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月，姚文元刑滿出獄。

他站在那間蹲了十多年的牢房裏，看了看四周，對著屋子長長地歎了一口氣。然後，他慢慢地脫下身上的囚衣，換上了家裏人早已送來的一套新中山裝。獄警走了過來，打開了那扇沉重的大鐵門。

姚文元問：“我能出去了嗎？”

獄警說：“是的，我就是來通知你的。”

姚文元對獄警說：“這麼多年，真麻煩你們了。”

獄警說：“不要客氣，回去後好好想一想，以後可不能做那些壞事了。”

姚文元點點頭連說：“說得對，說得對。”

他提著自己在監獄裏的東西，跟著獄警到了監獄的辦公室，辦理了出獄手續。看著外面燦爛的陽光，姚文元高興地向大門外走去。此時，家人早已在大門外接他來了。在親人們的陪同下，他提著東西來到北京火車站，購買回上海的火車票。當火車到達上海火車站時，姚文元下車第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妻子金英。他不覺長歎一聲：“唉，這真是十年一夢啊！”

被捕時十分冷靜

姚文元是在被通知到懷仁堂開會時被捕的。那是1976年10月6日下午3點鐘，機要秘書郭木文將一份緊急通知放到了他的辦公桌上。通知的內容是這樣的：

根據華國鋒同志的建議，茲定於十月六日晚八時在懷仁堂二樓召開政治局常委會。主要議程：

一、審議《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清樣；

二、研究毛主席紀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保護措施。

因部分文獻需要改動，請姚文元同志列席會議。

中共中央辦公廳

汪東興（簽字）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

姚文元看完通知後有些猶豫，覺得此事有些“出格”。他認為“出格”的理由：一是他不是政治局常委，過去除曾以毛澤東秘書身份列席過這樣的會以外，從來沒有一次這樣正式地通知他去參加。在毛澤東主席逝世後不久，就通知他去列席這樣的會議，似乎有點“突然”。另一個“出格”的地方是開會的地點。過去開這樣的會議，大都在紫光閣、頤年堂、勤政殿這幾個警衛嚴密的地方，而這次僅有四個人參加的常委會，卻選在了那麼大的懷仁堂。姚文元對這次“會議”的召開表示了懷疑，他裝出一副平常工作時的樣子，試探著問機要秘書：“小郭，你看今晚上這個會我去開嗎？”機要秘書的回答是肯定的。姚文元又試探著問：“這是政治局的常委會，我又不是常委，他們為何非讓我去參加呢？”機要秘書說：“這不是明擺著的嗎，現在只有四個常委了，怎麼表決？我聽人說，洪文同志講了，常委要進人就是按名單輪也該輪到你了。”一種對權力的渴望，讓姚文元模糊了之前的疑慮。為了穩妥，姚文元還是決定去找一下張春橋，再將情況弄清楚些。見到張春橋，他得知張春橋同樣也接到了這份會議通知。姚文元向張春橋談出自己的想法，一向被稱為“軍師”的張春橋卻笑他太多慮了，並對他說：“你為何不能參加呢，現在你不是常委，可十年前你是什麼，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現在已經在政治局幹了這麼多年，事物從來都是發展的嘛。”接著，張春橋又舉起幾根手指說：“這四個行嗎？怎麼也得是個單數。”張春橋的話雖然使姚文元看到了自己的“前程”，但他還是很謹慎地問：“那就江青同志吧，她是主席的夫人，在國內外也有影響。”張春橋不以為然地說：“她這個政治局委員能不能保住都還是個問題呢，因為現在主席不在了。”這是姚文元最擔心的事情，他得靠著江青這棵“大樹”才能“生長”，一旦這棵“大樹”轟然倒下，那他的後果將不堪設想。他對張春橋說：“如果真有那麼一天，我就帶著老婆孩子回上海去。”張春橋覺得姚文元的話有些可笑，太書生氣了，真要到了“那麼一天”，還能讓你回上海？張春橋說：“真要有那一天，我就讓老婆孩子帶著我的骨灰回上海去。”

在這種複雜的心態下，姚文元於10月6日晚7點40分，從家裏驅車前往懷仁堂。姚文元是繼張春橋、王洪文之後最後一個來“開會”的。到達懷仁堂後，他被人領到了東廊的休息室。這時，中共中央警衛局政委武健華走了進來，向他宣讀了中央決定。令人沒有想到的是，當聽完宣讀後，姚文元並沒有像王洪文一樣窮兇極惡地向對方撲來，而是表現得很平靜，他沒有一絲反抗，也沒有爭辯，只說了一聲“走吧”。早已作好了準備的行動人員領著姚文元出了大門。

姚文元在面臨覆滅時所表現出來的冷靜，遠遠超過了“四人幫”的其他三個人。這樣的情況下，只能說明姚文元早已預料到了這一天。從此，他將自己與其他三個同夥不同的個性，以及對文字和語言極強的駕馭能力，用在了另一個地方，這個地方就是法庭。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有關法律，被告人有聘請律師為自己辯護的權利。在“四人幫”中，只有一個人對請律師的事情很感興趣，這個人就是姚文元。除了律師之外，姚文元與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其他成員不同的一點就是，他在法庭上死守著一道防線，千方百計為自己的罪行辯護。

