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鄧小平留下了什麼？

在鄧小平誕辰110周年到來之際，在他離開我們17年後，再次提出這個問題，時光已讓答案更加清晰、透徹。

他留下的思想遺產和精神財富，遠比豐饒的物質成果更恒久。其中，他所倡導的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實現幹部隊伍的年輕化和領導權力的順利交接，以及他對接班人的選擇，深刻影響著今日以及未來之中國。

接班人問題，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一個重要的戰略問題，即使在今天，也值得深入研究。在這方面，蘇聯解決得不好，我國改革開放之前的30年也沒有解決好。

鄧小平16歲即赴法勤工儉學，6年後又離法赴蘇，瞭解資本主國家的情況，也熟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1927年春他回國後，即投身革命洪流。新中國成立後，他是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他心裏很清楚，在黨內民主不健全的情況下，如果一個人長期掌握黨的主要領導權力，很容易使決策權脫離領袖集團的集體領導，成為事實上不受限制的個人權力，中外概莫能外。“文化大革命”的悲劇就是有力的證明。

那麼，怎樣才能避免這種悲劇，實現權力順利交接呢？鄧小平很早就有所思考。“1975年我就想到過這個問題，那個時候毛主席要我來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就跑到上海去跟人說，10年後再看。當時我跟李先念同志談過這個事情，10年後我們這些人變成什麼樣子了？從年齡來說，我們鬥不過他們呀，在座的同志也鬥不過他們。如果堅持‘四人幫’思想體系的人將來掌權，你們也鬥不過他們，你們能活多久啊？即使生命還在，腦袋也不管用了，這是自然規律。”

可惜，1975年的鄧小平來不及介入代際傳承的工作，就被“四人幫”打倒了。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他成為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才有條件著手解決這個問題。

1977年，鄧小平拒絕了黨內外希望他當總書記和國家主席的建議，他當時已73歲。其他複出的老革命家，也都是七八十歲的老人了。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從第二代領導集體建立的那一天開始，鄧小平就在考慮安排接班。1979年11月2日，他談到：“我自己就有這個想法，如果黨允許我今天退休，我馬上就退休。這是真話。從整個事業來看，我現在還不可能退休，我想大家也不會贊成。但是，就我個人的心情來說，確實感到這個問題太重要了。我們要向前看，我們這個事業是千秋萬代的事業啊！”

為了讓中青年人走上領導崗位，鄧小平決意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1987年，在黨的十三大召開之前，鄧小平帶頭提出退休。最終，中央決定同意他辭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的職務；決定他留任黨和國家軍委主席的職務。

（二）鄧小平要選擇什麼樣的人？

按照當時的歷史條件，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曾選拔和培養了兩個接班人，這在當時是最好的選擇。但是“兩個人都失敗了，而且不是在經濟上出問題，都是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上栽跟頭”。

於是，在1989年的初夏，鄧小平以極大的政治勇氣，以罕見的氣魄和膽識，經過反復比較，最終推動和確定了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形成，並由此開啟了中共領導層新老交接的制度化進程。

這一年的5月31日，在征得陳雲、李先念的同意後，鄧小平找李鵬、姚依林進行了一次著名的談話，其核心內容就是選什麼樣的人進中央領導班子。鄧小平提出了6條標準。此次談話後以《組成一個實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領導集體》為題，收入到《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中。

一是“眼界要非常寬闊，胸襟要非常寬闊，這是最根本的要求”。

二是“反腐敗這個關必須過，對黨內高層腐敗下不了手，就會喪失人心，就會失敗，這是大局，不管是誰，一律受懲罰，要公佈於眾”。

三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能動搖，這是根本問題”。

四是“考慮任何問題都要著眼於長遠，著眼於大局，小局必須服從大局，這是關鍵問題”。

五是“決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小圈子害死人，很多錯誤就從這裏犯起”。

六是“領導這麼個國家不容易呀！責任不同啊！進入中央最高層都不再是過去的自己，人都有缺點需要繼續改進，對班子滿意就行，關鍵在領導核心”。

這是鄧小平在其晚年，傾其一生政治智慧和治國理政的體會，對即將走入中國政治舞臺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立下的明確標準。在談話的最後，鄧小平明確講道：“我請你們把我的話帶給將要在新的領導機構裏面工作的每一個同志。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

今天，我們站在新的歷史節點上，重溫鄧小平選擇接班人的標準，不得不感歎：這是他留給中國的最重要的遺產之一。從此，中國走出了五千年歷史上“一朝天子一朝政”的怪圈，也打破了其他一些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人去政息”的魔咒，改革開放得以穩定延續，民族復興有了制度基礎。

偉人已逝，言猶在耳。在鄧小平誕辰110周年的時候，值得我們研究的，是20多年前他對黨的事業接班人的評價和看法。在此，我們將這些評價與看法，包括一些鮮為人知的細節整理、披露出來，以饗讀者。

（石文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