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語錄”，始作俑者當屬《解放軍報》1961年5月起刊登的“毛主席語錄”。其實當時軍報上的語錄並無一定的字體規則，往往是語錄正文用楷體，出處用黑體，但也可以見到為數不少的宋體、仿宋體、黑體語錄。

轉折點出現在1967年1月1日，這一天出版的《人民日報》和《紅旗》雜志同時刊登社論《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在引用毛澤東的語錄時，都用了黑體字。同一天的《解放軍報》也刊登了一篇社論，同樣出現了黑體字語錄。

此後，黑體字語錄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兩報一刊”上。

黑體字語錄大行其道

《解放軍報》大約從1967年1月5日起，《人民日報》從1月24日起，《紅旗》雜志從第2期起，凡出現毛澤東語錄必用黑體字，各種文體均被裹挾其中。例如: “據報道，哥倫比亞一些地區的遊擊隊近年來注意學習毛主席的著作。他們特別重視毛主席的《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等軍事著作，注意和運用毛主席提出的‘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等戰略戰術思想。”這是消息。

“‘抓革命，促生產’號角嘹亮，毛主席的指示銘刻在每個人的心上；……”這是詩歌。

還有“文革”時期很流行的曲藝形式－－對口詞:“甲:在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的關鍵時刻，/乙:傳來了毛主席的偉大號召:/合:在需要奪權的那些地方和單位…..。

甚至在《解放軍報》的“戰士家信”專欄中，也能看到黑體字語錄的身影:“我們千萬不要忘記毛主席的教導:‘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中國反動派對於他們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的失敗，是不會甘心的……”，

(見1967午2月21日、3月16日、3月29日《解放軍報》)

黑體字最初還可以用來突出語錄以外的重要內容，例如1967年1月3日《人民日報》上姚文元的文章《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引用“毛主席對文藝工作的兩個批示”固然要用黑體，提及所謂“思想戰線上的大鬥爭”時也可以用:“第一次大鬥爭，是一九五一年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後來，黑體字語錄逐步為毛澤東所專用，甚至可以不加引號。1967年第5期《紅旗》雜志社論《論革命的“三結合”》寫道:“毛主席提出，在需要奪權的那些地方和單位，必須實行革命的，三結合’的方針，建立一個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無產階級權威的臨時權力機構。這個權力機構的名稱，叫革命委員會好。”這句不知是否原樣照錄的話竟由此成為一條“毛主席語錄”，多次出現在各大報紙的攔艮位置上。《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也以《紅旗》為依據，將這段話歸入毛澤東的名下。

馬、恩、列、斯雖然也在“領袖”之列，但此時引用他們語錄的文章其實不多。林彪早在1959年八九月間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上就宣稱:馬克思、列於著作很多，是低級的，而毛澤東著作是高級的，學毛著是學習馬列主義的“捷徑”，可以“一本萬利”。在這種政治導向面前，馬克思、列寧也只有退避三舍了。《解放軍報通訊》1970年第6期刊載的《關於如何準確地引用毛主席語錄和林副主席指示的幾點意見》指出:由於毛澤東語錄是排黑體字的，所以可以不加“毛主席教導我們”之類的話，“但引用馬、恩、列、斯的語錄，一定要加上‘馬克思說’或‘恩格斯說’……以免與前後都不加‘毛主席教導’等字樣的毛主席語錄相混同”。就這樣，黑體字幾乎成了“最高指示”的代名詞。

鬧出的“笑話”著實不少

“文化大革命”期間，各種文章中的語錄數量令人咋舌。早在“文革”開始前，1965年12月26日，林彪就在《對修改(解放軍報)1966年元旦社論的指示》中提出:“元旦社論《解放軍報》主要是引証主席的話。主席的話一句頂我們講一萬句，要多收集多引用”，“今後各總部寫檔發指示，也要注意這個問題”。“文革”初期的《解放軍報》可謂風光無限，在其引領下，各大報刊的文章，無論是評論還是新聞，通常只有一種寫法，即毛澤東語錄加例子。“文革”後期“四人幫”控制的幾個寫作班子(如粱效、羅思鼎、唐曉文、初瀾等)，都有專人查對語錄，製作語錄卡片，以備在寫作過程中隨時摘引。一時間，文章重要與否，論述合理與否，似乎都取決于黑體字的多少，真可謂千文一面，萬人噤聲。

當年曾一度控制全國輿論的“梁效”寫作組，就發生過－件與黑體宇有關的趣事。據說他們1976年批判“三株大毒草”時，將“大毒草”中一些未加引號、因而也未排成黑體字的毛澤東的話一股腦兒地納入批判範圍。一經指出，自然是狼狽不堪。當然，他們又總是有理的，錯的仍然是編寫“大毒草”的人，因為不加引號，不排黑體，本身就是“死不改悔”的被批判者“搞陰謀詭計”的証據。這個“故事”見于雜文作家牧惠的筆下，他就此寫道:“他們(指粱效)的馬列主義水準，僅僅在於認識一個引號和辨別一種字體。黑體字竟有這樣一種重要的用途，倒是一般的凡夫俗子料想不到的。”

“文革”時期，牧惠在徹旗》雜志社工作(後下放幹校)，他描繪了編輯面對黑體字語錄的心態:“當編輯的，同樣存在一個‘感情問題’，誰也不願意在這個最最敏銳的領域裏獲罪，於是，寧可刪去那本來不多的作者的幾段話，也不敢刪掉哪怕一條與說明的問題其實無關的語錄，那時又正好時興凡經典作家的語錄都排成黑體字，那結果，就是版面上黑壓壓的一大片。樣子是頗為壯觀的。”前文提過的李莊後來回憶道:“1970年我在《人民日報》幹校‘學習’，看到一篇社論引用毛澤東語錄達全文三分之一，黑壓壓一大片。我犯了職業病，脫口而出:‘這樣的文章，以前沒有見過。”牧惠則形象地寫道：”“年，語錄就是文章的年頭，整篇大批判又章，幾乎全是黑體字。可以說，這類文章，使勁地抖－抖，剩下的就只有標點。”

黑體字語錄鬧出的“笑話”著實不少。作家邵燕祥在好幾篇文章中都提到，“文革”期間，他有一次見到孤零零的一句黑體字，不知是什麼警句，仔細端詳，竟是“該輪到我們撈－把了”，不禁瞠目結舌良久。這原是列寧文中的一句引語，是列寧引述的被批判對象的話，卻被誤認為革命導師的教誨。

“文化大革命”初期各大報刊上的黑體字語錄從出現到形成一定之規，並沒有統一的“時間表”。可見這一“規矩”更多的是自發形成，而非命令－致。但就是這樣一個沒有“最高指示”干涉的字體選用問題，竟然逐步僵化到只有通過鄧小平的幹預才能取消的地步。1978年3月23日，中宣部發出了“中央宣傳部關於今後報紙、刊物、圖書文件引用馬、恩、列、斯和毛主席語錄不再用黑體字的通知”，這種不容置疑的“規矩”和由此引發的種種怪狀、笑話都退出了歷史舞臺……

(趙鵬、王永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