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二○一三）年八月的二十五萬人「白衫軍」遊行，代表台灣已進入公民運動時代，但包括洪仲丘案、大埔事件、文林苑案等，都是針對台灣內部問題。而從今（二○一四）年三月十八日太陽花學運發生後，顯示公民運動開始轉向兩岸事務。基本上當三一八學運發生後，北京是採取靜觀其變的態度，一直到四月九日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在博鰲論壇期間發表講話，十六日國台辦發言人範麗青在記者會上回應後，才逐漸看出大陸的態度，也顯示其對台工作出現新的挑戰。

北京必須調整對台工作思路

大陸沒有想到，服貿協議明明是「對台讓利」，竟讓台灣人民為此上街頭，顯示對台工作必須調整思路。特別是中共對台始終強調「寄希望於台灣人民」，其中特別是針對年輕人，但這次大學生卻成為反對兩岸交流的急先鋒，尤其，他們多來自於台大、政大、清大、交大等名校。

凸顯北京對台工作的結構性盲點

過去，大陸在一年內要舉辦兩岸經貿文化論壇、紫金山峰會、海峽論壇、和平論壇等大型涉台會議，但這些「菁英活動」，台灣基層民眾覺得遙遠。但如今，對台工作要面對的已不是台灣的政商名流，而是一般庶民。過去「由上而下」的宣傳模式，面臨新的挑戰。

另一方面，參與這次三一八學運的學生，社運經驗豐富，思維靈活難測，善於網路動員，精於媒體造勢。如果日後兩岸協議都必須面對他們的層層檢驗，則兩岸談判恐進入「沼澤區」。

因此張志軍在四月九日表示，在兩岸關係發展的大背景下，兩岸關係受益面不均衡，更多是大企業受益，中小企業和基層民眾受益則不明顯。他指出，受益是肯定的，陸方希望透過交流合作，讓兩岸享受更多的和平發展紅利。

北京憂慮「逢中必反」已深植台灣社會

基本上，從台灣與新加坡、紐西蘭所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來看，既引不起台灣民眾的關注，也沒有任何抗議。但對於兩岸服貿協議，瞭解的人雖然不多，只因與大陸有關，就面臨強力反彈。恐怕台灣人真的對大陸充滿高度的不信任、威脅感與焦慮，加上缺乏自信，以及「恐統」的政治思維淩駕理性的經濟分析，使得反彈四起。當服貿協議被等同於獨厚財團、陸企入侵與貧者越貧時，北京希望藉由經貿來達成「兩岸同胞一家親」的「以經促政」目標，就困難重重。 打亂北京對台工作的原本規劃

三一八學運發生後，原本張志軍希望在四月成為首位訪台的國台辦主任，奠定其歷史地位，而他可能在此行宣佈兩岸兩會互設辦事機構有關人道探視權問題的解決方式，進而促成兩岸互設辦事機構的建立，使兩岸關係更朝向「制度性安排」的方向發展。但如今，這些都因而延宕。

不過張志軍在四月九日表示，仍希望在今年上半年赴台灣訪問，會與陸委會保持溝通，選擇好的時機到台灣看看。他強調「畢竟沒去過台灣，我需要瞭解台灣的所有情況，尤其是基層民眾的想法，所想所思，以及中小企業的想法」。由此可見，張志軍不願意因為服貿爭議而造成其他對台工作的推遲，仍希望藉由訪台尋求兩岸關係新的突破。

但不可否認的是，此次服貿協議遭強力反彈，加上日後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的審議，則兩岸貨貿協議恐難在短期內過關，更遑論還有大陸希望簽署的兩岸文化協議與政治協議，都將寸步難行。北京對台工作強調「先經後政」，如此將使得兩岸長期停滯在經貿階段擺盪，無法跨入政治階段。 是否重簽服貿協議讓北京為難

如果日後立法院逐條審查服貿協議，對於條文有所修改，則兩岸勢必要重啟談判。但今年三月二十四日「環球時報」呼籲大陸不能在服貿協議重談上「讓步」；二十六日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表示，希望台灣社會也能深切體會大陸民眾的感受，都顯示陸方的態度。四月十一日國台辦發言人範麗青進一步表示，兩岸已簽協議重談無此先例，「兩岸兩會授權協商和達成協議的權威性，應得到維護」。十六日範麗青再度表示，「我要提醒大家注意」，服務貿易協議是已簽署的協議，也是兩會獲授權簽署的協議；兩會獲授權協商和所達成協議的權威性，應該得到維護。

