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行事故還是叛逃?

1990年8月25日下午，我正在軍區空軍政治部值班室(時任秘書)值班，突然接到指揮所的一個電話通報，說黑龍江某航空兵團飛行一大隊的一架殲－6飛機，在中午12點左右起飛後不久失蹤，飛行員是該大隊的王寶玉，經空中搜尋未發現任何蹤跡，無論是飛機還是飛行員都下落不明。目前正在擴大搜尋範圍，請各大部密切注意事態的動向，一旦有消息和情況立即按程序上報。

當時我估計最大的可能是發生了飛行事故。因為當天該團正在飛的訓練科目是低空特技，是一個難度和風險較大的科目，也是一個容易出現問題的科目，稍有不慎就會釀成飛行事故。當我把電話通報向政治部首長報告後，他的第一反映是擔心空中防線出問題，讓我立即通知保衛處密切關注防線方面的動向，同時調閱飛行員政審材料，並做好應急準備。

空中防線安全是一個十分敏感的問題，誰都不願意觸及但又不能回避。可假定飛行員是駕機叛逃，周邊環境並不具備條件。距離最近的國家當屬朝鮮和韓國，朝鮮是友好國家，即便飛過去也能引渡回來；韓國當時與我國雖然還沒建交，但也正在醞釀，在此之前曾發生過海上偷渡事件，經雙方協商也都妥善解決，這意味著假借韓國叛逃的路也已經被堵死。而如果直飛臺灣，這麼遠的距離這種輕型殲擊機的油料根本就不夠。那麼，最後一個方向就是北面的蘇聯。可是，自 1989年5月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訪華之後，中蘇關係實現了正常化，蘇方正想借機恢復同我國的友好關係。稍微有點政治頭腦的人都清楚，在這種前提下，蘇聯怎麼可能拿好不容易才恢復的正常關係當兒戲?一個普通的飛行員，怎麼能同一個國家的利益相提並論呢?所以，機關裏許多同志都認為叛逃的可能性很小，大都猜測可能是出了飛行事故。

然而，“不可能”的事卻偏偏就發生了。當天晚上，蘇聯塔斯社播發了一條簡短的消息：一架中國軍用飛機於當天下午12時45分，在蘇聯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參崴)附近的克涅維契軍用機場降落，飛行員要求到美國政治避難。我們這才確認王寶玉駕機叛逃已成事實。軍區空軍機關立即啟動應急預案，一方面迅即將這一嚴重的政治事件上報空軍和總部；另一方面軍區空軍組成聯合工作組趕赴航空兵某師緊急調查處理。

尷尬的遠東“紅場飛機事件”

事件發生後，人們不由得聯想到1987年5月28日，發生在蘇聯莫斯科的“紅場飛機事件”。這天傍晚，一位年僅19歲的德國青年馬蒂亞斯•魯斯特，駕駛一架單引擎“塞斯納“172運動飛機，穿越當時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嚴密的蘇聯防空體系，嘲弄般地降落在莫斯科紅場。令蘇聯當局感到震驚、尷尬和惱怒。

而此次王寶玉駕機叛逃蘇聯事件，再一次引起世界震驚。如果說“紅場飛機事件”是偶然的話，那麼王寶玉駕機輕易落在克涅維契軍用機場，就不能再用偶然來解釋了。差別在於，前者是一般的民用運動飛機，而後者卻是貨真價實的軍用飛機。

1990年8月25日中午12時09分，空軍航空兵某團一大隊飛行員王寶玉。駕殲－6飛機正常起飛進行晝簡訓練，科目是低空特技。到達預定空域後，他便右轉彎，以100米左右高度超低空飛行，不久就飛過邊境。他原本計劃直飛蘇聯鳥格洛沃耶機場，但到達機場上空後發現，這個機場正在維修不能著陸，便又改飛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克涅維契軍用機場。由於超低空飛行耗油量大，到達機場上空時油料也快耗盡，好在這個機場是個轟炸機機場，跑道既長又寬，他便直接對準跑道強行著陸。12時45分，飛機降落在克涅維契軍用機場。當他將飛機滑出跑道，再轉到一個停機坪關車停穩後，仍沒有引起蘇軍的注意。因為沒有梯子他下不了飛機，只好打開座艙蓋通風透氣，這時才發現自己的飛行服已被汗水浸透。

