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幫”死黨馬天水的人生歧途

一個寒冷的冬天,華北平原上最後一批莊稼已收割完畢,西風殘照,衰萆淒迷。一個孤獨的老人毫無目的地踽踽獨行,時而狂笑,時而嚎叫--他就是當年上海灘上不可一世的馬天水。

張春橋指點迷津

20世紀30年代初期參加革命,有過一段革命歷史的馬天水,在“文化大革命”中已步入晚年。馬天水一生道路上的大轉折點,是在1966年同張春橋建立了一種特殊關系以後。1966年11月,馬天水去北京參加全國工交會議。會上,馬天水發了一個言,對紅衛兵大串聯影響生產頗有微詞。這下可觸怒了“林副統帥”。這位“甸臨大事有靜氣”的副統帥“靜”不下來了,咆哮如雷,將馬天水沒頭沒腦地批了一頓。馬天水過去參加全國性的會議,耳朵裏灌進去的只是“馬老”、“馬‧老”的親切恭維聲,從未受到過別人批評,更不必說中央領導人的訓斥了。這次觸犯了“林副統帥”的龍顏,該當何罪?想到這一層,馬天水發抖了。後來想到自己的老同事張春橋已當上“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找到張春橋也許有一線生機。張春橋老奸巨猾,他感到這正是把馬天水拉過來為他所用的時候,於是向馬天水指點迷津,亮出了三張“路線鬥爭”的底牌:“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換代”“無產階級司令部到姚文元為止,八個人”“國家變不變色,黨變不變修,主要在中央、省、市主要領導人”。張春橋狡黠地對馬天水說:“你要趕快回到造反派一邊才有出路。否則嘛,群眾運動的洪流一來,那就難說啦!”

“文化大革命”中流行一個新名詞,叫做“路線交底”。張春橋一交底,馬天水的茅塞就開了。張春橋原來是上海市委常委,只是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才當上市委書記,而他馬天水早已是市委書記了。論“輩分”,無疑是馬天水高,但這時馬天水也顧不得這許多了,他感激涕零地在張春橋面前檢討了自己的“路線錯誤”。

張春橋一聽心裏就明白:魚兒上鉤了。於是進一步面授機宜,佈置任務:“你有這個認識就好,留著勁兒以後揭發陳丕顯、曹荻秋嘛。回到上海後,你去找景賢同志談談吧。 ”

馬天水明白,張春橋是把他和陳、曹區別對待的,他一回到上海,就和徐景賢接上了頭。當時,徐景賢只是上海市委宣傳部的一般幹部,自從投靠張春橋、姚文元,打出造反旗號,當上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的頭目以後,正苦於得不到一名上海市高級幹部的支持,陷於孤立的氛圍之中。馬天水在造反派尚未得勢的時候斷然“反戈-擊”,是對張春橋、徐景賢一夥的莫大支持。

江青握著馬天水的手連聲稱贊

1968年4月12日,這對張春橋來說,是膽戰心驚的日子。這一天在上海,突然掀起了一股“炮打張春橋”的浪潮。這時,造反保駕已沒人理睬,馬天水心想,這正是溜須拍馬的好時機,他以“革命領導幹部”的身份出場講話了。在好幾個大會上,他拍著胸脯,唾沫橫飛地替張春橋打包票:“春橋同志的歷史我是瞭解的。有人說我馬天水死保張春橋,說得對。我就是要死保張春橋,我就是死了,也要站在春橋同志一邊。”

馬天水的骨頭之軟,在對待張春橋老婆李文靜上,可以說是和盤托出了。他不但隱瞞了李文靜是叛徒這個當時列為“重大機密”的問題,而且在李文靜面前俯首貼耳。

馬天水為了巴結“造反司令”王洪文,更是費盡心機。1973年3月8日,黨的十大期間,各省、直轄市、自治區代表團對中央領導機構成員進行醞釀,許多代表對提名王洪文有異議。就在這節骨眼上,馬天水跳將出來,作了長篇發言,力陳王洪文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功績”。在發言結束時,馬天水加重語氣強調:“我和洪文同志相處工作多年,我覺得他看問題、想問題很全面,有組織工作、領導工作的能力,不是一個只會沖沖殺殺的人,這一點我可起誓。春橋同志、文元同志長期在中央,上海是洪文主持工作,我覺得,洪文同志至少比我強得多。”

這番話,出自一個長期擔任上海市領導工作的老幹部之口,在場的人能不信嗎?怪不得散會時,連江青也放下架子,跑過來,握著馬天水的手,連聲稱贊:“講得好,講得好!”

馬天水的第一副總理美夢

1976年5月13日,馬天水得了點小病住進華東醫院。在這段時間裏,上海市委的常委中,已經開始在一些心腹親信中吹風“馬老可能要動了,要去北京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了”。連馬天水也感到,自己去占這個位置,只是時間問題了,得橫下一條心,提著腦袋,跟著王、張、江、姚幹下去。從此,馬天水批判國務院在經濟領域裏的“修正主義路線”就更自覺、更主動,也更兇狠了。他根據張春橋的指示,接連製造了”外貿清倉”事件、“銅牌事件”、“更新輪事件”,企圖把國務院和各部委領導入統統打成“修正主義路線”的代表。詩人陰冷,從不誇獎人的張春橋也稱贊他了:“馬天水真是一匹好馬。”

1976年10月7日,中央一個緊急通知將他叫到北京:“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陰謀被粉碎了! 8日淩晨2時,馬天水開完了中央關於對“四人幫”實行隔離審查的“打招呼”會議後回到京西賓館。他神志恍惚,精神緊張,又驚又怕,對秘書憤憤地說:“簡直是突然襲擊,宮廷政變!”

1977年初,馬天水被停職審查。黨的十一大公報發表那天,馬天水膽戰心驚地展開報紙,一字一宇地讀了一遍公報,見到在“四人幫”餘黨中赫然有他的大名,頓覺五雷轟頂,冷汗直冒,精神完全崩潰了。他大叫一聲,兩眼發直,口吐白沫,頃刻間不省人事。等到醒來,人已經瘋了。馬天水患了反應性精神病,經常會獨自一人發呆,有時傻笑。

1978年,馬天水被開除黨籍,並以反革命罪遭到正式逮捕。1982年,上海司法機關審判江青反革命集團在上海的餘黨徐景賢、王秀珍等罪犯時,鑒於馬天水患有反應性精神病,決定暫不提起公訴,取保候審。後來,由馬天水的弟弟馬登坡作保,把他領回原籍河北唐縣養病。馬天水返回老家以後,病情時發,經常離家外出,在外胡言亂語。馬登坡管束不了,向有關部門提出報告,要求解除擔保,由政府處理。有關部門按照社會主義人道主義,決定派人前往唐縣,帶回馬天水,替他治病。馬天水被送到了精神病醫院。在神智清醒的時刻,他一再要求分酉己工作,要求回到工業戰線。他說:“讓我出出主意,做做顧問也好。”1988年11月15日,馬天水死於精神病院,享年77歲。

(顧保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