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回想起我們在被窩裡翻滾的時候”

七十年代初我在部隊，我們的文化幹事因為長得黑，大家都叫他杜黑子。杜黑子能幹，那個時候的文化幹事，實際上是部隊一切大型活動的組織者。部隊的每一項集會井井有條，繁複有序，和杜幹事的調度當然分不開。人們調笑他是“吹拉彈唱，打球照相，迎來送往，佈置會場，首長講話，帶頭鼓掌”。偏偏杜黑子的老婆是農村婦女，兩人沒話說。杜黑於很快結識了唐山市的一個女大學生，兩人書來信往，不久成了相好。文化人交好，免不了互傳情書，打情罵俏的。

有一陣，杜幹事的信多了起來。那時的個人，沒有私密空間可言，家信也經常亂拆了傳看。一天杜幹事又來了信，政治處李幹事帶頭起哄:“拆開大家看!”拆開念了沒幾句，李幹事愣住了。原來，這是那個女大學生寫給杜幹事的情書，深情回想他們交歡的經過。有句話說:“每當回想起我們在一個被窩裏翻滾的時候，我總是感到無限甜蜜。”此信白紙黑宇，鐵証如山。李幹事手把朋友隱私，尷尬慌亂。依照那時的規矩，這類事情是絕不能隱瞞組織的。李幹事於是持信向組織舉報。姦情敗露，輿論大嘩。“每當回想起我們在一個被窩裏翻滾的時候”作為名言傳遍部隊。在“司政後”三機關的聯合批判會上，團長幾次宣讀“被窩翻滾”的原話，大罵杜黑子“不要臉”。當年他就被處理複員。

如果僅從字面上看，“作風問題”這個詞兒並沒有一點肮臟的意思。但誰也知道，它是一種指代。它是“不正當男女關係”的代稱，特指那種男女之間的暖昧關系甚至姦情。這個詞兒的出現和使用，令人不解。我們曾經使用過 “三八作風”，指的是“三句話八個字”，這是兼任抗大教育委員會主席的毛澤東為學校制訂的教育方針和校訓。“三句話”就是: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八個宇”是:團結、緊張、嚴肅、活潑。解放軍至今還要求“作風過硬”，這裏的作風顯然不含貶義。什麼時候起，“作風問題”包含了“耍流氓”、“搞破鞋”這樣不堪的含義呢？“作風問題”的兩種用法，大體上是從革命根據地沿用過來的。八路軍幹部進了城，根據地的語言成為強勢語言，“作風問題”的使用，很快也就從革命隊伍內部普及到大眾。尤其是公職人員，一說起“作風問題”，大家都約定俗成地知道它指的什麼。

也就從這時起，誰要是沾上“作風問題”，誰就會惹上一身騷氣，聲名狼藉，威望掃地。同理，作風正派也就成了組織和群眾最有價值的褒獎。正人君子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面對男女之間的交往，生怕招惹某些嫌疑，落下閑話。

那時對性越軌行為的處理，有時竟然到了“一棍子打死”的程度。即使作為人的生理需求，肉體發育，也成了思想品德問題，年輕人成長時期的性發育現象，也要納人道德品質的範圍去衡量裁度。對捉姦熱情更是令人驚訝，有信來定是情書，面帶笑大約懷春。單人外出，可視密約，男女同行，疑似通姦。旅館監督，嚴格審查。小腳偵緝隊，警民大聯防……如果有人想要攻擊對手、仇家的話，也經常喜歡編排一些對方的桃色口風甚至姦情傳聞，藉以有力地損毀對方的名聲。而誣人清白的最有效的手段，莫過於散佈對方男女關系的傳聞。唾沫星子淹死人，組織處理和民間輿論兩面夾擊，當事人不但降職降薪，處分開除，僥幸換一個地方，也從此顏面掃地，做不起人。

和未婚妻發生性關係，小戰士前程盡毀

我還認識武漢部隊一位青年詩人小金。七十年代初期，他在全軍就詩名盛傳。《解放軍文藝》復刊時，我們同時被點名參加復刊工作，住在西直門總政招待所。也是初來乍到，孤獨寂寞，有一天他看到隔壁住進了一位女性，人了夜，他便輕輕叩敲隔牆，聽聽有沒有回應。一連幾次，那當然有勾引對方的意思。不料那個女人不買賬，隔天就告到文藝社。小金很快就被打發回去，從此杳無音信。我不但沒有再見過，連他的詩也無影無蹤，在報刊上消失了。這些才子，都可稱當時的人尖子。他們再沒有機會施展宏才，我不知該惋惜他們的不自重，還是該責怪那時的“一棍子打死”。

當時還有這麼一批朋友，他們只是和自己的對象即未婚妻提前發生了性關系，也毫無例外地受到嚴懲。那時即便成婚，兩地分居也很普遍，更不要說未婚夫妻了。部隊官兵的對象多在老家，常年隔離，小夥子大姑娘都正在青春期，性躁動格外強烈。年輕人乾柴烈火，異性身體的神秘誘惑點燃了偷嘗禁果的欲望，每當女方來部隊探視的時候，這類事情就時有發生。比如我們通訊連有個副指導員，年輕有為，已經內定再提職。喜上加喜，未婚妻來部隊探視。小夥子把持不住，住隊期間便沖破了禁區。小兩口的秘密，甜在心裏，連裏也沒人知曉。不料女的返回以後，突然來信說懷孕了。看來紙包不住火了，副指導員連忙向組織坦白交代，同時打報告要求結婚。幾番檢查終於過關，背了個處分，提拔也就自然泡了湯。於是回去辦喜事吧，月餘以後回來，看他吊著個長臉，我明知故問:“嫂子有喜了吧？”他怒氣沖沖地回答:“喜個啥，說是肚子大了，放了個屁啥也沒啦！”原來這女人全然不懂男女之事，月經晚了幾天，就驚恐莫名，連忙向丈夫告急。這下可好，孩子沒懷上，丈夫的前程也毀個幹淨。

