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四德

一、澳門當前發展的主要經濟矛盾

經濟矛盾說到底是一個利益關系問題。從利益矛盾看，主要劃分為利益客體的內在矛盾、利益主體之間的矛盾和群體之間的矛盾。從澳門當前發展來看，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矛盾。

(一)博彩業獨大與經濟適度多元化的矛盾

矛盾主要來自博彩業獨大對其他行業發展的合法性“擠占”，當中包括人力資源擠占、土地資源擠占、政策資源擠占。由於資源具有稀少性，當資源被博彩業擠占後，被犧牲的必定是非博企行業，當中以規模小、財力小的中小企為主，一些新興行業也因資源被擠占而無法發展起來，從而窒礙了經濟適度多元化發展，這種擠占現象學術界一般稱作“擠占效應”。

從人力資源擠占看，主要矛盾是大型博企憑借資本雄厚對中小企進行高薪挖角，由於中小企財力薄弱，根本無法與大型博企抗衡，導致中小企人力資源被擠占，從而產生人力資源短缺的生產危機。例如，從2004－2008年，澳門6間大型博企先後開業，屬於濟占高峰期。有關統計顯示，這段期間從事博彩業的就業人口由2.29萬人增加至6.53萬人，增長率185％。其中，荷官人數為18,106人，當中至少有15,000人通過非博彩行業被擠占出來的，因為特區政府作了相關規定，荷官必須聘用本地人，這僅荷官而已，賭場相關職位未計算在內。如果將所有從事博彩業相關職位計算在內，被擠入就業人數估計高達50,000人。

從土地資源擠占看，澳門土地總面積僅29.2平方公里，可開發用地不超過2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有58萬，土地稀少性問題更為突出。主要矛盾來自直接擠占和間接擠占兩方面，直接擠占是指大型博企的批給用地，在路　金光大道上共擠占了5.6平方公里，約占澳門土地總面積18.73％。此處原是亞洲稀有的紅樹林濕地，結果因為要發展大型賭場而將整片紅樹林濕地鏟子。它的代價不但是窒息其他行業發展空間，而且犧牲的是一個不可再生的生態空間。間接擠占是指大型博企擠占大量可供開發用地後，土地由稀少性變成稀缺性，引發市場供求失衡和產生骨牌效應，推高地價及租賃。租金昂貴推高生產經營成本，不但阻礙行業拓展和創新發展，而且更影響外來技術投資，甚至導致大街上不少本地傳統老店被國際連鎖店擠出，退到小巷經營，更甚的是結束經營。

從政策擠占看，主要矛盾來自特區政府對博企的政策傾斜，導致沒有再多的政策資源投向非博企或中小企。理論上，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如果沒有政府的政策推動，單靠市場力量是很難自發形成。自賭權改革以來，特區政府政策傾斜博彩業十分明顯，當中以賭牌轉批給、外勞批給、土地批給、豁免博企利得稅、放任賭場巴(發財巴)。這些政策對促進博彩業規模經濟化立竿見影，但卻犧牲了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機會。

綜上所述，人力資源擠占可以說是一種自由化、市場化行為。博企作為利益客體，通過高薪挖角擠占實現企業利益。跳槽者也是利益客體，通過轉職實現個人利益。那些被擠占行業自然不是利益客體，是矛盾的一方。從利益矛盾看，這屬於利己性的內在矛盾。土地資源擠占可以說是一種政府行為，根據澳門基本法第7條，澳門土地屬於國家所有，委託特區政府管理。特區政府作為利益客體，通過特定方式將土地批給博企從而實現稅收目的；博企也是利益客體，通過政府土地批給實現了規模生產；那些受土地制約發展不起來的行業群體自然不是利益客體。理論上，政府行為不存在利己性，因此這屬於個別利益與一般利益的利益客體內在矛盾，或者說是特殊利益與一般利益的矛盾。政策資源擠占可以說是一種政府行為。特區政府作

為利益客體，通過政策傾斜博企從而實現稅收目的；博企也是利益客體，通過政府政策傾斜實現了高產出；那些因政策不到位發展不起來的行業群體自然不是利益客體，而是矛盾一方。從利益矛盾看，由於政府行為一般是利他的，因此這屬於利益客體的內在矛盾－－個別利益與一般利益的矛盾。

(二)博彩財政與國家利益的矛盾

矛盾主要來自資金非法轉移上。在“一國兩制”下，澳門特別行政區是中國境內唯一博彩合法化地方。自回歸後，特區政府相當積極地推行賭權改革，其中之一是將博彩稅由原來的29％調至35％。從2002–2012年，博彩稅由77.65億澳門元升至1133.77億澳門元，升幅高達14.6倍。以2012年為例，博彩稅為1133.77億澳門元，特區政府整年財政收入為1294.98億澳門元，博彩稅占特區政府整年財政收入高達87.55％，形成博彩財政。

眾所周知，博彩稅高與博彩收益增加成正比，當中來自中國內地賭資達八成。這正是博彩財政與國家利益的矛盾所在－－資金非法地從內地經澳門博彩合法化轉移出去，又名“洗黑錢”。2005年美國指控澳門匯業銀行涉嫌協助朝鮮洗黑錢；2007年，亞太地區反洗錢組織公佈的一項評估發現，澳門的反洗錢政策與國際認可的多項反洗錢措施不符。

