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昨日會見代表他出席北京「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蕭萬長，並委託蕭萬長向習近平傳話，強調兩岸和平發展仍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基礎上穩中求進，不會有任何改變。馬英九還表示，四年前與中國大陸簽署《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即「ECFA」）後，台灣也與一些國家簽署了自由貿易區協議。而與中國大陸洽簽協議有的還在進行，有的簽了還沒通過。這次在「APEC」，蕭萬長有機會和中國大陸領導人碰面，希望讓中國大陸了解，兩岸在許多合作方面繼續進行、加強。他相信這次會議對整體經貿利益或兩岸關係都有正面幫助。

此顯示，在兩岸關係發展經歷了系列風波之後，馬英九已經靜下心來，有心予以修補，恢復以往凱歌行進的態勢。畢竟，在內政接連受挫，要在餘下一年多任期內「回天」已是有心無力，唯有兩岸關係才是馬英九的政績「亮點」的情況下，馬英九已經驚悟到絕不能連這道「救命符」也在自己的手中給丟掉。因此，趁著蕭萬長代表自己出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並將會按慣例與習近平會面的難得而又及時的機會，向習近平表達自己的心跡，希望兩岸關係恢復以往的常態，讓自己能夠避免「萬事空」地卸任。

而在此前幾天，習近平在古田會議舊址主持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後，到平潭視察並與部分台資企業負責人交談時指出，大陸改革開放，兩岸合作是其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些年，台資企業助推了大陸改革和發展。現在和將來，兩岸經貿合作仍然十分重要，希望台灣企業家一如既往，為兩岸經濟交流合作和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多作貢獻。習近平還表示，大陸市場很大，完全容得下來自台灣的商品，完全容得下來自台灣的企業家。我們要從各方面搞好服務，繼續為台商創造良好投資環境。這也顯示，大陸方面更是有意為前段時間「感冒發燒」的兩岸關係降溫。

正如馬英九的摯友，並在馬英九上台就出任「國安會」秘書長的蘇起所言，兩岸關係罹患「小感冒」，未到真正生病的程度，還來得及彌補，希望透過蕭萬長和陸委會主委王郁琦十一出席「APEC」期間和對岸溝通，及早化解最近一些問題。蘇起還強調，和平發展對台灣和中國大陸都很重要，一定要維持住，「這些事情出來了，就要面對它、處理它、然後放下它，不要讓它持續下去」。

實際上，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軀體仍然健康，目前只是患了感冒，只要調理好，就能恢復健康。前一段時間有點發燒，施行了一些治療辦法，在出了一身熱汗之後，就痊癒了。畢竟，即使是在大陸方面，也不願小病不治而釀成大病。但又不能眼看到出現了一些邪門歪道，而不理不管。現在既然連台灣方面也已經意識到了，並開始進行「糾偏」，也就「見好就收」。

從種種跡象看，台灣方面還是有誠意的，因而在對參與北京「APEC」人員安排的問題上，進行了認真的考量，避免再節外生枝。比如，最初「外交部長」　林永樂在「立法院」答詢時表示，中華台北是由「經濟部長」杜紫軍及「國發會」主委管中閔會出席北京「APEC」的雙部長會議；但後來今天杜紫軍則表示，管中閔已由「金管會」主委曾銘宗所取代。不過，從昨日的陣容看，仍是由杜紫軍和管中閔出席雙部長會議，而此二人再加上陸委會主委王郁琦，作為蕭萬長的顧問陪隨出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及「習蕭會」。

為何中間曾經對管中閔參加「APEC」有所疑慮？顯然就是擔心將會節外生枝，搞砸這個極為難得的台灣方面出席在中國大陸舉行的「APEC」年會的機會。這是因為，本來「APEC」的雙部長會議，是由各經濟體的商務部長和外交部長參加。而按照一九九一年「南韓備忘錄」的精神，中華台北出席「APEC」雙部長會議的人員，不能有「外交部」的正副部長，但可由經濟領域的其他部長代之，因而以往多是「財政部長」或「經建會」主委取代「外交部長」出席。而另按一九九三年的「西雅圖模式」，中華台北只能由經濟領域的部長級官員，作為其領導人的代表，出席領導人非正式會議，而台灣方面也一直有遵守這項規定。

但在於二零零一年在中國的上海舉行「APEC」年會時，陳水扁不但是提出由自己親自出席領導人非正式會議，還堅持要由「外交部長」出席雙部長會議。這些非分要求當然是受到了抵制。而陳水扁卻像小孩子吵架一樣，負氣乾脆兩個會議都不派人出席，結果成為台灣方面唯一缺席「APEC」年會的記錄，而且還是具有特殊意義的在中國大陸舉行的年會。據說，後來陳水扁對此後悔不已。

基於這個經驗教訓，台灣方面對又一次在中國大陸舉行的「APEC」年會，就十分慎重。儘管馬英九曾經不顧這是實質性的國際場合，多次放話要求親自出席在北京舉行的「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並籍此機會實現「習馬會」，但在遭到拒絕後，台灣方面對其出席雙部長會議的人選，還是較為慎重的。本來，原來也曾以取代「外交部長」身份出席的「經建會」主委，在「經建會」已與「研考會」合併改組為「國家發展委員會」後，其中的「國家」二字就曾令台灣方面擔心北京會質疑是凸顯「國與國關係」，因而才有杜紫軍曾一度所言的，「國發會」主委管中閔已由「金管會」主委曾銘宗所取代。但可能是經過分析研究，「國發會」的「國家發展」，是指內部建設，與大陸地區的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相對應，亦即並非屬於「外交」領域，沒有違反一個中國原則之虞，因而又回到以往的常規。實際上，管中閔的最後能夠得以成行，相信也曾與北京溝通過。惟經此過程，也可揣見台北方面確實是十分珍惜這次在北京舉行的「APEC」年會的機會，不願重蹈陳水扁的覆轍。

無論如何，既然自二零零八年之後，每年的「APEC」領導人非正會議過程中，大陸領導人都會會見台灣方面的領導人代表，並已形成了慣例；又既然今年的「APEC」年會是在中國的北京舉行；更既然習近平有意在兩岸關係領域建立「新常態」；因而「習蕭會」是肯定會舉行的。而且，也需在一定程度上，安撫未能實現「APEC習馬會」意願的馬英九。而在此情況下，作為蕭萬長顧問的杜紫軍、管中閔和王郁琦參與會見，也就順理成章。而且，在其後的杜紫軍與大陸商務部長高虎城，王郁琦與國台辦主任張志軍的「對等對口」會面，也將是應有之義。這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回到常態的一個重要標誌。

但馬英九在會見蕭萬長時，重提「九二共識，一中各表」，這後一個概念卻是「畫蛇添足」之舉，倘蕭萬長果真向習近平完整傳話，可能會引起不愉快。因為在兩岸而言，「九二共識」具有共同的交集點；但對「九二共識」的具體內容，則有不同理解，大陸方面是「一中不表」，台灣方面是「一中各表」。既然有分歧，就應將分歧的內容模糊化，過去也是這樣做的。在台灣的「地盤」可以自說自話，但在雙方共同的場合則宜模糊分歧。希望蕭萬長在傳達時，要謹慎以對，尤其是在習近平最近已經重申「一國兩制」的情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