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開始考慮選擇接班人問題。1957年，毛澤東訪蘇時，曾向赫魯曉夫談到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都有條件接替他的工作。以後，毛澤東又講過，我的接班人第一是劉少奇，第二是鄧小平。1961年，他在同英國元帥蒙哥馬利談話時也提到，劉少奇是他法定的接班人。但從1962年七千人大會開始，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劉少奇與毛澤東產生了嚴重的分歧。毛澤東對劉少奇的不滿和疑忌與日俱增，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需要借助軍隊支持，他開始倚重林彪，對林彪寄予極大希望。林彪地位開始直線上升。

可是，挑選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接班人，畢竟是關係到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毛澤東在選擇林彪為接班人的問題上一直猶豫不決。至於什麼時候決定林彪替劉少奇作為他的接班人，毛澤東並未說明。具體時間雖無從考定，但從1970年毛澤東同斯諾的談話看，在1965年1月制定《二十三》條時，毛澤東已決定讓劉少奇下臺。毛澤東在1965年夏天會見來訪的法國文化部部長時還說，我和戴高樂一樣，沒有接班人。“文化大革命”前，周恩來曾對王稼祥說：將來的接班人或者是林元帥，或者是鄧總書記。因為兩人的年齡差不多。到底是誰，沒有定。1966年7月8日，毛澤東在《致江青信》中也流露出對林彪能否當合格接班人的猶豫態度。

即使到“文化大革命”全面爆發，毛澤東對於自己已經看中的林彪也並不是完全放心的。當時的中央文革成員王力回憶，在鄧小平被打倒後的1967年7月16日，毛澤東曾單獨與王力談過一段耐人尋味的話，毛澤東說：“林彪要是身體不行了，我還是要鄧出來，鄧至少還是常委。”如果王力的回憶可信的話，從中可以看出毛澤東對接班人的擔憂，對後路的選擇。

上述這些講話、信件表明毛澤東對林彪在一定程度上是有保留的，但毛澤東的天平最終還是傾向了林彪。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前對幾件事的態度和做法上起到了使林彪成為接班人的直接鋪墊作用。

1965年同意打倒羅瑞卿

羅瑞卿長期跟隨毛澤東，對他忠心耿耿，這些毛澤東十分清楚。但林彪與羅瑞卿有矛盾，林彪給羅瑞卿羅織罪名，要打倒羅瑞卿。毛澤東居然連常委們都未打招呼，就在上海開會，支持林彪一夥對羅進行誣陷，搞突然襲擊，將羅瑞卿打倒入獄。“九一三”事件以後羅瑞卿案得以平反，毛澤東說是“聽了林彪的一面之詞”。毛澤東能輕易地聽信別人的“一面之詞”嗎？實際上，這可能是毛澤東決定林彪當接班人，且要依靠林彪進行“文化大革命”，打倒羅瑞卿是為了這一更大的政治上的需要。讓江青借助林彪

眾所周知，“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是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匯報》上發表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篇文章是江青在毛澤東的支持下組織寫的。這篇文章發表後，學術界普遍反感，很多人投書報社表示不同意見。由於姚文元的文章公開點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長、明史專家吳，所以除華東各省市報紙迅速轉載外，十多天內北京和其他各省市報刊均未轉載。經大體瞭解文章發表的背景後《人民日報》於11月30日才轉載了姚文元的文章，不過是把它作為學術問題來討論。毛澤東對北京市委和中央的一些主要領導人更加懷疑和不滿。

於是，毛澤東要江青正式登上政治舞臺。1966年1月21日，江青從上海到貴州找林彪，要林彪支持她在部隊召開文藝座談會，要“搬尊神”，借軍隊的力量，來打倒所謂“文藝黑線”。

在取得林彪的支持後，江青於2月2日至20日在上海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根據座談會內容形成的《紀要》，完全否定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文藝界在黨的領導下所取得的成績，污蔑新中國成立以來文藝界被一條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政，號召要進行一場文化戰線的社會主義大革命。

《紀要》標題上的“林彪同志委託”這幾個字是毛澤東親自加上的，並將原稿中“文化革命解放軍要帶頭”改為“文化革命解放軍要起重要作用”。此舉意義重大，不僅突出了江青，而且突出了林彪，突出了軍隊這個“文化大革命”的後盾。

廣為宣傳“五七”指示

1966年5月7日，毛澤東在審閱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業生產的報告》後，借題發揮，給林彪寫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林彪同志：

