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啟動海外追逃國家行動

在國內強力反腐的同時,中國官方還加緊了海外追緝外逃貪官的步伐。高層試圖震懾那些“貪飽就跑,一跑就了”的貪官:海外不再是避風港。

2014年以來,打擊外逃貪官工作被放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

7月22日,公安部一場代號為“獵狐2014”旨在緝捕外逃經濟犯罪嫌疑人的專項行動正式啟動,這被視為中共密集反腐動作的最新舉措,其用意十分明顯:在痛打國內貪官的同時,開抓已經外逃海外的“脫網之狐”,從而進一步形成反腐合圍之勢。

“即使犯罪分子逃到天涯海角,也要將其緝捕歸案,繩之以法。”在7月22日的電視電話會議上,公安部副部長劉金國說。

語焉不詳的外逃貪官數據

“獵狐2014”行動掀起了從內到外的追逃旋風。分析人士認為,這項明顯帶有國家反腐意志的行動背後,是中共高層對腐敗零容忍的強硬表達。高層借此震懾那些“貪飽就跑,一跑就了”的貪官。

外逃貪官在中國早已臭名昭著。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甚至已經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貪官一條街”“腐敗子女村”,令中國政府好不尷尬。

不過,貪官外逃長期以來一直是個敏感話題,究竟有多少外逃貪官,官方語焉不詳。而民間和學術界則多有議論,版本眾多。儘管各版本給出的數據存在差異,但外逃貪官數量介於4000~18000人之間。

中國貪官與國企職務犯罪嫌疑人外逃始於上世紀80年代末。1996年6月,號稱“距中南海最近的企業家”、武漢長江動力集團公司董事長于志安外逃,此事轟動一時。此後,貪官攜大量資金外逃現象進入公眾視野,但一直未有系統性研究結論出現,輿論亦波瀾不驚。

直至2003年,中國外逃貪官數據方在學術界和民間出現。《半月談》6月上半月刊統計稱,中國至少有4000名貪官,攜款50億美元外逃。

2004年,中國商務部研究院的研究報告《離岸金融中心成為中國資本外逃“中轉站”》中給出的數據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外逃貪官數量約為4000人,攜走資金約500億美元,人均卷走1億元人民幣”。此後,媒體大多引用此數據。有意思的是,該數據六年後突然被否定,直到2011年卻又再度被大量引用。

2008年6月,央行在題為《我國腐敗分子向境外轉移資產的途徑及監測方法研究》的課題報告中,援引社科院的一份調研資料披露,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外逃黨政幹部,公安、司法幹部和國家事業單位、國有企業高層管理人員,以及駐外中資機構外逃、失蹤人員數目高達1.6萬至1.8萬人,攜帶款項達8000億元人民幣。

這組數據相較於商務部的數據,外逃貪官數量翻了4倍半,攜款金額則翻了一倍。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在2013年10月曾披露,2008年至2013年,共抓獲外逃貪汙賄賂犯罪嫌疑人6694名。這是官方首次給出的外逃貪官被抓獲的數據。由此推斷,外逃貪官的數量應該接近社科院的數據。

然而,中國到底有多少外逃貪官,目前依然沒有官方權威數據,學術機構的數據忽高忽低,愈發顯得撲朔迷離,以至公眾寧願傾向於相信比較高的數據。

中紀委此前通報,僅2013年中秋和“十一”兩個假期,出境的公職人員中有 1100人沒有按時返回,其中714人確定為外逃。今年2月,中國社科院發佈的法治藍皮書做出預警性判斷,認為2014年腐敗公職人員外逃現象可能還將加劇,特別是前期已經有關係人和資金在境外的公職人員,外逃機會增大。

勿庸置疑,從公眾觀感來看,外逃貪官數量不斷在增加。

“逃歸逃,抓歸抓。”公安部“獵狐2014”行動辦公室負責人劉冬告訴《中國新聞週刊》,按照公安部海外追逃總體部署,專項行動根據工作動態適時調整,追逃節奏會進一步加快。

公安部“獵狐2014”行動,只是強力部門揮出的第一劍。7月25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緊隨公安部祭出殺招,成立國際追逃追贓和違法所得沒收工作協調領導小組,加大對重點案件的督辦力度,並健全潛逃境外人員數據庫。

在公安部、最高人民檢察院啟動淩厲追逃攻勢之後,中紀委又部署了一系列組合動作。

中紀委牽頭破局

事實上,中國的海外追逃很早就已經開始。自從有職務犯罪嫌疑人出現外逃,中國政府對他們的緝捕就沒有停止過。

1998年,公安部經濟犯罪偵查局成立,追逃一直是其任務之一。由於負責海外追逃的權力分散在紀委、檢察和公安機關,同時還涉及國安、外交、銀行、海關等機構,受此多頭權力架構掣肘,追逃總是各自為戰,結果不甚理想。

此次海外追逃,中紀委處於核心位置並發揮主導作用。對於中紀委主管的案件,由中紀委負責牽頭、外交部引渡、司法部負責提供司法協作、公安部負責人員押送,而在相應需要的環節,最高法和最高檢也會介入。

