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公白瑞生，1921年出生於陝西省清澗縣一個名為石嘴驛的小山村裏，1937年參加革命，曾在清澗縣委、綏德地委任職，1950年調入新組建的中共陝西省委，歷任陝西省委書記處辦公室副主任、省委辦公廳主任，中共陝西省委副秘書長兼省委辦公廳主任。文革期間，被捲入號稱“陝西一號大案”的“整理毛主席黑材料案”，並因此被陝西省革委會政工組以“軍事監護”的名義關押監禁在西安市建國路七十三號院，受盡折磨。外公晚年時曾多次對我談起此案的前因後果，現根據我的記憶，和手頭的部分資料，將這一事件的來龍去脈記錄下來，以供史家參考。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參加此次會議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及地委、縣委、重要廠礦企業和部隊的負責幹部7000多人(因此又稱“七千人大會”)。這次會議的主要目的是：總結經驗，統一認識，加強黨的民主集中制，切實貫徹調整國民經濟的方針。在這次大會上，毛、劉、周、朱、陳等黨和國家主要領導同志都講了話，尤其是毛澤東，在講話中系統闡述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強調了發揚民主、堅持民主集中制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極端重要性．他批評一些黨委第一書記個人專斷、一人說了算的，還就近幾年工作中出現的錯誤作了自我批評．反復說服與會代表要講意見，他說：“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分，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們這幾年工作中的缺點、錯誤，第一筆賬，首先是中央負責，中央又是我首先負責;第二筆賬，是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的;第三筆賬，是地委一級的;第四筆賬，是縣委一級的;第五筆賬，就算到企業黨委、公社黨委了。總之，各有各的賬。”“要發揚民主，要啟發人家批評，要聽人家的批評。自己要經得起批評。”，並提出“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辮子”，大家要“白天出氣，晚上看戲”。當時擔任陝西省委副秘書長的外公也參加了這次共和國史上極為重要的會議。大會結束後，參加七千人大會的陝西代表回到西安，傳達會議精神時，省委第二書記趙守一為了打消怕秋後算賬的顧慮，還提出在會議討論時各組只記意見，不記發言者的姓名。陝西省委的會議傳達討論，則以簡報形式向西北局彙報，最後形成上報中共中央的第119號、120號文件。
當時參加省委傳達討論會議的各地、各部門與會代表在會議中討論最多的問題，還是圍繞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是否正確，是否要堅持，對大煉鋼鐵、高指標、高徵購、公共食堂、瞎指揮、亂吹牛等問題則議論更多，會議上也提出了對中央領導人，特別是主管農業的譚震林、主管財貿的李先念進行了指名道姓的批評，對毛、劉、周、朱等中央主席、副主席也有部分批評意見。討論中提出對毛澤東的兩條意見，這兩條意見是：（1）毛主席講“人民公社好”，全國上下就一哄而起；（2）毛主席講“豬為六畜之首”，提意見人覺得還是牛在六畜中的作用最大。對劉少奇也有一條意見，劉少奇在寶成鐵路開工奠基儀式上講話，說寶成鐵路用大吊車吊也要從寶雞吊到成都去，提意見人覺得劉身為國家領導人，應該講話注意些。後來陝西省委辦公廳在整理時，覺得劉少奇的講話只是表達無產階級勞動者的氣魄，不必太過認真，於是就在形成文字時刪除了這條意見，而將對毛澤東的兩條意見寫到文件中，據當事人回憶，當時共整理兩份意見，一份是專門對中央領導人的意見和建議，一份是針對陝西省委和西北局領導同志的意見和建議，這些意見與建議由專人整理，形成文字後經陝西省委常委審閱，上報西北局和中央。
文化大革命中的1968年3月，工宣隊進駐原陝西省委機關，在與省委辦公廳“大聯委”一起組織人員清查所謂“舊省委”的檔案中，發現這份報告的手抄件，如獲至寶，在當年的十月四日，省委辦公廳鬥批改領導小組開會，研究深挖階級敵人的問題時，將“給毛主席整理黑材料”列為重點清查內容，大抓所謂“整理毛主席黑材料事件”的“黑手”，將原陝西省委第二書記趙守一、省委秘書長劉邦顯和擔任省委副秘書長、辦公廳主任的外公白瑞生，以及參與整理簡報、起草文件的幹部調回省上，專案查處，不僅如此，專案組還擴大到要省委各常委檢查交代，省委各部、委、西北局各部、委也要揭發追查這一問題。據說還打算將參加會議的地、縣和廠礦企業事業黨委的辦公室主任集中到西安，辦一個300多人的學習班，深挖發言者，不知何故，這一學習班並未辦成。
