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每年兩會台灣媒體都會從台灣派記者來北京，采訪兩會成了台灣記者見識大場面最好的練兵場。

2014年兩會給台灣媒體最大的感觸是:少了抽象，多了具體；少了排場，多了效率。在兩岸關系問題上，台灣媒體普遍認為，今年政府工作報告的表述以更加具體的方式展現，如兩岸經濟融合、兩岸一家親、推動兩岸協調機制建設等等，這些不同於往年的“抽象名詞”，給我們印象深刻。

此外，因應習總書記提倡簡約風，今年大會簡約不少，雖然提倡節儉，但並沒有減少對記者和代表委員們的服務。比如說飲用水，以前大會提供很多礦泉水，隨手拿，喝一半就丟了；現在很多會場看不到礦泉水了，不然就是貼上貼紙，礦泉水采實名制喝完再拿。還有，紙張少了，以前到分組討論時候，發的紙張數據很多到處亂丟，但現在是盡可能少發或者不發紙張，很多都是在會議上聆聽或現場索取數據，還有就是通過網絡或者USB獲得。開銷變少了，但服務質量反而更好了，這很值得稱贊。

總體而言，台灣記者今年關注的幾大方面有:

一是ECFA的進展：大陸對哪些台灣產品免關稅？

二是台灣加入TPP等組織，大陸的看法和意見？

三是“習馬會”的可能性？

四是有哪些方法可以保証GDP7.5％的增速？

五是空氣治理。

六是對“昆明暴恐事件”的處理。

當然，兩會中還有一群人也讓台灣記者關注，那就是台灣省舉薦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他們是怎麼挑選出來的？他們都提過怎樣的議案提案？他們代表誰的利益？

由於特殊的歷史和現實原因，加上兩岸關系現狀和現行法律規定，目前臺籍全國人大代表有13人，他們是從大陸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解放軍，中央黨政機關中的台籍同胞中產生的。這13名代表絕大多數是1949年以前在大陸生活的台灣人的後代。每5年，會有120餘位台籍二代甚至三代人士作為代表，在北京舉行全國人大代表協商選舉會議，確定參加人代會的13人名單。而協商選舉會議的代表也是“協商”而來，他們是根據台籍同胞分佈情況確定的分配名額，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大常委會協商選定。與其他省份代表團團長一般由所在省份省委書記擔任不同，台灣團團長－直由全國台聯會長擔任。

而台籍政協委員的產生則將“協商”的政治智慧發揮到極致。政協委員的產生辦法主要通過協商推薦，形成建議名單，最後由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會通過公佈。根據規定，政協並沒有“特邀台灣人士”，但台灣民主自治同盟(臺盟)、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台聯)作為重要的政治團體，有固定名額。十一屆全國政協中，這兩個組織一共有36名委員。部分台籍代表與委員同時還會是黨代會的代表，以中共十八大台籍代表團為例，總人數為10人，這些代表多是各級台聯的負責人。

當然，近年部分台商也成為地方人大、政協“座上賓”，根據大陸官方戶籍登記材料顯示，目前長期在大陸生活、有戶籍的台灣人接近4萬人，這4萬人從政遠比島內2300萬台灣人擁有更為天然的優勢，當選各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概率相當高。當然如果你是1949年前遷往大陸的台灣高山族後裔，這種概率會更高。近年來，一些台商成為地方政協委員，甚至是地方人大代表裏的常客。

只是台灣當局頒布的“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系條例”規定，“台灣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不得擔任大陸地區黨務、軍事、行政或具政治性機關(構)、團體之職務或為其成員。”如違規將被處以新台幣107元到50萬元的罰款。因此至今仍未出現台商全國人大代表。

每年大陸兩會時間，台灣各家媒體都會派出最強陣容“登陸”，力爭打一場漂亮的新聞大戰。台灣記者的敬業、拼搶精神向來有口碑，但面對3000多名同行的競爭，他們依然不敢掉以輕心。為了搶新聞，他們兵分幾路圍堵官員，而報道內容更是五花八門。

還記得多年前只要被指派到北京采訪兩會，對台灣記者來說，簡直就是奔赴新聞戰場。因此，多半都會派遣資深或是腦筋快的記者，而且出發前，新聞主管會將CNN(美國有線電視網)的金科玉律－－“沒有一條新聞值得付出生命”作為贈言，所有准備都暗示著:你將要去一個特殊的地方采訪，危險程度僅次於戰地記者。但是當到了北京發現卻不是那回事兒，甚至自己戴上兩會記者証後突然發現權力大增，有一年兩會期間我戴著兩會采訪証上街，沒想到層然有民眾看到後以為我是代表委員，突然跑來找我商量事情，讓我感到在大陸兩會代表權力義務相當大，當然隨著兩岸交流加大，新聞訊息透明化，現在到大陸采訪兩會雖沒那麼敏感，但也成了台灣媒體訓練新聞新兵及打關系最好的舞臺。

記得十幾年前我們來大陸，大陸海關官員在臺胞証上蓋章前，總是看半天並且還會提上一句:楊記者在北京住哪兒？不過現在年輕同志上崗，不但態度親切，還會訓練有素地與你話家常:現在台灣小吃哪個好吃？那個誰誰誰在台灣還紅嗎？