眾所周知,中紀委統率國內反腐大局,但牽頭境外追逃,則始於今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在中央紀委三次全會上強調,“要加大國際追逃追贓力度,決不讓腐敗分子逍遙法外,給妄圖外逃的腐敗分子以震懾。”

3月,中紀委內部機構調整,外事局與預防腐敗室整合為國際合作局,該局具有組織查辦案件的職能,意味著中紀委明確了加強國際合作的對外反腐追逃思路,加強海外追逃追贓力量。

5月,中紀委專門召開中央國家機關有關部門國際追逃追贓工作座談會,最高法、最高檢、外交部、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 、央行等8個以上的相關部門參會,這是中央相關部門首次以座談會形式,就國際追逃追贓工作進行協商和交流。

此前公安部、最高檢等部門也曾組織過小型會議,但因機構平行,難以形成合力。而此次層級之高,規模之大,前所未有,打破了以往打擊外逃貪官各自為戰的局面。據悉,中紀委已建立專門的境外緝捕部際聯席會議機制,同時還授權最高檢察院協調境外追贓工作的開展。

由於中紀委的強力協調與督辦,在海外追逃的同時,從去年也加大了對官員出境的管控。

2013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組織部印發《關於進一步做好領導幹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工作的通知》,要求進一步做好領導幹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工作,而這當中就包括:子女移居國(境)外、從業、個人收入、房產、投資等。

2014年1月1日的修改後的《國際收支統計申報辦法》正式施行,該辦法新增了“要求擁有海外金融資產、負債的中國居民個人,應按照國家外匯管理局規定申報相關情況”的規定。

分析人士認為,這些規定顯然是針對中國腐敗官員將資產轉移海外,並切斷金融資產流失到國外的路徑。與此同時,公安部反洗錢中心、國家外匯管理局等部門加大了對地下錢莊、涉嫌洗錢的可疑賬戶打擊和監管。

針對“裸官”,中共中央2014年1月印發的《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明確規定,對配偶已移居國(境)外,或者沒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 )外的,不得列入考察對象。這意味著一旦被確認為“裸官”,仕途基本無望。此舉被認為是目前中央層面治理“裸官”最嚴厲之舉。

而地方政府也在不斷嘗試各種管治措施。北京市5月開始對領導幹部因私出國(境)進一步收緊,處級以上幹部因私出國(境)一般不批准,特殊情況需要經過嚴格程序審批,多個單位還要求處級以上幹部上交因私護照,進行集中管理。

北京市進出境管理處袁姓退休官員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出入境管理部門掌握處級以上幹部申領因私護照的數據和名單,凡辦理過因私護照均有備案,加之數據系統聯網,官員出境已非易事。

中美加快反腐對話

北美歷來被視為外逃天堂,貪官外逃目的地首選美國,海外追逃無法繞開美國。

8月11日,公安部國際合作局局長廖進榮證實,美國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犯罪嫌疑人逃避法律制裁的頭號目的地,有逾150名經濟犯罪嫌疑人目前仍在逃美國,其中許多牽涉腐敗犯罪。

值得注意的是,這番講話是在北京舉行的2014年APEC會議第三次高官會議期間。中國是今年APEC輪值主席國,故中國監察部則擔任反腐敗工作組主席。中國與美國及亞太國家在長達21天的會議中,多場會議均與反腐相關。

更重要的是,中國借此機會推動了APEC反腐敗執法合作網絡(ACT-NET,以下簡稱:反腐合作網)的建立。反腐合作網由APEC各個經濟體的反腐敗和執法機構人員組成,在APEC反腐敗工作組框架下設立,旨在加強以追逃追贓為重點的個案合作、經驗分享和能力建設。

據瞭解,建立反腐合作網構想於去年12月。中國的這一倡導得到了美國的支持,此機構的秘書處設在中國上海,美國擔任聯合主席。在8月22日的記者會上,美國APEC高級官員王曉岷表示,中方在反腐敗這一議題上表現出了領導力。

中國對反腐合作網寄予厚望,特別是中美在反腐敗和反賄賂上展開密切合作,中國希望在交換案件信息、追緝外逃貪官、追繳腐敗資產等方面取得明顯進展。

隨後有消息稱,為了將更多在逃境外的經濟犯罪嫌疑人緝捕歸案,中國公安部正在努力與美國司法機構安排年度高級別會議。美國司法部一名發言人回應說,該部官員將於今年12月在美中聯合執法聯絡小組的框架下與北京方面會晤。

王曉岷坦言,中美之間存在因司法體系不同而導致的分歧,主要分歧在於當美方向中方移交相關人員時,美方希望確保嫌疑人的權利能夠受到保護。為此,中美雙方需要更多地展開合作,建立對彼此司法制度的信心。在具體追逃追贓方面,中美雙邊也已經有很多合作,並在一些案件上取得進展。但他拒絕透露詳細案情。

事實上,早在今年6月間,中美兩國就《美國海外賬戶稅收合規法案》的實施達成一項初步協議。該協議的核心是兩國互通公民海外個人賬戶信息。觀察家們認為,此項協議對中國正在進行的反腐提供了數據支持。

不過,如果把海外反腐追逃完全寄託在此協議上並不現實。分析人士稱,一些官員的親屬到海外後身份變得複雜,並不一定仍是中國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