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初講時沒有詳細的講稿，是根據一份簡單的提綱講出來的。1942年5月2日講“引言”，5月23日講“結論”，兩次講話合在一起就是著名《講話》。《講話》文本的產生，是靠4個速記員幫助完成的。之後，毛澤東讓他的秘書胡喬木幫助對“速記稿”做了整理。他又做了不少修改，成為“修改稿”。但沒有馬上公開發表，而是放了一年多，才於1943年10月19日的《解放日報》全文公開發表。在這一過程中，有許多鮮為人知的故事。

《講話》提綱的由來與“對有關文藝家的試講”

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說:“毛主席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事先備有一分提綱。提綱是他本人在同中央其他負責人和身邊工作人員商量後親自擬訂的。”

為了准備召開延安文藝座談會，毛澤東在廣泛調查的基礎上，進一步做了理論上的研究。限於戰爭年代延安的偏僻環境，那時可以找到的馬列文論著作不多，毛澤東就研讀瞿秋白的文集《海上述林》。

《海上述林》是魯迅為紀念戰友瞿秋白於1935年10月至1936年5月編成的，內收瞿秋白的關於馬克思主義文論的撰述及譯文，其中主要有《馬克思、恩格斯和文學上的現實主義》（綜述馬、恩的現實主義理論)、《恩格斯論巴爾紮克－－給哈克納斯女土的信》(譯文)、《恩格斯和文學上的機械論》(介紹恩格斯關于文藝與社會經濟、階級關系的理論)、《恩格斯論易蔔生的信》(譯文)等。

此外，還有介紹普列漢諾夫、拉法格文藝觀點的兩組文章。這些譯文和綜述是我國較早的對馬、恩文藝理論的介紹，是毛澤東當時迫切需要的。同時，毛澤東還閱讀了魯迅的一些理論文章。

毛澤東深感解決延安文藝界存在的問題，要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說服文藝家們，特別需要馬、恩、列的文論及瞿秋白、魯迅的文藝思想。所以，在文藝座談會開幕後，他指示《解放日報》特辟“馬克思主義與文藝”專欄，從5月14日起，陸續刊出恩格斯、列寧、高爾基和魯迅的幾篇理論文章，如《黨的組織和党的文學》(當時譯名)、《恩格斯論現實主義》、《列寧論文學》、魯迅的《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等。

據當時在《解放日報》作文藝編輯的黎辛說，其中的譯文，是社長博古奉命作為緊急任務連夜重新翻譯的。每譯出一篇，即送毛澤東審批。毛澤東對這項工作十分重視，常常是收到譯文即審，審完即批，及時發表。這些文章的刊發，對於開好文藝座談會起到了方向和理論上的指導作用。此外，毛澤東還約見一些作家，特別是在約見周揚、劉白羽、李伯釗和蕭三時，與他們討論了一些文藝理論問題，以豐富和深化自己的意見。在此基礎上，形成和寫下了《講話》提綱。

毛澤東根據提綱的試講，主要對象有劉白羽和蕭三兩人。一是對劉白羽試講。劉白羽既是作家，又是“文抗”的黨支部書記。文藝座談會前，毛澤東3次約見他談文藝問題。

第一次，毛澤東說:一個時期抓一個中心，邊區的經濟問題我們調整得差不多了，現在我們可以騰出手來解決文藝方面的問題了。這件事你們文藝界的同志多出主意，多提意見，我們不懂就可以問。任何事情，只有多聽聽大家的意見，才能判斷情況。我今天請你來，就是想同你研究幾個問題，然後由你邀集你那裏的党員作家，議一議，聽聽大家的意見。接著，毛澤東就許多文藝問題，如當前文藝的任務問題、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對象問題等等，講了很長的時間。後來，他在《講話》的“引言”部分又講了同樣的意見。當時他講得很慢，要劉白羽記下來回去傳達，看作家們有什麼反映，再向他報告，劉白羽照辦。“文抗”的作家們聽了傳達，反映強烈，議論紛紛，發表了許多意見，其中有很多錯誤觀點。

第二次，毛澤東要劉白羽匯報在“文抗”傳達他談話的情況。毛澤東聽得很認真，有時用鉛筆記下一些意見，有時對明顯錯誤的觀點反駁幾句。後來《講話》中提到的“不是立場問題；立場是對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現不好，結果反而起了壞作用”這段話，就是文抗的作家們討論時提出的。

第三次，毛澤東對劉白羽講了文藝為工農兵服務與深人工農兵的馬克思主義文藝路線，這似乎是他初步形成的關于文藝的基本觀點的試講，想再聽聽作家們有什麼反應。

毛澤東前後3次對劉白羽所講的問題及觀點，大致與後來《講話》的一些觀點相近。

二是對蕭三試講。4月18日，毛澤東寫信給蕭三:“有事相商，如有暇，請于今天下午惠臨我處一敘為盼!”蕭三到後，毛澤東開門見山地說:要商量一些文藝問題，“我本來不管文藝，現在文藝界的問題碰到鼻子上來了，不能不管一下……”然後，他問了蕭三主管的延安文化俱樂部的情況，對文藝界有什麼看法，有些什麼偏向問題需要解決？毛澤東告訴蕭三，准備開一個文藝座談會，提出文藝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一部分，;文藝為工農兵服務，文藝工作者必須深入工農兵，改造世界觀，並對這些問題作了闡述。這實際是毛澤東未來《講話》的初稿和一次試講。談完後，問蕭三有什麼意見？是否妥當？他們進行了長時間交談。

