和“1042組”。

由於香港已經回歸，因此臺灣情報機關也變得遠比港英時期要謹慎得多。除了不敢像以前那樣半公開活動之外，臺灣駐港的情報站和情報組之間，也不再設有地區主管，以免被一網打盡。

這次《大公報》公開報道此事，甚至將組名及具體人員公佈出來，屬於典型的情報曝光手段。在地下戰場上，有時由於政治或者法律的限制，對敵對情報機構不便直接採取雷霆手段。通過公開渠道對其曝光，則表明了一種態度，更是一種威懾。此前臺灣方面派往大陸的偵察機，就經常在升空後接到大陸的無線電聯絡。在通話中，大陸方面直呼其名，更讓其留在大陸的家屬與之通話。這種做法使得很多臺灣飛行員心理崩潰，很多時候比高射火炮或者防空導彈的威力還大。

如今，香港奉行獨立於大陸的法律制度，在基本法的框架下保持“一國兩制”的政治架構。因此，在此類事務上，大陸反特機構並不方便直接插手。香港現有的法律體系並無反間諜方面的規定，臺灣情報機關的行為很難以逮捕或者起訴的方式加以制裁。在這種情況下，採取對空喊話和公佈人員細節的手段，也就成了一種非常正常的做法。這次媒體的公開報道，實際就是情報戰中的一部分，並不值得大驚小怪。

血腥的情報戰鬥時期 （1949-1955）

國共情報人員因為多年內戰結下了極深的冤仇，情報戰場轉移到香港之後，雙方的鬥爭依舊異常殘酷，可以說是你死我活的態勢。

1949年8月，國民黨高級將領楊傑在香港被暗殺。負責暗殺的是軍統的暗殺小組。此前，楊傑與“雲南王”龍雲共同通電起義，並且計劃從香港奔赴北京共商建國大業。於是，蔣介石下了殺心。刺殺行動當天，刺客韓克昌和葉翔之以送信為名進入楊家，連開兩槍將其殺死。韓克昌頗為貪財，在殺死楊傑之後，還掠去一些財物，因為鄰居聞聲趕到才扔掉財物逃竄。此行為原本是無意之舉，卻成功轉移了香港警方的視線，把它當成普通刑事劫案處理。兩人順利逃回臺灣領功，直到知曉此事的多名軍統幹部在大陸落網才揭發此事。

在這個鬥爭激烈的時代，除了暗殺之外，搞破壞也極為常見。在回憶錄中，霍英東提到自己在朝鮮戰爭期間運輸戰略物資的行動，就曾遭到國民黨特務的破壞。

國民黨特工最成功的一次行動，是炸毀了香港啟德機場的7架飛機。當時，中國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運輸公司在香港滯留了83架飛機。國共雙方均主張這批飛機為自己所有，國民黨甚至將這批飛機的所有權轉移給了“飛虎”將軍陳納德控制的航空公司，以利用其美國人身份以及中情局的背景增加勝算。經過幾年的訴訟，香港判決這批飛機歸大陸方面所有。臺灣特工決定炸毀這批飛機。在臺灣出版的《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透露，此次行動由特工戴安國和宋祥雲負責。戴安國因駕駛香港華人第一高官何東爵士的座駕，進入機場禁區停機坪並未受到阻攔。宋祥雲則親自下車安放炸藥，將其中機體保存情況最好的7架客機炸毀後逃脫。

在此期間，臺灣駐港特務機關的主要功能只有兩個：殺人搞破壞和在逃港者中尋找合作者。這種選擇當然是基於國民黨在臺灣尚未完全站穩腳跟，不僅島內矛盾重重經濟困難，也處於被美國拋棄的狀態，根本無力執行其他類型的任務。同時，由於中國內地此時尚有大量國民黨潛伏人員活動，因此香港的跳板作用並不明顯。此時的香港情報工作，對於臺灣而言，可以說是國共內戰的延續，殺戮和破壞在內戰中已經成為常態活動，自然也就不會有什麼新花樣在香港出現。

鬥而不破的時代 （1955-1984）

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港英政府力圖阻止國共陣營在香港的情報戰。其中標誌性的事件，就是“克什米爾公主號”爆炸案。

“克什米爾公主號”爆炸案的前因後果無需多講，其中一些細節卻與公眾所知頗為不同。如今，爆炸案的經過均表述為蔣介石親自下令實施爆炸，由臺灣情報機關派人收買機場工作人員放置爆炸物。然而，1976年叛逃到蘇聯的美國中情局特工約翰•史密斯的證言顯示，中情局最先獲知周恩來一行將會在香港轉機，並且通報給臺灣駐港情報機構。於是，後者向蔣介石建議謀殺周恩來。