矛盾之一，博彩財政意味著國家利益受損，換而言之，澳門博彩財政建立在國家利益損害上，當中包括國有資金和私人資金流失。但不論是國有或私人，大量資金非法轉移，重則危及國家安全，輕則擾亂金融秩序，加大國企、私企債務危機和風險系數，同時難免觸及政治腐敗現象，長遠有損國家發展利益。中央政府明知允許澳門博彩合法化會影響國內賭博風氣，有損國家發展利益，何故明知而故犯？這不能從矛盾對立看而需從矛盾統一論分析。從中央角度看，澳門博彩合法化會犧牲國內部分經濟利益，但換來的是政治大局利益－－澳門“一國兩制”成功實踐。不管如何，澳門博彩財政有損國家利益的矛盾存在是客觀事實，中央政府基於政治考慮容忍博彩財政短期發生，長期恐怕未必如此。

此外，博彩財政下的利益掛鉤有可能助長特區政府寬松執行國際反洗黑錢條約，導致澳門成為國內外洗黑錢的管道。如果澳門成為洗黑錢天堂，這－定不利中國在全球反洗黑錢的利益博弈。

除此之外，博彩財政有損國家利益也加速中央一特區之間的委託代理矛盾。根據澳門基本法第12條，澳門特區是中國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第15條，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特區政府行政長官、主要官員及檢察長，在憲法層面上已構築中央－特區之間的委託代理關系。簡單而言，特區政府必須向中央政府負責。綜上博彩財政有損國家利益來看，特區政府未有完全負責代理中央委託，如果完全負責代理，博彩財政應該是“利澳利國”，而不是“利澳損國”。矛盾的焦點是特區政府未有站在“先一國、後兩制”立場代理中央政府委託博彩業發展問題，致使博彩財政有損國家利益。

綜上所述，澳門博彩財政有損國家利益，從政治制度上看，它們屬於中央地方關系。澳門作為特別行政區，通過賭權改革獲得博彩財政利益，它是既得利益群體；中央政府作為國家主權唯一代表，屬於利益主體。在“一國兩制”下，中央委託特區政府發展博彩業，然而，賭權改革只實現特區政府利益，不但沒有實現國家主體利益，反過來有損自身經濟利益，沒有創造雙贏結果，矛盾一方顯然是中央政府。從利益矛盾看，澳門博彩財政有損國家利益的矛盾屬於個別群體和國家構成了縱向的利益主體矛盾。

(三)利益最大化的矛盾

矛盾來自制度缺陷，主要發生生產利益最大化上。歷史上，澳門經歷了葡萄牙460年的侵略統治，澳門因此有了資本主義制度。由於侵略色彩濃厚，澳門的資本主義制度即使經歷數百年，仍然停留在初級發展階段，資本主導市場色彩濃厚，政府主張市場放任不幹預。1999年12月20日，澳門特區成立，在“一國兩制”下，澳門繼續沿用原有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基本法第5條)，當時不少報章標題形容為“馬照跑、舞照跳”。盡管在特區政府成立時，不少具澳葡統治色彩的法例被刪除，但五大法典中大多數條例被保留下來過渡至特別行政區制度，至今五大法典仍是澳門特區資本主義制度運作的重要法律支撐。過去三屆特區政府的施政方針基本上不約而同地以提高經濟總量為導向，而不以改革制度為導向，因此，澳門特區現行資本主義制度大致上保留著澳葡時期特點。初階資本主義制度必然存在剝削矛盾、階級矛盾。盡管賭權改革為澳門特區創造了翻倍的經濟總量，但由於博彩業的特殊性和制度自身的缺陷性，因而產生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經濟總量越大，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越深。

當前，利益最大化的矛盾突出，具體集中在三大方面:剝削、壟斷、轉嫁。

從剝削來看，矛盾主要來自資本家對工人的工資剝削，而現行法例中沒有最低工資法，也沒有工會組織法，工人基本上失去組織工會的權利，因而沒有跟資本家討會還價的餘地。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統計公佈，澳門居民月工作收入中位數由2002年的4672澳門元增加至2012年的11,300澳門元，同一時期，澳門人均本地居民收入由2002年的128,221澳門元增加至2012年的530,221澳門元，我們知道，月工作收入中位數代表工薪階層，人均本地居民收入包括工薪階層和資本家在內，如果按人均本地居民收人－月工作收入中位數’12個月計算,2002年－名本地雇主年平均收入約為72,155澳門元，較一名工人年收人中位數(按12個月計)56,066澳門元高出16,089澳門元，到2012年則高出394,621澳門元，擴大23.5倍，而工人工資增幅只擴大1.4倍，反映出工人和資本家收入差距擴大，歸根到底是制度缺陷致使剝削嚴重，社會貧富差距亦因此而擴大。

從壟斷來看，澳門特區作為一個微型經濟體，市場規模細小加上沒有反壟斷法規管，制度環境本身容易產生壟斷現象，通過同業聯盟、市場操作、合謀定價，從中榨取消費者收入所得。其矛盾在於壟斷市場上，消費者在沒有選擇下被逼購買高價商品。近年，澳門存在合謀壟斷風險較高行業主要有房地產、能源、醫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