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黨一貫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如何正確看待和評價中國的外交政策至關重要。正確評價中國外交的標難應是有理，有利，有節。以此分析20世紀60年代的中國外交，可以幫助我們總結歷史經驗，樹立正確的外交觀。

上世紀60年代中國外交有得有失

從1960年開始1969年在毛澤東的主導下，中國外交基本上是在繼續“反帝”，特別是反美之外，又開始“反修”，同蘇聯展開尖銳對抗，還在邊界問題上同印度發生沖突。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外交失控，但中國同時又對阿爾巴尼亞、越南等國給予了無私、全面的援助。這些外交行為是否符合“有理，有利、有節”方針呢？

首先，對蘇外交。從1956年蘇共二十大開始，中蘇兩黨意識形態分歧就已經顯現出來。到了1960年，中蘇分歧和矛盾公開化，蘇聯甚至採取了惡化兩國關系的經濟措施，並在國際共產黨的會議上繼續組織對中國的圍攻。面對蘇共的大國沙文主義，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領導集體進行了堅決的反擊，並連續發表九篇文章開展大論戰，要在國際共運陣營中從思想上到組織上與蘇共劃清界限。毛澤東領導的對蘇外交鬥爭是“有理”的，主要因為蘇共的做法損害了中國的主權利益和戰略利益，而且中方也在發生邊境武裝沖突時執行了毛澤東制定的自衛方針。但是，在這場激烈的對蘇外交中，中方並不具備力量上的比較優勢，策略手段更是生硬。如在對蘇論戰方面沒有留下迴旋餘地，從而使中國失去了改善自身處境的某些機會，同時對蘇外交的戰略目標太高，一度想取代蘇共在國際共運中的領導地位，充當世界革命的旗手。中蘇兩黨及兩國關系破裂後，中共中央“以蘇劃線”，導致中國與其他很多社會主義國家的關系也極不正常。 其次，對印外交。中印兩國對於邊界的認識，始終存在很大爭議，而印度政府更利用中印邊界從來沒有正武劃定的狀況進行侵略擴張活動，在1962年10月後引發了一場大規模的中印邊界武裝沖突。中國軍隊被迫進行了兩個階段的自衛反擊作戰，將印軍打得潰不成軍。在邊防部隊取得軍事優勢的情況下，中國政府仍然留有餘地，於11月21日發表聲明，宣佈中方軍隊全線停火。此後，中國軍隊主動撤至1959年11月７日實際控制線，後又後撤20公里，最大限度地表明瞭願意通過談判和平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的誠意。經過努力，中印邊界武裝沖突得以結束。在這場中印邊界外交爭端和武裝沖突中，毛澤東和周恩來非常慎重，有理、有利，有節地引導了整個過程，在策略手段上軟硬兼用，佔據了戰略主動地位，是一個比較成功的外交案例。

第三， “文革”初期外交失控，絲毫談不上“有理、有利，有節”。從1966年開始，中國陷入“文革”的動亂之中，外交工作受到極“左”思潮前所未有的沖擊。特別是在“文革”初期， “四面出擊，打倒一切”一度成為中國外交中的頑症。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裏，中國同建交或半建交的40多個國家中的近30個國家發生了外交糾紛，連一些一向同中國保持友好關系的亞、非、拉國家也對中國的“左”傾言論和做法產生了不滿。1967年8月２２日晚，造反派到英國駐華代辦處前召集“聲討英帝反華罪行大會”。會後，紅衛兵以港英當局未在48小時內答復外交部照會為由，沖人英國代辦處放火，製造了一起嚴重的外交事件，極大地損害了中國形象。

最後，當時中國的對外援助顯然沒有遵循“有節”原則。在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中國一方面拒絕各種形式的外來援助，另一方面則對阿爾巴尼亞、越南等國給予了大規模的全面援助。僅就阿爾巴尼亞來講，在1961年－－1969年間，中國總共向它提供了15.5億人民幣的無息貸款，還向阿方提供了大量的自由外匯。為幫助阿緩解經濟困難，中國不但向它提供了自己也相當短缺的糧食，食用油、棉花等，甚至供應了一些進口物資。由於美國對越南進行的戰爭逐步升級，直接威脅到中國西南方向的安全，中國領導人對此作出強烈反應，全力支持越共的反美鬥爭，提供了大量的軍用物資，還派遣幾十萬志願部隊，以完成防空、工程建設和後勤保障等任務。在中國本身經濟非常孱弱的情況下，向他國提供如此巨大的援助，根本沒有量力而行。

正確看待外交行為的“軟’與“硬”

我們不能只看外交行為的“軟”或“硬”，而必須透過現象看實質，分析外交現象或策略手段所反映的戰略意圖和基本外交目的，而且要有一套評估外交行為的恰當標准。有理、有利、有節，;就是我們對中國外交“軟”或者“硬”進行評判的正確標准。有理是指中國外交“軟”或“硬”的理由是否充分：第一，是否基於國家利益特別是核心利益，包括主權利益、安全利益和發展利益;第二，是不是符合道義准則，比如周恩來所倡導的“友好當先，抵抗在後”、 “決不開第一槍”原則，以及毛澤東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自衛方針。有利是指中國外交“軟”或“硬”所依據的客觀形勢，特別是在力量對比上是否占據優勢，能否掌握戰略主動權，有沒有一套靈活的策略手段，能否達到預期目的等。有節是指中國外交“軟”或“硬”都要有所節制，有底線和頂線，強調量力而行，循序漸進，遵循中庸之道。在衡量外交的“軟”或“硬”時，要掌握道義與利益、柔和與剛強，戰略與策略、目的與手段間的辯証關系，要領悟以柔克剛的外交藝術。

一個國家陷入孤立境地，恰恰違背了外交的主要目的，即與世界上盡可能多的國家和國際組織建立和保持友好合作關系，開展安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交往。

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倡導“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戰略方針。實際上， “韜光養晦，有所作為”正是充分體現了毛澤東“有理，有利、有節”原則。也正是因為遵循了這個外交方針，才營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使中國更好地抓住了戰略機遇期，實現迅速騰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