僥倖避過暗殺之後，周開始全面反擊。為了顧及港英臉面，中共方面要求偵辦兇手並全面驅逐臺灣在港情報機關。由於內地情報機關此前已經基本掌握了臺灣在港情報機構的狀況，於是通過印度尼赫魯總理特使向港英當局提交了臺灣情報機構分佈的具體情況，要求必須按照名單處理。中共方面還警告港英方面，在審訊過程中，港警政治部李福基督察必須回避，因為此人系臺灣滲透入政治部的臥底。此外，港警督察李洛夫也不得接觸此案件，因為李洛夫也系臺灣方面的臥底。

港英當局一方面震驚於內地高層對香港情況的掌握，也對港警內部被臺灣滲透之深頗為不安。李洛夫督察時為香港反黑部門負責人，曾被派往英國受訓，是華人警察的精英。此人竟為臺灣方面的臥底，確實讓港督葛量洪始料不及。在此案的調查中，港英方面撤換了全部華人警員，全部由英國本土人員負責，並且對臺灣情報機關進行了大規模的掃蕩。根據當時臺灣情報人員的回憶，他們被捕後飽受虐待，不僅食不果腹，還必須服勞役，待遇比殺人搶劫犯還慘。

為了避免香港變成恐怖活動之都，港英當局隨即採取各打五十大板的策略——積極保持雙方平衡，只要抓獲一名大陸方面的地下工作者，就會同時剷除臺灣方面的一個情報點作為平衡。這個策略使得雙方都明白，如果繼續激戰下去對各自都沒有好處。

1955年後，國共雙方都儘量避免採取暗殺或者破壞等暴力手段，香港開始發揮情報站的功能。此時冷戰的帷幕已經在亞洲拉開，由於多年的鎮壓反革命運動，臺灣和西方各國在大陸的情報網基本被毀滅。為了加強對大陸的情報搜集工作，除了派出偵察機進行技術偵查之外，人力情報也是不可或缺的。香港的橋頭堡作用也就變得非常明顯。儘管此前港英政府幾乎消滅了臺灣在香港的情報機構，然而基於戰略的需要，仍允許一部分尚未曝光的機構重建。

此後，臺灣情報人員在香活動基本保持了低調和專業。畢竟，暗殺和破壞並非情報人員應該承擔的責任。事實上，現在大部分情報機構已經很少從事此類活動，除非處於戰爭狀態。

80年代的撤退期

1984年中英發表聯合聲明之後，香港的前途已經確定。此時的臺灣駐港情報機構雖然獲得一定程度的恢復，卻只能做好撤退的準備或者轉入地下。1989年，沉寂了多年的臺灣駐港情報機構又爆出了大新聞。《香港時報》頭版刊登了一則臺灣中央社的聲明。該聲明稱，“陸工會”工作人員梁志和嚴重違紀，並且到處招搖撞騙，因此被“陸工會”正式開除。明眼人都知道，所謂“陸工會”的全稱是“國防部大陸工作會”。這就是一個特工組織。你能想像中情局有一天登公告宣佈開除某個特工嗎？

那麼，此人到底做了什麼事情，讓臺灣方面如此高調開除呢？梁志和是香港政府高官梁樂因在大陸的私生子。偷渡到香港之後，獲生父家人幫助找到工作。後來因為社會關係廣泛且聰明絕頂，被臺灣駐港情報機構吸收。

梁之所以被高調開除，皆因他自己欠下巨額債務無法償還。因此，梁借在臺灣開國民黨十三全大會的機會，與多名高官拍照合影。隨後，他給這些高官寄去合影，並且宣稱自己是大陸情報官員，如果不想惹麻煩，就乖乖給他幾十萬花銷。結果頗有幾位官員屈從。唯獨當時的國民黨中央党部秘書長宋楚瑜遭到敲詐後大怒。宋被拉著合影只當是個普通黨員，不虞有詐也問心無愧，此番被勒索自然毫無畏懼。他立刻向臺灣高層呈報，要求“國防部”嚴查此事。“國防部”不敢怠慢，一調查才發現，此人不僅經濟上有問題，而且很可能是雙面特務，所以才發生了登報辭退事件。此次登報讓臺灣駐香港情報機關顏面盡失，有關人等也都被降職查辦。

從情報界多年的鬥爭來看，下手鋤奸甚至殺人全家都是正常反應，然而登報開除特工卻是罕見的。這一事件說明，在發生此事之後，臺灣方面不僅已經失去了對梁志和的控制，甚至連其下落都毫不知曉。此時的臺灣在港情報工作已經陷入一片混亂，不僅對下屬人員約束不力，更沒有制裁叛徒的能力。最後登報紙開除特工，成為情報史上的一個大笑話。

臺灣在港情報機構

“國防部陸工會”

1972年7月，由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二組（中委會二組）和第六組部分機構合併而成，直屬國民黨中央委員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