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國新辦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全面闡述了“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區實踐的成就和基本經驗。這是中央政府首次就香港工作發表白皮書。一時間，這本2.3萬字的白皮書引起各方關注。

白皮書是如何出爐的，這些成就和經驗背後又有怎樣的故事？6月15日，環球人物雜誌記者在北京採訪了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教授。他告訴記者，白皮書主要是由國務院港澳辦一批年富力強的港澳工作者起草的，經過許多涉港澳部門的修改、補充和提煉。半年前，他還曾對白皮書的初稿提出修改意見。作為一位老港澳工作者、多年研究港澳問題的學者，他為“一國兩制”事業後繼有人感到欣慰。

半輩子的情意結

“我的後半輩子都在這個領域，感情很深。” 陳佐洱已經為港澳事務工作了26年。1987年9月，臺灣《自立晚報》有兩位記者進入中國駐日本大使館，提出要公開到中國大陸採訪。這在當時是石破天驚之舉，中央決定以民間的方式讓中新社出面接待，時任中新社福建分社社長、總社港臺新聞部主任的陳佐洱就是當時的代表。兩位記者抵達北京那天，班機晚點了，陳佐洱在機場廊橋上一見面就說：“歡迎歡迎，等了你們38年了”。這句話被當時採訪的中外記者記錄下來，成了第二天媒體的新聞標題，後來還得到鄧小平同志的肯定。任務圓滿完成後，幾個中央單位要調陳佐洱去工作，他最終選擇了國務院港澳辦。

1994年，陳佐洱被派駐香港，擔任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接力香港回歸談判的最後一棒。1997年，香港特別行政區建立，“一國兩制”方針政策付諸實踐，陳佐洱也返回內地先後出任港澳辦副主任、正部長級常務副主任。他說：“一晃20多年過去，我有幸參與、見證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建立與發展，‘一國兩制’從構想到現實的轉變。回憶這些日子我感觸良多，現在白皮書站在國家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的制高點上，做了全面準確的總結，總結得非常好。”

翻開白皮書，歷數香港特區取得的進步，陳佐洱如數家珍，話語間難掩心中的自豪感，“因為我在中央領導下參與其中，盡了自己的一份綿力。”

離不開中央政府的支持

陳佐洱說，香港的矚目成就離不開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正如白皮書總結：“中央政府始終高度重視香港的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全力支持香港應對各種困難和挑戰，在謀劃和推進國家整體發展戰略時充分發揮香港的作用，積極推動香港與內地開展交流合作，為香港保持繁榮穩定提供堅強後盾”。

“我在三位總書記、三位總理、三位副主席的領導下從事過一些涉港澳的具體工作。這些國家領導人的個人風格或許不同，但都時刻把香港、香港同胞放在心裏。例如，香港回歸17年，大陸向香港運輸鮮活產品、淡水、能源天然氣、食品蔬菜，從來沒有間斷。奧運金牌選手、遨遊太空的航天員歸來後，慶功會還沒開就被派到香港與市民、學生座談聯歡。” 陳佐洱說。

中央政府如何支持香港度過一次次危機，陳佐洱也歷歷在目。他回憶說：“香港第一次請求中央政府支持在1998年7月13日。”當時，剛啟用一周的香港國際機場貨運服務因電腦系統故障，陷入癱瘓，每天損失達18億港幣。面對突如其來的難題，行政長官董建華向港澳辦發函，希望借用深圳機場來維持對港貨運服務。當天下午，港澳辦收到來信，馬上草擬建議並上報。第二天上午，這封來信和港澳辦的請示，就繞過層層公文流轉程序，被直接送到朱鎔基總理手裏。朱鎔基立即批示全力支持，特事特辦。下午兩點，港澳辦與民航總局、公安部、海關、交通部各部部長開會討論支援方案，兩小時後陳佐洱率各部代表奔赴機場。“我們到深圳是當晚11點，相關領導及機場管理人員已在會議室等候，大家同心協力幫香港解決問題。”很快，深圳機場準備就緒，確保來去香港貨物40分鐘離境或入境裝上飛機。