除上述兩人外，毛澤東還對丁玲談了文藝批評問題；對中央研究院文藝研究室主任歐陽山專門談了作家的立場問題、文藝與政治的關系問題、為什麼人的問題、文藝界的宗派主義問題；對李伯釗談了文藝批評的標准問題，寫光明和寫黑暗問題；對詩人李雷談了關於“歌功頌德問題”等等。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的文藝講話“提綱”，是在多次試講、聽意見，多次修改中完成的。

《講話》速記稿形成及其後的整理、修改和發表

當時的延安既沒有電，更沒有錄音、錄像等設備。黨中央領導人的講話等文獻，都是靠速記員記錄下來的。任弼時曾高興地對速記們說:黨的檔就是靠你們“炒豆芽菜”(速記符號)保留下來的。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時，他的一側坐著速記員。這些速記員，是由中央辦公廳速記科長張重安排的，共4人。記錄時兩人一班兒，每班兒速記半小時，再換上另外二人速記。換下來的兩個人，趕陝將剛剛速記的文稿，翻譯整理成普通漢字稿。當時延安速記用的是“王怡武”速記法(符號)，可以把講話人的每一句話一字不落的記下來。但速記稿隔的時間太久，速記員自己很可能都不認得。當時，胡喬木也拿出筆記本，做了詳細記錄。

在第二次大會吃午飯時，毛澤東主動把自己的一份炒雞蛋送給速記員們吃，說他們辛苦了!速記員們婉言謝絕。平時，毛澤東多次要求中央辦公廳，一定安排好速記員們的睡眠和飲食，好讓他們精神飽滿地做速記。他常說，沒有他們“炒豆芽菜”，哪有我們黨的文件？

延安文藝座談會閉幕後，《講話》速記稿保存在中央辦公廳，等待毛澤東的處理意見。

幾個月後，毛澤東要胡喬木根據速記稿，幫助他把《講話》整理出來。胡喬木根據速記稿、毛澤東的提綱和自己的現場筆記這3份材料，認真進行了整理。調整了一些問題的前後順序，修正了文字方面明顯的不妥，花了幾個月的時間才算完成。毛澤東在整理稿上又時斷時續地多次修改，才算完成整理修改工作。胡喬木後來說:“整理的時候主要是調整一下文字順序，使之更有條理。毛澤東對整理稿表示滿意。”最後由胡喬木用鋼筆謄清在延安最好的有光紙稿紙上，字很秀氣，清清楚楚。

以往，毛澤東習慣用鉛筆寫稿，送到報社排版過程中，工人手上的油墨常把稿子上的字弄得模糊難辨，工人有意見。博古將這個情況轉告毛澤東，他即改為毛筆寫稿。由胡喬木用鋼筆謄清，主要是方便工人排字。因為毛澤東的字，龍飛鳳舞，有的字不易認識。

經過整理的《講話》，更精煉、更準確，更有嚴密的邏輯性，因而在理論上得到升華。但是，與記錄稿相比，卻少了許多風趣性。

《講話》稿整理完成後，並沒有馬上發表。對於這個問題，學界有不少研究文章。胡喬木給出的答案阜.“一是他（指毛澤東）要對稿子反復推敲、修改，而他當時能夠抽出的時間實在太少了；二是要等發表的機會。”研究發現，當時毛澤東的重要講話，立即發表的情況極少。這是為了多留一點時間對所講問題再思考一下，聽聽社會反映，在實踐中檢驗一下，再做修改。

而當年經手發表《講話》的《解放日報》文藝編輯黎辛卻說:“我認為(遲發的原因)是慎重，不是忙。毛澤東是忙的，可是他的整風報告經過三四個月就發表了。毛澤東一個禮拜能給報紙寫三個社論、三個頭條新聞。毛澤東一個月內審看報紙社論、重要新聞，審看中央負責同志的文章不知有多少，卻從來沒有耽誤過一分鐘。”黎辛否定了“忙”的說法。

那麼“慎重”的含義是什麼呢？黎辛解釋說:雖然毛澤東從1936年10月的中國文藝協會的成立時起，一直到《新民主主義論》，都談過文藝問題。“可是畢竟還是研究得少”，所以文藝座談會開幕、閉幕，報紙都沒有發表消息。關於《講話》“要等發表的機會”，毛澤東“等”的“機會”是什麼呢？或者說為什麼延至1943年10月才發表呢？以往許多研究文章忽略了它與延安整風運動的關系。毛澤東親眼看到，在座談會上不少文藝家發表了與中央文藝方針相左的觀點，如“文藝獨立”、“人類之愛”、“人性論”、“表現自我”、“暴露黑暗”、“不歌功頌德”、“還是雜文時代”、“關門提高”、“學習馬列破壞創作情緒”、宗派主義等，思想很混亂。如果此時匆忙發表《講話》，很難統一文藝界的思想和行動，難以達到預期的效果。

經過一年多的整風學習和審幹運動，清算了非無產階級思想，許多文藝工作者，特別是當時鼓吹資產階級文藝觀點的文藝家，紛紛檢討了以往的非馬克思主義文藝觀。到了1943年10月，文藝界的思想空前統一，精神面貌煥然一新。此時，毛澤東覺得“時機”成熟了，就決定在魯迅逝世7周年這一天發表《講話》整風的過程，就是《講話》等待發表的過程；整風的基本完成，就是《講話》發表的最佳“時機”。毛澤東這一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