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海，延安，北京。藍蘋，江青，李進。山轉水移，時空變換，江青總能在自己的名字上弄出新的花樣。

“李進”最早與世人見面，是在1951年。是年6月，為了深入揭批電影《武訓傳》，江青率領一個調查團，前往武訓家鄉山東堂邑、臨清等地調查武訓歷史。經過近一個月的調查，調查團撰就《武訓歷史調查記》，連載於1951年7月底的《人民日報》。此長篇“調查記”署名“武訓歷史調查團”，“前言”裏列舉了調查團的13名成員，“李進”赫然在目，且注明來自“中央文化部”。“前言”還特別提到三位撰稿人，“李進”也名列其中。

1963年12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毛主席詩詞》，新選入的詩詞裏有一首七絕，竟然是偉大領袖獻給“李進同志”的，題為《為李進同志題所攝廬山仙人洞照》。詩雲：

暮色蒼茫看勁松，亂雲飛渡仍從容。天生一個仙人洞，無限風光在險峰。

幾乎與《毛主席詩詞》面世同時，1964年1月4日，《人民日報》第一版也刊載了這首“題照詩”。稍後，4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郭沫若的《“無限風光在險峰”——讀毛主席〈七絕•為李進同志題所攝廬山仙人洞照〉》，郭文同一版上，還刊出了“廬山仙人洞”照，署名“李進攝”。看來，這個“李進”是頗有來頭了。

一般讀者只知“李進”非同小可，不會知曉“李進”究竟是何許人。高層是知曉的，少數高層，再次見了“李進”，甚至能琢磨出隱藏其間的政治意味，同時不免憂愁幽思乃至不寒而慄。

“文革”期間，江青自稱是文教方面“一個流動的哨兵”(江青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又名“為人民立新功”，1967年4月12日，見《江青同志講話選編》，人民出版社，1968)。此是文雅的說法，如粗俗一點，便是她日後接受審判時氣急敗壞所言，乃是“他(毛)的一條狗”，“他說要咬的，我就咬”(見特裏爾《江青正傳》，第3頁，世界知識出版社，1988)。毛短期間讓李進高調亮相，實是廓清了迷霧，揭去了偽裝，使江青能夠正大光明地現身前臺。自此以降，李進大可借著毛的雄風，勇往直前。江青在咬人之時，或是在爭做娜拉，實現其革命理想；或是在報仇雪恨，一舒鬱積；或是在追逐名利，滿足貪欲。總之，這個女人壓抑太久，積聚了太多的欲望和能量，就待毛澤東發話了。

而毛澤東呢，面臨相當孤立的政治危局，幾乎不能相信任何人，除了自己的親人。眼下，親人裏，太子未立而亡，另一個兒子，早已瘋掉。毛對此很是耿耿在懷，在倒彭的廬山會議上，毛言及古語“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然後恨恨引申道：“我無後乎!一個兒子打死了，一個兒子發了瘋。”(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1959年7月23日，見《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出版單位不具)唯一可用的親人，只有自己的老婆了。江青雖有些毛病，但她政治上很強，敏銳，堅定，還擅長點革命之火，有一股敢打敢拼的精神。關鍵時刻放出去，會收到出奇制勝之奇功。昔日，毛唯恐江青出頭，曾陰誡胡喬木，“江青不會做什麼工作，你們也不要用她”。現今卻不同了，毛明確告訴周揚，“江青看問題很尖銳”。(林默涵《“文革”前的幾場文藝風波》，載張化、蘇采青主編《回首“文革”》，上冊，第260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

一些高層，其實已經窺破毛的用心。但制度如此，毛複如此，面對毛江“夫妻店”的強勢，他們又能有何作為?幾乎是無計可施，他們多數至多只能裝聾作啞，做一點“軟頂”的勾當。劉少奇似乎做得多一些，比如，在“文革”前夜，他在努力提升自己的威望，似有些與毛分庭抗禮的氣概；他甚至也放出了自己的老婆，仿佛是要與毛的老婆一決高低。那些日子，兩個主席及其夫人，彼此之間在搞大競賽，直看得國人眼花繚亂，複莫名其妙。

二

毛是信服“詩言志”的，他還特地揮毫書寫過此三個大字。毛之“志”乃政治之“志”，故而毛詩差不多全是政治詩。有時，即使是情詩，如《蝶戀花•答李淑一》，也要捎上一句“忽報人間曾伏虎”，平添些許政治意味。只有另一首情詩《賀新郎•別友》，作于人生的戀愛季節，與政治無關，算是較為純粹的情詩。從已經公示的毛詩看來，毛寫給江青的僅有這首“題照詩”。而“題照詩”，全無男女之情可言，有的只是革命之情，政治鬥爭場上的戰友之情。

惟其是政治詩，“題照詩”不欲以情動人，亦不求唐人之神韻，而是偏重革命思理之闡發，大類宋人作風。“題照詩”要在“題照”，而“照”乃人所攝之“照”，故而詩的落腳點在人不在物，亦即在攝照的主人，而不在廬山仙人洞本身。郭沫若解此詩時，曾出於考古學家的癖好，多方考證仙人洞，不僅考出其方位、形貌和景物構成，還考得“仙人”之來歷。考證完了，郭氏不得不承認：“主席的詩，和所謂仙人洞本身，看來並沒有多麼大的直接關聯。主席是在為‘廬山仙人洞照’題詩，而不是為仙人洞題詩。”(郭沫若《“無限風光在險峰”——讀毛主席〈七絕•為李進同志題所攝廬山仙人洞照〉》，《人民日報》1964年4月11日)郭氏又找了攝照的“李進”，“李進”送了一張“仙人洞”照片，他這才讀懂了“題照詩”。