對於幹部來說，縱然受了處分，總還有隱忍努力、東山再起的希望。如果是戰士遭遇此類麻煩，一般是乾脆利索打發複員，那是影響一生的重大轉折。我們電影隊有個戰士小張，高中畢業，“文革”時期，當兵的高中畢業就算高學歷了，學技術來得很快，有希望提拔電影隊隊長。小張的女友是高中同學，兩人愛得那叫個如火如荼，情書不斷，那信中思念挑逗，小張每次都看得火燒火燎的，得意時也悄悄地讓我開開眼。偏巧在討論提拔小張的時候，女友來相會了。大家最擔心這兩人“提前接火”，無奈事情還是發生了，女方真真切切懷了孕。坦白交代檢查這一關一關要過自不必說，那時節正好剛剛推出革命樣板戲《龍江頌》，第四場演的是階級敵人搞破壞，要提前把儲備的柴草燒了磚，女支書動員社員們不要上當。這裏有一段情深意切的唱。唱腔大家很快學會了，不過倒不是因為劇情，而是唱詞中間有兩句特能嘲弄小張。從此大家見了小張，碰了頭就唱:“咱們想啊一想，提前燒窯對不對？要警惕，陰暗角落逆風……”唱腔很快傳遍部隊，小張沒有臉面不說，部隊首長也覺得“影響太壞”，當年決定讓他“複員算了”!

提拔不了，只因多次調戲婦女，上下亂摸

我們的幹部科長是個老革命。解放戰爭入伍，參加過抗美援朝，我當兵時他已經休息了。聽人說，楊科長提拔不了，原因是他有個老毛病，多年來多次調戲婦女，屢教不改。楊科長調戲婦女，那可謂是不分時間地點，不管有沒有人在場，隨時隨地出洋相。比方說部隊在露天舞臺演一場節目，他就會鑽到大姑娘小媳婦人窩裏，隔著衣服到人家屁股上擰一把，到人家奶頭上摸一下。比方說他在營房門口的莊稼地轉悠，看到澆地的農婦，突然就會像阿Q一樣發出“我和你困覺”的請求。像楊科長這種手段，他當然不會得逞。但楊科長的特點就在於，他從來沒有得逞過，但他也從來沒有停止過。

隔上一陣，就會有駐地附近的女人找到營房指認，怒喝一聲:“就是他!”於是照例批評檢查。楊科長的檢查在我看來確實夠深刻，每次他都痛罵自己“豬狗不如”，“畜生一樣”。他的女兒比我們大，就住在軍營。有一次大會檢查，楊科長痛恨地說:“我自己也是有兒女的人，要是別人糟蹋我女兒，我能容忍嗎？”但檢查歸檢查，過後照犯不誤。他說:“那會兒就像鬼迷了心竅，就不由我。”最可笑的一次是他在師醫院住院，一間病房四個病人。中午女護土例行測量體溫，拉了拉他的手，遞給一支溫度計。楊科長卻性欲頓起，一把抓住小護士的胳膊，就往蚊帳里拉。光天化日的，嚇得女護士大喊大叫，醫院病人都來圍觀。事後，楊科長照例是深刻檢查，照例是屢整屢犯。批判的火力倒是越來越猛，對楊科長卻收效甚微。楊科長這是怎麼了？連部隊首長也在嘆息:老楊要改了那毛病，除非把那老傢夥騙了。

、十年以後，各種性學著作漸次在書店露頭，國人終於可以坦然.地面對性心理這門科學。二十年後，各家醫院紛紛開設了精神衛生科，心理咨詢也成為一種新興專業走進了我們的生活。這時候我們終於想明白了，楊科長的屢教不改，其實是一種心理疾患，它一般沒有暴力傾向，對侵犯對象傷害也較輕微。對付它，心理醫生們有疏導的辦法。它不是一個改造世界觀的問題，革命大批判的吼聲也嚇不退它。政治思想工作那時被譽為“一抓就靈”，面對一個革命老幹部“性錯誤”卻每每失效。“文革”中奉為萬能的“思想教育”在這裏顯示出了它的局限，也顯示了它的蠻橫。它頑固地霸佔著一切領地，把其他科學一概排拒在外。一種簡單的心病，想對症也那麼難。

後來有一年夏天我去北京，曾就楊科長的病例求教過著名的社會學家李銀河。我詳細敘述了楊科長的歷年行狀。李女士鄭重地說:“他應該去找心理醫生。”她沉默了一下，又接著說，“那時，沒有啊。”是啊，那時，沒有。不是不應有，是不能有。楊科長於是只好不斷地檢查，又不斷犯病，不斷地挨批，不斷地挨罵，一直到老死。

（畢星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