事實上，北京認為服貿協議已經是對台的重大讓利，要擴大讓利的空間相當有限，國台辦將必須面對其他部委與企業的質疑及反彈。大陸商務部發言人沈丹陽在四月十七日表示，兩會授權協商和所達成協定的權威性應該得到維護。他指出，服貿協議開放承諾共一四四條，涉及一百多個服務行業，其中大陸對台開放承諾八十條，有七十八條超出了加入世貿組織的承諾水準。無論是廣度和深度都達到較高程度，是一份有利兩岸民眾的好協議。

因此最後，如果台灣希望服貿協議能重新談判，但北京卻無此意願，則兩岸關係的發展將受到阻礙。 北京擔心公民運動背後的台獨運動

大陸認為這次三一八學運的領導份子與綠營有所淵源，基本上已將其定性為「綠色學運」。

學運背後的「兩府論」規劃

當三一八學運尚未結束，民間版的「兩岸協定締結條例」就已經出臺，效率之高讓人不禁懷疑這是一套精密的安排，甚至早就有備而來。而北京擔心的是，反服貿協議只是戰術的手段，此條例才是戰略上的目的，目標則是推動兩國論。

從民間版來看，除增加許多協定監督的機制外，真正著眼的是「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結束兩岸敵對狀態、安排兩岸階段性或終局性政治解決」等政治協定，除了有立法院高門檻的決議條件外，還需付諸公投，這使得兩岸日後幾乎不可能進行政治談判。

另一方面，民間版提出兩岸談判是以「台灣中華民國政府與大陸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來進行，這與民進黨版「台灣與中國」的「兩國論」稱謂相較，此一「兩府論」更細膩，更技巧，也更可能被北京接受。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院長劉國深在去年的「兩岸和平論壇」中曾說：「當前兩岸政治關係是同一國家領土主權之內的兩個綜合實力懸殊的對立政權關係」，民間版所談的正是「政府對政府」的「政權關係」。何況民間版既有台灣，又有大陸，此與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中的「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稱謂差距不大；至於是否違憲，則恐怕尚有爭論。

北京反對「兩府論」之論述

民間版雖然強調的是「兩府論」，但其中提到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仍是在打「兩國論的擦邊球」。根據遠見雜誌在二○○九年的民調顯示，八二‧八％受訪者認為兩岸是各自發展的國家，比前一年增加了九‧一％。而旺報在二○一三年八月的民調顯示，沒去過大陸的台灣人為五六％。這些人沒使用過臺胞證，因對兩岸關係缺乏認識，感受不到兩岸的「特殊性」；當他們拿著中華民國護照能免簽證前往各國，更加認為台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兩岸就是國與國關係。

但根據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的規定，兩岸是在「一個中國」（中華民國）下「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的「兩區論」關係。這使得三一八學運希望藉由「公民憲政會議」，由下而上的凝聚修憲共識，釜底抽薪的解決此一問題。

因此，北京對此充滿警惕。四月十六日範麗青表示，台獨勢力藉兩岸協議監督之名，企圖將「兩國論」和「一邊一國」的台獨主張塞入法條，達到其破壞兩岸協商和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目的。他並強調，大陸反對台獨的立場是堅定不移的。兩岸同胞都不會允許台獨勢力以任何方式開歷史倒車，將兩岸關係拉回到緊張動盪的老路上去，損害兩岸同胞的利益。由此可見，民間版的「兩府論」，北京並不接受。

北京擔心公民運動與台獨運動合流

這些參加三一八學運的學生，在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機時剛出生，對兩岸的「嚴峻」情勢既無感也無懼。當民進黨都開始少提台獨之際，林飛帆與陳為廷等「崩世代」卻不避諱的支持台獨，也不認為台獨兩字是負面詞彙。只是這個台獨，與過去的「推翻中華民國，建立台灣共和國」不同，他們不排斥中華民國這個名稱，但強調主權僅限於台澎金馬，而非整個大陸。這正是民間版不斷提到「中華民國台澎金馬人民」的原因。

但這些說法，都與大陸目前所堅持的「一中架構」、「兩岸非國與國關係」、「兩岸同屬一個國家」、「兩岸關係不是國際關係」等立場迥異。

北京憂慮台灣公民運動的國際影響

三一八學運引發國際媒體高度關注，特別是香港與日本。由於近年中港矛盾日烈，港人歸罪是中港經貿過密所致，因此不斷發出臺灣應拒絕服貿的呼聲，以免成為「下一個香港」。而中日緊張關係未減，如今台灣大學生竟敢對大陸「說不」，全球少見而日本樂見。因此這次學運，北京憂慮台、港、日的反中力量，產生了連接點。

公民運動在民主國家是常態，面對台灣的公民運動，北京除審慎以對外，正好也可藉此機會，學習聆聽台灣民間不同的聲音。就此角度而言，台灣的公民運動對兩岸關係未嘗不具有正面意義。

（范世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