據瞭解，台灣媒體采訪兩會從兩大報《聯合報》和《中國時報》1992年派記者赴北京蹲點開始，到目前已有11家媒體固定采訪兩會，按駐點時間先後排序，依次是《聯合報》、《中國時報》、中央社、TVBS電視台、東森電視台、中天電視台及年代電視台。三立電視台、中國電視、旺報、工商時報等，其他媒體則以項目方式不定期地申請采訪。而在微妙的兩岸關系裏，台灣記者也是兩岸都很重視的對象。除協助安排采訪外，國台辦與台灣記者餐敘，瞭解記者生活情況；甚至2013年中秋節前夕國台辦主任張志軍還到台灣東森電視台駐京記者辦公室住處探訪慰問，由於關系融洽，現在台灣新聞圈就此形成不成文規定:沒有必要不讓在大陸采訪的一線記者去碰觸敏感議題。

在大陸采訪兩會與在台灣采訪不同的是，記者不能橫沖直撞:比如到人民大會堂或到各代表駐地酒店采訪，可一定要帶上記者証甚至還要有請柬；到外交部要外交部記者証；到國務院新聞辦要有新聞辦記者証；國台辦有國台辦記者証。幾乎每到一個部門采訪，都要重新申請。記者光靠記協(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發的“台灣記者証”是不夠的，因此更多時候要靠IQ(智商)和EQ《情商)。

此外，台灣記者跑兩會最痛苦的莫過於跟時間賽跑，原來在網絡不發達的時候，傳衛星是電視台記者唯一發新聞的方武，才訪問兩個受訪者，會議還沒結束，就要趕去傳衛星，時間來得及就在會場過音編帶，時間來不及就得在車上過音做帶。因此，過去跑兩會，記者心臟必須要很強，否則在這樣強大壓力下不休克才怪，但現在隨著科技發達，如今的兩會，4G手機、穀歌眼鏡、雲存儲等這些耳目一新的新技術、新產品，提升了兩會新聞大戰的整體技術含量，高效的資訊化采編方式正在代替傳統方式，讓台灣記者們的報道工作更為輕松、快速、高效。

如今，大陸新聞已經變成兩岸新聞，台灣觀眾很少能從宏觀角度得知大陸內地的真實變化，即使是微觀新聞報道，也多圍繞在沒有延續性的突發事件上。此外拜手機及計算機網絡科技文明所賜，兩會上記者選題及新聞角度日趨雷同，從當年的獨家新聞是大陸領導人選舉消息及對台政策新說法等等，現在對獨家新聞定義是:“只要畫面上出現的只此一支麥克風，就算獨家。”而且記者一人當三人用，不得不以通稿犧牲“質”，應付編輯對“量”的需求。現今，從大陸發回一則電視新聞的製作成本，已降低為人民幣2000元左右，甚至更少。

回到正題，到底兩會哪方面才是台灣記者最感興趣的，這要區分平面媒體與電子媒體。對平面記者而言，人大會議是他們采訪重點，因為一些平常根本不可能采訪到的大陸高官，會在兩會期間對媒體暢所欲言。台灣記者總結的經驗是，只要把申請表填好，或勤在人民大會堂走動，就有可能碰到國務院各部委首長。兩會期間，有些活動只通知大陸記者參加，這時台灣記者就會利用起平時建立的人脈，通過大陸同行打探相關消息進而采訪。

而對台灣電子媒體而言，政協會議則是他們的最愛，因為政協委員中有不少是大陸藝人及運動明星，從以前的張藝謀、鞏俐到現在的成龍、馮小剛，再到姚明和劉翔。這些都是電子媒體追逐的焦點，但說起兩會期間台灣媒體最喜歡追逐圍堵的人，那一定是前外交部長李肇星。快人快語、風趣幽默的李肇星永遠不會讓他們失望。在連續幾年的兩會上，李肇星都讓台灣記者領教過他的厲害。

2005年李肇星在兩會上被台灣一家電視台女記者追著跑，回答完之後，李肇星突然反問這位女記者姓名及所屬媒體，結果大概是此舉讓女記者“受寵若驚”，一直沒回答李肇星問題，李肇星突然像小孩子似的氣呼呼向其他記者抗議:我都回答這小姑娘問題，她卻不告訴我名字，這不公平。李肇星邊走邊嘟囔，他的反應讓一旁記者笑翻。2007年兩會期間，台灣記者把李肇星團團圍住後，問他有沒有聽說陳水扁想請吳邦國訪台。李肇星反問:“你知道吳邦國是什麼人嗎？他是我們的全國人大委員長。你知道陳水扁是什麼人嗎？”記者回答:“是台灣‘總統’。”李肇星正色道:“他(陳水扁)是‘台獨’分子，連這個你也不知道，你是哪來的？”記者說來自台灣，李肇星說:“那就要熱愛祖國。”另一名台灣記者追問李肇星如何看臺灣“大選”，李肇星索性說:“一個省是不會有‘總統’的。”

除了特定明星部長外，解放軍代表也是台灣記者追逐焦點，以往每年人大會議上到處是台灣記者追著軍方將領滿場跑畫面，只是這幾年隨著兩岸關系和緩，加上解放軍代表確實不願多談，現在對於大陸軍費、兩岸軍備競賽等議題已不再是重點，不少台灣記者同業現在上會看到解放軍代表，都裝作沒看到，因為還能問啥？

其實台灣關切兩會，最重要還是從台灣媒體報道中，看到兩會的“台灣元素”。每逢3月進人大陸“兩會”旺季，從中央到地方領導人手上的重要事都要放一放。為了能讓台灣共襄盛舉，主辦方對台灣媒體的關注也給予特別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