白皮書中還提到中央政府對香港抗擊“非典”的支持，“在內地同樣急需抗疫醫藥物資的情況下，中央政府無償向香港提供大批抗疫藥品和器材”，陳佐洱親歷了這次“火速供給”。他回憶說，當時特區政府開出一張所需物品清單，中央政府照單全收。港澳辦牽頭，發改委、衛生部、藥監局等部門立即組成工作小組，7天內保質保量地完成了任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全球搜羅醫用防護眼罩，這種眼罩只有德國一家工廠生產，一個月只生產1萬個，香港特區就要5000個。還有防護衣，香港的防護衣拉鏈在後面，就因為這個細微的差別，我們專門找了幾家工廠日夜趕工改制。最後交付物品時，裝了滿滿3輛卡車，董建華先生在深港交界處一再感謝中央政府的支持”。

最痛心的兩件事

白皮書的最後一部分，提出“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踐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香港社會還有一些人沒有完全適應這一重大歷史轉折，特別是對‘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和基本法有模糊認識和片面理解。目前香港出現的一些在經濟社會和政制發展問題上的不正確觀點都與此有關。”

說到那些少數“沒有完全適應”的港人特別是年輕人，陳佐洱覺得很痛心。近年來，一些青年多次在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解放軍軍營門口揮舞著英國米字旗，高喊：“中國人滾回中國去，香港唯一出路是獨立建國，《南京條約》萬歲。”今年，更鬧到了英國總領館門口，要求英國廢除中英聯合聲明，把香港再收回去。陳佐洱說：“他們手裏的米字旗應該放進歷史博物館，而不應出現在街頭！去年，習總書記兩次指出：‘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一個民族的歷史是一個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礎’。而如果連自己民族的歷史都不知道，還會有什麼前途與未來呢？”陳佐洱還反思道：“這些年輕人才20歲上下，香港回歸時還是牙牙學語的孩子。為什麼會變成這樣？為什麼香港回歸前選修‘國史’的高中生有5萬人，占全香港高中生的45％，現在僅有7000人選修了？！”

另一件讓陳佐洱痛心的，是香港的經濟發展。他說：“近期我看到一組數據，瑞士洛桑管理學院公佈最新全球競爭力排行榜，香港由前年第一名降至去年第三，今年更跌落至第四。從經濟總量看，香港在全國的份額也從過去的20%多降至3%。當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來自香港內部，過多的人為內耗拖慢了當年享譽全球的‘勤奮、頑強、高效率、快節奏的中環腳步’，使得香港在過往10多年裏未能充分利用與祖國內地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大好機遇。”

陳佐洱還提到外國勢力對香港的幹預。他說：“香港是一個國際經濟中心城市，國際投資者公平競爭的聚寶盆，中國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舉雙手歡迎全球投資者，但是，我們堅決反對把香港變成顛覆中國基地的企圖，香港如果成為顛覆中國的基地，對我國的發展是障礙，對香港本身來說是災難。”而白皮書讓外國更瞭解“一國兩制”的真諦，顯示出中央捍衛主權的決心。

為了整合全國研究港澳問題的社會力量，去年12月全國港澳研究會成立，陳佐洱當選會長。他聯合350多名內地和港澳的專家學者及30個研究機構，對“一國兩制”問題進行多學科的調查研究。他們樂意擔當中央港澳事務的高級智庫，既積極建言獻策，又堅決為中央作出的決策保駕護航。在白皮書形成過程中，全國港澳研究會就有多位學者參與其中。白皮書發佈後，他們也進行了熱烈地研討。回顧研究會半年來的工作，他說：“的確，中國的香港、澳門很值得研究，很有得研究。”

（毛予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