法庭上的百般狡辯

1980年12月8日，第一審判庭審問姚文元。

審判員史笑談問姚文元：“起訴書指控你誣陷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是一個極其狡猾、陰險的反革命兩面派’，‘是無產階級最危險的敵人’，‘上海黨內組織了以他們為總頭目的資產階級頑固堡壘’，這是不是事實？”姚文元的回答令人一驚。他說：“我在1967年1月到上海的時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我對上海市委的領導人，有過攻擊的言論……起訴書上說是張春橋、姚文元是這麼講。講話只能是一個人講，究竟是張春橋講，還是姚文元講，起訴書裏邊沒有說清楚。”接著，姚文元就對起訴書上的一些“沒有說清楚”的提法，從文字上為自己進行了辯解。

面對姚文元在文字上的故意挑釁，法庭宣讀了經姚文元和張春橋審定的《評陳丕顯的五次檢討》：“該文第一頁中說：‘中國赫魯曉夫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在上海的代理人、上海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派陳丕顯、曹荻秋、楊西光之流……’該文第二頁中說：‘這一小撮無產階級最危險的敵人’。‘陳丕顯是一個極其狡猾、極其陰險的反革命兩面派’。該文第十二頁中說：陳丕顯‘靠了他那一套反革命兩面派的權術’，‘在上海黨內組織了以他為首的資產階級頑固堡壘’。”接著，法庭又宣讀了張春橋1967年12月12日在這上面的批語：“已閱，等姚文元同志意見來了以後，就可以發表。退徐景賢同志。”這樣的證據可以說是很充分了。可是，姚文元卻又提出了新的問題。他說：“這一篇文章不是我去組織的，是他們上海市委組織文章送到北京來的……既然我審閱過，那麼我負審閱過的責任。”他接著說：“我現在記不起來我審閱之後提了什麼意見，反正以事實為標準。但是裏邊講的陳丕顯同志是反革命兩面派等等，這一些，那是文章的話……”姚文元怕自己的辯護會引起負面的反感，最後又在結尾時不得不點了一下。他說：“這些攻擊當然是錯誤的……”他又說：“我在這裏向陳丕顯同志和其他市委領導同志，還有上海市、區、基層的廣大幹部、工人、知識分子道歉。”審判員針對姚文元的辯詞向他提問：“你審閱過，你應不應該負責？”姚文元回答說：“我審閱過，應該負的責任是審閱的責任。但是，那個審閱文章中的觀點並不能都代表我的觀點，我沒有講過這些話。”法庭針對姚文元的狡辯，又宣讀和投影了徐景賢1968年1月16日在《評陳丕顯的五次假檢討》上的批語：“春橋同志：此文已在你的第二次修改稿上，根據姚文元同志的意見，將涉及中央會議的提法盡行刪去。我的意見可以發表了，請你最後閱定。景賢1月16日。”宣讀後，審判員問：“那篇文章裏邊，其中涉及到中央會議的一些內容，你建議刪掉，這是事實。但是這篇文章裏誣陷陳丕顯那麼多，你建議了沒有，你刪了沒有？那你為什麼不刪這個呢？”審判員這麼一問，正好擊中了姚文元的要害，他那光光的頭晃了幾下，一下子沒有辯護的詞語。在事實面前，姚文元只得承認了事實。他說：“那是我犯了錯誤嘛，犯了錯誤我承擔這個責任。”狡猾的姚文元，在整個法庭上始終嚴守著一道防線，那就是只認錯，不認罪。 　　在預審和法庭的審判過程中，姚文元始終表現出一副憨厚的模樣。他時而用手摸摸光禿的頭頂，時而又用手抹一把臉上浸出來的汗水，然後瞪著一雙金魚眼睛看著法官，外表上使人覺得此人很“老實”。在回答法官的問話時，他有些結巴，口吃而不能暢言。可是回答時卻是每句話都經過深思了的，同時吐字很慢，但很清楚。

在預審中，當被問到有關天安門事件中，將那麼多悼念周恩來總理的人參加的活動定為“反革命事件”是不是錯了時，姚文元一開始就承認說：“錯了，肯定是錯了。”為了證實自己的態度，他又補充說：“特別是還把這事情栽在鄧小平頭上，那太不合事實了，這跟他無關，這是錯了。”姚文元說：“當時，是毛主席定下來的，大家都遵照去做了，也沒有辦法。”姚文元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將自己的責任全部都推掉。在這件事情上，“四人幫”的其他人的交待和當事人的揭發，卻是另外的一個樣子。

審判員向姚文元當面出示了1976年4月4日晚，由他親自批改的《人民日報》內部情況的小樣。文章裏早已將天安門事件定性為“反革命事件”。正是姚文元一夥人炮製的虛假情況，混淆視聽，才導致了後來決策上的錯誤決定。接著，預審人員又出示了當時他寫的日記。日記稱：“黨內那個死不改悔的走資派，要把另一個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扶上臺”，並聲稱天安門事件為“反革命”，“要鎮壓”，“要殺人”。面對鐵證，姚文元只能承認自己在思想上與“沉痛悼念周總理，憤怒聲討‘四人幫’”的群眾是對立的，自己在這件事情上“罪行嚴重，罪行嚴重”。這是姚文元在被捕之後的整個審判過程中，首次承認自己有罪。

無法辯掉的罪責

姚文元由於耳朵聽力不太好，在法庭上需要戴耳機。有時他就裝聾，當審判員問他時，他常反問對方“什麼事？”，還不停地要法庭的審判員“再重複一次”。這看起來是一件小事，但在極端嚴肅的法庭上，這一方面為姚文元的思考爭取了時間，另一方面也無形中削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