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臺灣社會圍繞反對“核四”和媒體壟斷、要求司法改革和土地正義等掀起新一波“公民社會運動”。特別是去年“洪仲丘受虐死亡事件”後，“公民1985行動聯盟”以大規模網絡串聯、與藍綠政黨保持距離的形式發起“白衫軍”運動，展示了臺灣社會運動組織新模式。在新的“公民社會運動”帶動下，臺灣政壇傳出前民進党主席林義雄有意整合公民社會團體組建新政團，以進軍2016年臺灣地區領導人和“立法委員”選舉。隨著2016年“大選”逐步臨近，島內超脫藍綠的第三勢力及其代表的第三種聲音將再度浮上臺面。

何為第三勢力

在臺灣政治光譜中，第三勢力指的是介於以國民黨為代表的泛藍陣營和以民進党為代表的泛綠陣營之間的中間勢力。從參政形式上看，它一般以直接參與選舉或者與主要政黨合作結盟的形式謀求政經利益；從理念形態看，它通常以超越藍綠陣營、跳脫意識形態為號召，展現中道、務實的精神；從政策訴求看，它習慣抓住特定歷史時期臺灣社會的脈動，從爭取中間選民支持的角度提出社會民生議題。

熟悉臺灣政治的人可以輕易列舉出近十年來臺灣社會湧現出的各種第三勢力，它們都曾以特定議題引導社會輿論、製造聲勢，但最後又都在藍綠對峙的政治結構中歸於沉寂。“台獨理論大師”林濁水曾指出，公民社會團體的單一價值要求帶有“道德絕對主義”色彩，這使得它們最終很難與必須兼顧和權衡多元利益的執政黨進行協調，結果往往出現嚮往選舉的第三勢力。2003年8月，長期致力於農工運動的前民進黨“立委”簡錫，召集九大社福、社運團體成立“泛紫聯盟”，以“告別短視近利、追求公平正義”為號召。由於2004年3月臺灣將舉行“大選”，“泛紫聯盟”集結島內弱勢群體和組織，並打出“新公民運動”、“新社會運動”的旗幟，反對操弄族群和“統獨”議題，提出公共議題應理性論述，一度聲勢上揚。然而經過短暫的高峰之後，2006年6月簡錫坦承第三勢力“無法撼動、抗衡藍綠力量”，並宣佈解散“泛紫聯盟”。

2007年，前民進黨中央党部青年部主任周奕成號召“學運世代”創立“第三社會黨”，正式與民進黨分道揚鑣。“第三社會黨”提出，民進黨執政後沉溺於黨派鬥爭，未能帶領臺灣進步，國民黨也未脫胎換骨，因此須以第三勢力加以針砭。在政策上，“第三社會黨”主張“親美不反中”，選擇走介於深藍和深綠之間的中間路線。在2008年“立委”選舉中，該黨以要給選民“正面選擇機會”為口號，大動作提出十位區域“立委”參選人和五位不分區候選人。然而，在國民黨、民進黨的兩面擠壓下，“第三社會黨”未獲一席，經此一敗後便少有活動。同在2007年，前“行政院長”唐飛發起成立“臺灣前途展望協會”，呼籲島內沉默的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站出來，檢視政黨的參選綱領、鑒別候選人的政見，重新將民生、經濟、教育等議題拉回選舉議程，摒棄泛意識形態的選舉操作。2008年“大選”後，該協會對島內社會的影響也走向式微。

臺灣實現第二次政黨輪替後，第三勢力始終是島內政壇津津樂道的話題。在2012年“大選”中，同屬泛藍陣營的親民黨與國民黨分道揚鑣，親民党主席宋楚瑜作為第三勢力堅持參選瓜分國民黨選票，一度使選情複雜化。“大選”結果再次證明，第三勢力在臺灣政治的生存空間十分有限。在棄保效應發酵下，宋楚瑜僅獲得36.95萬票，得票率2.77%。

2013年新公民運動再起，表現出與先前不同的特質，最突出的是刻意與各主要政黨保持距離，客觀上對國、民兩黨均造成一些衝擊。一方面，因為國民黨執政能力和水平與社會民意存在較大差距，成為公民社會運動的直接批判對象，凸顯了馬英九當局的現實困境。另一方面，2000年以來民進黨與社會運動漸行漸遠，去年“白衫軍”運動強力排斥在野黨參與，恰恰讓民進黨的無能展露無遺。正如前民進党主席蔡英文所言，“現在是公民社會要不要接納民進黨，而不是民進黨能不能領導公民社會”。目前看，新公民運動尚未真正形成一股政治力量，但在2016年“大選”之前，會從側面影響到臺灣政黨政治的發展。