你在5月6日寄來的總後勤部的報告，收到了，我看這個計劃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將這個報告發到各軍區，請他們召集軍、師兩級幹部在一起討論一下，以其意見上告軍委，然後報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軍作出適當指示。請你酌定。只要在沒有發生世界大戰的條件下，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條件下，很可能也成為一個這樣的大學校，除打仗以外，還可做各種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八年中，各個抗日根據地，我們不是這樣做了嗎？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教“四清”運動；“四清”完了，隨時都有群眾工作可做，使軍民永遠打成一片。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這樣，軍學、軍農、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可以兼起。但要調配適當，要有主有從，農、工、民三項，一個部隊只能兼一項或兩項，不能同時都兼起來。這樣，幾百萬軍隊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同樣，工人也是這樣，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參加批判資產階級。在有條件的地方，也要從事農副業生產，例如大慶油田等。

農民以農為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的同時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也要批判資產階級。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有條件的，也要這樣做。

以上所說，已經不是什麼新鮮意見、創造發明，多年以來，很多人已經是這樣做了，不過還沒有普及。至於軍隊，已經這樣做了幾十年，不過現在更要有所發揮罷了。

毛澤東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這封信中毛澤東理想的社會藍圖是：人民解放軍、工人、農民等各行各業包括學生，在做好自己本分工作之外，都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從事農副業生產和開辦工廠等等。這封信後來被稱為“五七”指示，它所指出的方向被稱為“五七道路”。

毛澤東這封信由林彪轉呈中央，5月15日，中共中央轉發了這封信，並加批語指出：“中央認為，毛澤東同志給林彪同志的信，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具有歷史意義的文獻。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劃時代的新發展。這一思想，不僅對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而且對於反對帝國主義、現代資本主義、各國反動派可能的進攻，加強國防、貫徹人民戰爭思想方面，具有偉大的戰略意義。”8月1日，在決定全面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八屆十一中全會開幕的當天，《人民日報》發表了《全國都應當成為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的社論，將這封信的基本精神向全國公佈。在這個時候公佈這樣一封信，表明在毛澤東心中只有林彪才與他“志同道合”，才是他實現理想目標的親密戰友，這在更高層次上突出了林彪。

1966年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要林彪回京參加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有名的“五一八”講話。林彪這個講話的開場白很耐人尋味：“本來是常委其他同志先講好。常委同志們讓我先講，現在我講一點。我沒有寫出稿子，憑口來講，有些材料念一念。”林彪當時是黨中央第五位副主席，別人不講，由他來講，說明林彪在黨內政治地位的上升。

林彪在講話中大念政變經，他還污蔑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要搞反革命政變：“野心家，大有人在。他們是資產階級的代表，想推翻我們無產階級政權，不能讓他們得逞。有一批王八蛋，他們想冒險，他們伺機而動。他們想殺我們，我們就要鎮壓他們！他們是假革命，他們是假馬克思主義，他們是假毛澤東思想，他們是背叛分子。毛主席還健在，他們就背叛，他們陽奉陰違，他們是野心家，他們搞鬼，他們現在就想殺人，用種種手法殺人。陸定一就是一個，陸定一的老婆就是一個。他說他不知道他老婆的事！（指陸定一的妻子嚴慰冰寫匿名信揭露林彪、葉群的惡行之事，作者注。）怎麼能不知道？羅瑞卿就是一個。彭真手段比他們更隱蔽而狡猾，使人家不容易看出來。”林彪還在講話中大捧毛澤東。

林彪的這個講話後又經毛澤東批准，作為中央文件發給全黨。此時，毛澤東肯定已經選定了林彪這位“朋友”作為他的接班人。

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林彪地位的升遷

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對中央領導機構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書記處進行了調整。政治局常委由七人增加到十一人，新增加的有陶鑄、陳伯達、康生、李富春。順序是：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最重要的變化是：劉少奇由第二位降為第八位，林彪的地位奇跡般地超過周恩來、劉少奇等人，排在僅次於毛澤東的位置上，由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原來有五個常委兼副主席，這次全會並未重新選舉党的副主席，林彪卻在會後成為黨中央的第一副主席，其餘四人（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只任常委不兼副主席。林彪私下得意地說：他從小六上升到老二。

八屆十一中全會明確宣佈林彪為“副統帥”、“最親密的戰友”，內部講是“接班人”。儘管當時強調這次全會的選舉結果不對外公佈、不見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