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友好的政治環境”

百年來，除“東方之珠”的美譽之外，香港一直有著“間諜天堂”的綽號。作為東西方交流的樞紐，很多來自隱秘戰線的冒險家們來到這裡，他們在常人看不到的競技場上激烈的較量著，讓香港成為名副其實的“間諜天堂”。

二戰時，香港曾與里斯本、卡薩布蘭卡並稱“世界三大諜都”。香港之所以能成為間諜的天堂，很大原因在於香港的法律、文化和理念，也部分得益於香港高度的國際化水準，以及毗鄰內地的地理位置。當前，香港與一百多個國家或地區有免簽協議，人員往來便利。

香港特區政府稍早前的統計資料顯示，每天有幾十萬人次穿梭於中國香港、內地以及其他地區。頻繁、龐大的人群流動，為情報活動提供了最好的掩護。

隨著美國前特工斯諾登從香港安然無恙地來去，各國間諜更加珍視香港“友好的政治環境”。與內地不同，香港承認雙重國籍。倘若一名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英籍香港公民，一旦被發現從事間諜活動，即便港府打算將其驅逐出境，對方如果向法院提起訴訟，港府就會陷入一場曠日持久的官司中－－香港沒有禁止間諜活動的法律。如斯諾登，即便在他國從事間諜活動，事後出逃香港，香港政府也無權將之引渡出境。根據香港法律，引渡的對象必須在香港本土犯罪，何況從事間諜活動在香港並不屬犯罪。

“英國人走得並不‘幹淨”’

中環－－香港的政治和商業中心，跨國金融機構以及外國領事館林立，情報暗戰也毫不遜色。

1997年回歸之際，駐港部隊接收位於中環添馬艦基地的威爾士親王大廈時，赫然發現大廈內部很多隱蔽之處都破裝了先進的竊聽器。“撤退的時候，英國人走得並不‘幹淨’。”駐港機構人員說，會議室的牆壁中、地板下，甚至衛生間的馬桶底座旁都發現有竊聽器。這些竊聽裝備很先進，不會像普通的竊聽設備那樣，通話時會幹擾雙方的通訊；即便這些竊聽器發出聲波信號後，普通的反竊聽偵查儀器也很難檢測到。回歸後的幾年間，這座大樓幾乎處於停用狀態。

2006年5月2日香港《明報》報道，威爾士親王大樓裝修拆除一幅牆壁時，再次在牆身內發現竊聽器。當時，駐港部隊回應相關新聞報道時，並未正面回應是否發現竊聽器，但承認曾對大樓進行過正常的維修和保養。《明報》還援引駐港部隊新聞發言人話說，“搬入前已做妥相關的安全檢測。”這意味著，這些竊聽設備也有1997年之後被安置的可能性。甚至有香港媒體認為，駐港英軍是在1996年8月之後，經四階段陸續撤離香港，這期間防衛鬆懈，不乏其他勢力乘亂潛入軍營安裝竊聽設備。

2005年6月，曾蔭權就任香港特區第二任行政長官，決定將官邸迂回“港督府”(回歸後已改名禮賓府)。入住前的裝修中，就在宅邸內發現有大量竊聽器。難怪1997年董建華上臺後不肯進駐“港督府”，而是將自家宅邸定為特首官邸。

如今，西方情報機構在港的活動並沒有消停。一名駐港機構代表指出，這些“境外勢力”有的以外交人員身份，有的則以經濟文化等身份在港，他們隨時服務于“英國的需要”，其“行動中心”就位於英國駐港總領事館內。

與美國“依賴高科技”相比，英國情報機構更注重“人的資源”，即十分注重對關鍵人物的收買與策反。為了達到目標，長期盯住關鍵人物，時間可以長達數年甚至十數年之久。正是這種情報運作方武.令英國當局可以在十分低調，不易被察覺的情況下，獲取大量核心情報。此外，英國情報機構在香港還有一招“殺手鐧”，即擁有大量政府高級公務員的絕密資料，包括個人汙點、個人升遷軌跡等等。在回歸前一年，此類資料並未在香港銷毀，而是運回了英國。通過此類數據，長期控制著一批港英過渡的高級官員。

“外部勢力”的目的

國際上，駐外使領館公開的職能之一便是觀察駐在國或地區的情況。每星期，這些駐港情報搜集人員都要撰寫報告，以便向本國匯報。

不僅單打獨鬥，西方國家的外交代表和情報機構還在港分享情報。比如美國領事館會定期或不定期舉行駐港“七國領事會議”，內容是通報中美活動、協調對香港問題的看法和行動。於是，該會議又被稱為“七國情報小組”，地點一度設在中環的“外國記者俱樂部”。

多年來，除搜集香港本土的情報外，情報人員還以香港為跳板，開展針對內地的間諜活動。1997年，中國相關部門就破獲一起間諜案，主犯約瑟夫‧陳利用美國駐港總領事館空軍上校聯絡官的身份，多次前往中國東南沿海地區搜集軍演等情報。此外，改革開放前，日本諜報機關通常會在香港開設一家貿易公司，伺機借助“廣交會”進人中國內地。如今，以獲取經濟情報為主的日本情報人員對香港保釣團體越來越感興趣，甚至有香港媒體披露，日本在香港保釣團體內部安插有臥底。

據香港媒體披露，一些長期資助香港“民主派”團體和研究機構的組織負責人，大都有美英情報單位的背景。中情局常年給予其控制的香港研究機構多達百萬美元的巨額經費資助。