第三勢力的土壤

在講究實力的政治場上，權力永遠歸於強者。臺灣社會中的第三勢力層出不窮，與島內政治生態和社會情勢密切相關。

首先，藍綠二元對立的政治結構導致臺灣當局難以展現施政績效，給第三勢力創造了集聚和利用民意的機會。以馬英九執政這五年多的實踐看，在民進黨的強力牽制下，馬英九當局在推動“核四公投”、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等重大議題上停滯不前，“拼經濟”政策迄今難見實效，施政滿意度不斷下滑。同樣，民進黨在下臺後不肯對執政八年的貪腐無能徹底反省，在攸關臺灣社會經濟發展的重大問題上提不出長遠可行的創見，而是繼續走“反馬”、“反中”的老路，加上黨內派系之間圍繞權力的鬥爭不止，因而一直被輿論譏諷為“沒有論述、只剩選舉，沒有對策、只有對抗”，無法在國民黨執政低迷的情勢下擴大民意支持度。在國、民兩黨執政能力均受到質疑的背景下，第三勢力趁勢提出“突破藍綠”、“回歸中道”的“第三條道路”，自然容易獲得部分民眾的回應和認同。

其次，一些政治人物由於不甘退出歷史舞臺，或是與原屬政黨理念不同，選擇籌組第三勢力延續政治生命。在激烈的藍綠政爭下，第三勢力因擁有傳統的支持者或是標榜不同於主要政黨的路線政策，往往能扮演關鍵少數的角色，並以此換取利益。如，在重大選舉中，若國、民兩黨支持度持續膠著，第三勢力的傾向就比較重要；在“立法院”運作中，第三勢力選擇與執政黨還是最大在野黨合作，也會影響“立法院”生態和法案審議進程。第三勢力所附帶的各種政治利益，使得不少政治人物習慣於操作政治上的合縱連橫，從而維持自身的政治熱度，也為身後的同盟者和子弟兵創造政治舞臺。

第三勢力的宿命

在臺灣，多元開放的政治和社會結構雖為第三勢力提供了生存空間，但其發展始終面臨著突出的瓶頸。在陳水扁執政時期，島內政壇不時傳聞號稱“台獨教父”的李登輝試圖拉攏國民黨內“本土派”出走另組第三勢力，然而一直“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陳水扁卸任後因弊案入獄，曾頻頻傳出“挺扁”的“急獨勢力”“一邊一國連線”，由於對民進党與陳水扁切割的做法不滿，試圖另起爐灶，最終也是不了了之。2013年，“立法院長”王金平因牽涉“司法關說案”被國民黨主席馬英九開除黨籍後，政壇一度盛傳王金平將率領部分國民黨本土派“立委”脫党以建立第三勢力，結果也與事實不符。從精於政治算計的李登輝、陳水扁、王金平三者的事例看，第三勢力雖然容易成為輿論熱炒的政治口號，但卻難以成為政治人物的現實選擇，因為它背後隱藏著極大的政治風險。毋庸置疑，第三勢力在臺灣社會的發展面臨著明顯的制約因素。

一是選制安排上的先天不利。自2008年1月起臺灣“立委”選舉實施單一選區兩票制，即73位“區域立委”由“單一選區制”產生，六名原住民“立委”採取“多數選區制”，34位“不分區立委”則由政黨得票率分配。在一個選區只是一位當選人的小選區制度下，選舉結果是贏者全拿，對大党直接有利，缺乏政經奧援和廣泛知名度的第三勢力候選人出線的機會很小。如在2008年當選的113席第七屆“立委”中，國民黨、民進黨的席次佔有率高達95.6%，而缺乏大黨背景、專靠個人力量或者走極端路線的參選人幾乎都以敗選收場。在2012年第八屆“立委”當選人中，國民黨佔有過半數的64席，民進党40席，台聯黨與親民党各3席，無黨團結聯盟2席，無黨籍人士僅1席。

二是缺乏政經資源支撐。現代社會，選舉政治的經營愈益專業化，選舉經費也隨之不斷膨脹。在臺灣，參選“立委”至少得花費三四千萬新臺幣，有的甚至過億，這無形中為競選從政設置了高門檻。第三勢力中的多數成員，缺乏行政權力和龐大的工商界金主支持，投入選舉的經費資源十分有限，這也影響了其選票的獲得。

三是政治生態兩極化的限制。在藍綠對峙的兩極結構中，第三勢力只能在夾縫中圖生存。第三勢力試圖在政策上與藍綠主要政黨體現不同，展現前瞻性和進步性，但常面臨政策被主要政黨吸納的困境，選民基礎也因此容易被大黨侵蝕。第三勢力試圖在路線上與藍綠主要政黨保持距離，但在激烈的選舉鬥爭中常主動或被動地在主要政黨間選邊，於是自主性被質疑。第三勢力試圖創造更加扁平化、高效率的組織運作形態，但選舉政治的現實是靠長期的組織經營、基層樁腳佈局，短期、臨時性的資源挹注和缺乏政治基礎的理論宣傳並不能真正換來選票上的回報。

政治學家托馬斯•霍布斯曾在名著《利維坦》中說道，“一個全人類的普遍傾向，那就是永不停息地追逐權力的欲望”。第三勢力在臺灣政壇層出不窮的真正奧秘就在於權力的誘惑。

（汪曙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