大約過了10多分鐘，王寶玉看到一名蘇聯士兵走了過來，便向他招手示意，這才引起蘇軍的注意。那名士兵旋即離去，可能是向他的上級報告去了。不一會兒一輛汽車開了過來，從車上下來一名軍官和幾名士兵，當他們確認這的確是一架中國飛機時，不由得大吃一驚，那種驚異的眼神分明是在問：“這架中國飛機怎麼會飛到這裏呢?”隨即，他們架好梯子，幫助王寶玉下了飛機。當蘇聯軍官找來翻譯，得知王寶玉的意圖後，感到事情重大，立即向上級報告。接著，這位軍官又苦笑著說：“你這一來，又成了遠東的‘紅場飛機事件’，我們的許多軍官也會像紅場飛機事件那樣被撤職了。” 然而，這次事件在蘇聯當局引起的震動和影響，遠遠超過了魯斯特“莫斯科紅場飛機”事件。因為，當年魯斯特駕機飛人蘇聯領空時，蘇聯防空軍還是在第一時間發現了目標並做出反映。

引渡與審判

此時，由於中蘇已恢復正常關係，所以王寶玉駕機叛逃事件發生後，兩國馬上啟動了外交程序，以期通過外交途徑使這一問題儘快得以妥善解決。

8月26日，中國外交部長錢其琛與蘇聯外交部長謝瓦爾德納澤分別趕赴哈爾濱，就“8•25”事件進行緊急磋商。因為當時蘇聯迫切希望與中國改善關係，正好利用這次事件來向中國表明恢復友好關係的誠意。雙方經談判交涉，決定對這次事件低調處理。對於中方提出飛行員的引渡問題，蘇方給予了積極的支持與配合，雙方很快達成引渡協議。根據協議，中方安排一架圖154專機直飛蘇聯克涅維契軍用機場引渡王寶玉，同時將其駕駛叛逃的那架殲-6飛機空轉回國。

然而，在具體細節上還是遇到了麻煩。蘇方認為，王寶玉已經提出政治避難問題，因此在引渡之前的安全問題應由蘇方負責，同時不能讓王寶玉有絲毫察覺，而且中方不能在蘇聯領土對其實施逮捕。最後，雙方商定，正式移交以中方圖154專機艙門為界，艙門以外的各項事務由蘇方負責，艙門以內的事務則與蘇方無關。

可是，計劃空轉的殲－6飛機由於王寶玉是強行著陸，因而造成輕微損傷，其中一個嚴重問題是雙側減速板不能正常收回，而蘇方基地又是一個轟炸機場，既沒有修復能力，又不具備飛行保障條件。但蘇方還是利用機場的現有條件積極給予了保障。儘管如此，殲－6飛機的減速板仍未能修復。但我方無論如何也不能把自己的飛機留在蘇聯。於是，擔負空轉任務的一位副團長果斷決斷：駕駛打開減速板的殲－6 飛機空轉回國。即使飛不到目的地。萬不得已被迫捨棄，也要讓它留在自己的國土上。因為，這不僅關係到中國空軍的尊嚴，更關係到一個主權國家的尊嚴。最後，這位副團長駕駛著這架故障飛機，硬是憑著自己過硬的技術和頑強的意志，將飛機安全地空轉回了祖國。王寶玉被引渡回國後，立即被開除黨籍、軍籍。後被空軍軍事法院以背叛祖國罪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不久，空軍通過這起事件，舉一反三教育部隊，並制定和完善了各項措施，從而從根本上杜絕了這類問題的發生。因此，這次事件便成了建國以來最後一次駕機叛逃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