1968年1月9日，省委辦公廳鬥批改領導小組在會議上研究並確定，用十天的時間，舉辦清查“整理毛主席黑材料”案件的專題學習班，接受學習班審查的不僅有我的外公白瑞生和時任省委辦公廳副主任的杜魯公，以及參與整理文件的省委辦公廳幹部張克儉，竟然還有與此案毫無牽連的我的外婆張鳳英。學習班採取對待敵人的手段，強令他們交代問題，還進行了所謂的分化瓦解，搞的人人自危非常緊張。學習班結束的當天，還舉辦了名為“徹底清算趙守一整理黑材料，瘋狂反對毛主席的滔天罪行”的鬥爭大會，駐省委機關工宣隊指導員在大會上講話，肯定了這個專題班的所謂經驗，後來還多次向外單位介紹。學習班結束後，省委辦公廳工宣隊鬥批改領導小組還寫了《關於徹底清查一九六二年趙守一之流惡毒攻擊毛主席的嚴重反革命事件的情況報告》，上報省級機關工宣隊和陝西省革委會，《報告》中將此一事件定性為“惡毒攻擊毛主席的嚴重反革命事件”，並詳細列舉了事件經過和牽連到的每一個人的責任。同一天，省委機關工宣隊、鬥批改領導小組編的《簡報》第二十二期刊登了題為《用毛澤東思想辦好專題學習班》的文章，並在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的《陝西日報》頭版頭條刊載文章，公開把這一問題定為“嚴重反革命事件”，將省委第二書記趙守一、省委秘書長劉邦顯，副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白瑞生和省委辦公廳副主任杜魯公說成“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反革命分子”、“最頑固的階級敵人”。
時任陝西省革委會的負責人也抓住此案大做文章，將此案當作陝西省“一號大案”上報中央，並提出要深揭深挖黨政機關階級鬥爭的鬥爭蓋子，要挖所謂的“三條黑線”，即劉（少奇）、鄧（小平）反革命修正主義黑線；彭（德懷）、高（崗）、習（仲勳）反黨集團黑線，胡（耀邦）、趙（守一）、李（啟明）反革命修正主義黑線，“五個黑窩子”（即西北局、陝西省委、陝西省委辦公廳、陝西省委宣傳部、陝西省人委辦公廳），要“揪黑手、查幕後、抓大頭”。大肆宣揚“舊省委機關挖出一起嚴重的反革命陰謀案件”，說此一事件是“原省委一小撮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精心策劃的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嚴重反革命事件”，將外公形容成“一個反革命骨幹分子，惶惶不可終日”,並將原本就扣上“胡（耀邦）、趙（守一）、李（啟明）的黑幹將”、“三反分子”的外公關押在原陝西省作家協會的建國路七十三號院內，美其名曰“軍事監護”，實則以無產階級專政對付敵人的手段來非法羈押審訊外公，“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一同被關押在七十三號院被的還有原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陝西省委第二書記趙守一，陝西省委書記處書記、省長李啟明，原陝西省委第二書記、省長，後調任全國人大常委會任副秘書長的趙伯平，省委書記處書記、西安市委第一書記張策、西北局委員、財貿辦公室主任戎子和等一大批高級幹部。根據一九七九年陝西省委《關於“七十三號問題”的調查報告》稱，“七十三號”實際上是個監獄，是用法西斯的一套辦法管理的，凡是關進“七十三號”的都以敵我矛盾論處，完全限制自由，每個人單獨關押，相互不許見面，即使見了面也不准說話。早晚兩次“放風”，每個被關押的高級幹部都編了號，只許叫號不許叫姓名，外調、談話被稱為“提審”，有專門的提審單和審訊室。夜間睡覺通宵開燈照明，以便監視。“七十三號”不許家屬探望，沒有通信自由，伙食標準極低，管理差，被關押在七十三號的高級幹部普遍吃不飽、餓肚子，很多人甚至浮腫，甚至隨意被搜身，任意體罰和打罵。
時任陝西省革委會主任的李瑞山和省革委會副主任、二十一軍軍長胡煒對“整理毛主席黑材料案”緊抓不放，認為是放了一顆“原子彈”，在多次大會上說一九六二年給毛主席整理黑材料的問題，全國各省市都有，以西北最為嚴重，而西北又以陝西的情況最嚴重，此案是一起極其嚴重的反革命事件。所有涉及此一事件的幹部全成為旁人眼中千古不赦的罪人，成了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分子。在“一打三反”運動中，陝西省革委會將此案上報中央，據西北局的軍代表傳達，周恩來總理將此一案轉呈毛澤東，毛指示：“（19）62年我講過話，讓給中央提意見，此事不要再追究。” 1971年“九‧一三”事件發生後，陝西省革委會派人赴京彙報陝西省經濟工作的領導幹部的問題時，周恩來、李先念詢問原陝西省委常委、省委秘書長劉邦顯的問題時，省革委會領導講劉的問題嚴重，涉及“整理毛主席黑材料案”。周恩來嚴肅地說：七千人大會的問題，毛主席講過多次，當時是中央佈置讓各省提意見的，是黨的組織原則允許的，陝西怎麼還揪著這個問題不鬆手！陝西省革委會從此不再提此案，逐漸將有關檔案材料封存。一九七一年陝西省革委會專案辦公室在《關於白瑞生犯走資派錯誤的審查報告》中，在“主要問題”中指出“宣揚傳播原省委一小撮走資派所販賣的復辟資本主義的黑或”，“包庇、幹擾破壞習仲勳反黨集團案件的清查”，但絲毫沒提到所謂的“整理毛主席黑材料案”。而當外公問起此案的處理結果時，省革委會專案組辦案人員回答，此案“事出有因，查無實據”，當初審查你是革命需要，現在解放你也是工作需要，希望你本人要正確對待。根據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陝西省委辦公廳印發的第167號《送閱件》中《關於所謂“惡毒攻擊毛主席的反革命事件”冤案的調查報告》中披露，原陝西省革委會專案辦負責人講過，（此案）是毛主席否定的，並在一九七四年四月指示，“六‧二事件”（即所謂整理毛主席黑材料事件）材料銷毀不存。故在涉及這一事件的趙守一、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