“李進”的“仙人洞”照，攝得很見功力。照片名曰“仙人洞照”，卻不見仙人洞，顯得別具匠心。景框中部是遠景，大片雲海在曲折翻滾，白色的雲海之中，點綴著幾團黑色的稠雲。上部是近景，幾許蒼勁的松枝雄踞空中。下部林木蔥蘢，險峰挺立，大約是仙人洞近處的險峰，也是近景。“李進”是一個全面政治化的激進角色，她攝製此照，在構思取景上，似早有政治化的考量。景物不是景物，是政治象徵，此富於中國特色的藝術傳統，具有悠久的歷史，至於屈原，業已精緻化、定型化，所謂“香草美人”即是。毛的革命文藝，接上了這個傳統，而且還有一番創造性的轉化。像這首“題照詩”，七言四句，通篇都是政治的隱喻，革命的象徵。“暮色蒼茫”，“亂雲飛渡”，一看即知，了無餘味，不外是象徵壓抑革命、破壞革命的反革命勢力。而“勁松”，不外是象徵一種勁挺不拔的革命精神或革命者形象。革命者保持革命的氣節，任反革命如何囂張，依然從容面對，巍然挺立。一邊是革命，一邊是反革命，兩種勢力在交戰，兩種精神在較量。至於後兩句，換成革命話語，即是說光明在前，勝利在望，革命終會戰勝反革命，革命者必能不畏艱險，攀上革命的頂峰。

毛時代一如古時候，“文字獄”盛行，從學理的角度言之，許多時候便是有中國特色的象徵傳統在發生作用。尤其是那些寫景文字，一景一象徵，景景皆象徵，不以作者的意圖為轉移，全看接受者如何解讀象徵。可怕的是，那象徵傳統，又似乎是一個接受美學的“開放結構”，可正面解讀，亦可反面解讀，居然都能自圓其說。反右時期，流沙河《草木篇》的遭遇，即是一個明證。按照象徵傳統，毛的“題照詩”，還可深入挖掘其象徵意義。自然，這需要聯繫一下當時的政治局勢。比如，“文革”中的流行解讀，一般要聯繫1961年的國內外階級鬥爭形勢，諸如“國際上帝、修、反勢力，反共反華反人民的氣焰十分囂張”，諸如“國民經濟發生暫時的困難”，“黨內最大的走資派趁機和國外的反革命勢力相呼應，赤膊上陣攻擊總路線”。“暮色蒼茫”，“亂雲飛渡”，象徵的正是此種階級鬥爭的嚴峻局勢。而“勁松”的形象，“就是在內外敵人反革命圍攻面前巍然屹立的偉大中國共產黨，以及她所領導的偉大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形象，也是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偉大中國人民的形象”。還有，“勁松”也可以象徵革命領袖：“不難從勁松這個親切形象中，看到偉大舵手毛主席在驚濤駭浪中為我們掌舵的雄偉英姿，看到我們敬愛的林副統帥和許多堅強成熟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如周總理、江青同志等)的高大身影。”(《毛澤東詩詞箋釋》，第254-258頁，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福建師範學院中文系《飛雪迎春》戰鬥組編，1968)

“文革”流行的這種解讀，固然有深文周納之嫌，卻也不能算是太過離譜，毋寧說它在塵埃落定之後，點破了此前毛只可象徵未能明言的政治含義。那“暮色蒼茫”和“亂雲飛渡”，便解讀得十分到位。只是那作為正面形象的“勁松”，解讀得有些泛泛，可稱作是“過度闡釋”了。推測毛的本意，“勁松”可象徵他的黨、人民和解放軍，更可象徵他自己，最為要緊的，它必須象徵“李進同志”。事實上，江青一直認為“題照詩”是獻給她的，她就是毛筆下的“勁松”。往後的日子，江青毫不扭捏地領受了“勁松”這個革命封號，還製作了許多“仙人洞”照，廣為散發。遇到重要人物，江青還要模仿“毛體字”，將毛詩抄寫在照片背後。1972年，來自美國的維特克訪問江青時，就收到過這樣一份“珍貴禮物”。

那個時期的“革命人民”，也都認為江青就是毛的“勁松”。一本“文革”間紅衛兵組織製作的小冊子，收錄江青關於文藝革命的講話，它的書名就叫作“無限風光在險峰”，插頁印有毛手書的“題照詩”，也印有江青的“仙人洞”照。(《無限風光在險峰——江青同志關於文藝革命的講話》，南開大學衛東編印，1968)天津的小靳莊是江青樹立的“樣板”，反擊“右傾翻案風”時，那裏編寫了話劇《紅松堡》。該劇以小靳莊兩條路線的鬥爭為背景，將年輕的女支部書記宋金秀塑造成“造反英雄”，而將縣委書記劉達這位老幹部描畫成“走資派”、“還鄉團”的典型。又是“紅色勁松”的象徵，又是女的“造反英雄”，這讓人時刻聯想到江青，而小靳莊作為江青的“點”，自然成了“紅色勁松的堡壘”。(《紅松堡》見《鼓吹“四人幫”反革命政治綱領的三個毒草作品》，中共天津市委宣傳部辦公室印，1977)

三

“題照詩”早就不聲不響寫好了，時在1961年 9月9日，離它公開發表尚有兩年有餘。當時，毛正在廬山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會議精神，乃是延續年初中央確定的調整政策，實質即是繼續糾“左”。中共歷史上曾有三次廬山會議。1959年那一次，先是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爾後召開八屆八中全會，由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